春节前夕，接到张菁主编电话，说《青年文学》杂志今年创刊四十周年，要我写篇回望的文章。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被触动了一下，连磕巴都没打，就应承下来了。
算起来，到今年的二月份，我到北京的时间也恰好是四十周年了，先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校对科实习了半年，正式到《青年文学》上岗是一九八二年七月的最后一天。那时的办公室是在东四十二条21号院内的宿舍楼里，在六楼一套小三居中最大的、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过道上，挤进一张桌椅，我的编辑履历就从这里开始了。记得上岗没几天，就赶上了第五期（当时是双月刊，即十月出刊）的校样，编辑部领导陈浩增拿了一套没组版的长条校样让我边校边学。当我拿起这份带着铅印墨香的文字校样时，一种新鲜感和神圣感油然而生。这一期是小说专号，不久前《青年文学》编辑部在青岛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青年作者暑期创作班，计有邹志安、铁凝、金河、刘富道、王小鹰、张石山、姜滇、王梓夫、京夫、张炜等二十位作者参加，这种编辑部与作者面对面交流创作修改作品的笔会方式，《青年文学》是最早的实践者，后来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刊物经常采用的方式。这期的主要作品就是创作班上的成果。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虽然具体内容已大都想不起来，但那几天校读的兴奋和感动，至今仍有记忆；过去也常看各种杂志，但更多是出于爱好的纯粹阅读，而那几天的校读，与我已有了一种职业的关联，在心理上，有了荣辱感和责任感，甚至客观上给我树立了《青年文学》取舍稿件的高质量坐标。也正是那一期中的两篇小说，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和铁凝的《哦，香雪》分别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青年文学》创刊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它的前身是《小说季刊》，以转载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风起云涌，生机勃勃，那是一个生长的年代，一切都在出发、拔节。刚进编辑部，我生瓜蛋一个，见人喊老师，人说这里不兴叫老师，于是老陈老赵老牛等，就成了通常的称谓，平等而亲切。开始我主要处理自然来稿，每天来自全国的稿件都以麻袋装，地址大都写“北京《青年文学》收”，而无须写具体的门牌号就能收到。那时的文学热情，是燃烧着岁月的。编辑部的氛围宽松活跃，无论上下、长幼，交流探讨之风蔚然。至今记得我初上稿件的过程：那是广西作者梅帅元写的短篇《莽山叠唱》，二审陈浩增通过后被终审王维玲毙了，正因了编辑部宽松探讨之风，我大着胆子找老陈，请他向上再转呈我的理由。几天后王维玲找到我，他身材魁梧气场十足，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你还是没能说服我，并说，作为一个编辑，不能因为地域观念、人情观念而放低标准，这样会毁了刊物也毁了你。我还是不服，回来后写了一篇二千字的评述文字再次上呈，终获通过，老王还在编辑部会上表扬了我，并说“可能是我看走眼了”。这个过程对我影响很大。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著名编辑家、作家，是《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等文学经典的责编之一，作为领导和长辈，他有魄力、敢担当，严格要求又平等宽厚的风范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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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与王维玲、萧亦农在一起
铁凝在《青年文学》创刊五周年时曾回忆过一件事，她说几年前《青年文学》的编辑到保定向一作家组稿，不惜费了周折到四十多里地的林场找到作家。铁凝感慨：在我头脑中，《青年文学》的形象便同这位编辑的精神连在了一起，这便是《青年文学》编辑部的整体形象。这是实话，那时的编辑部确实有这种干劲和向上的氛围。记得在内蒙古海拉尔的乌热尔图家，他向我推荐了一位有潜质的作者涂志勇，随后我就直奔内蒙古鄂温克旗，在涂志勇平房的家喝酒畅聊一宿，第二天出门却推不开门，原来晚上下了一夜的雪，大雪封门而我们竟浑然不觉。这样的例子，编辑部的编辑们都遇到过很多，大家都乐此不疲。刊物是平台，文学是纽带、是“国际歌”，只要“歌声”起，到处有和声。
《青年文学》从创刊伊始，就确定了“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的办刊宗旨，以展示文坛成果，推出文学新人为己任。围绕这一办刊宗旨，编辑部花费很大精力，在外稿中淘金，组织创作笔会，并且在每篇作品后面配发作品小析和短评，形成自己鲜明的刊物特色，很受读者欢迎。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社会文化的多元，娱乐方式的多样，信息传媒的发达，给现代人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在新的形势下，面对读者阅读趣向的分流和作家创作多元取向的状况，我们在保持《青年文学》已经形成的青年性和当代性特色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这样的办刊思路：以小说体现刊物的分量，以纪实文学体现刊物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可读性，以散文随笔体现刊物的品位。
作为一本综合性的文学期刊，经营小说当然是重中之重，不仅推出了《明姑娘》《哦，香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一批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还团结了一大批有潜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甚至给足版面，连续推出。比如在一年时间里，发表了新作者魏世祥的《火船》《红帆船》《喜船、鬼船》《白船队》四部中篇小说，这群黄河边上的“水上吉普赛人”那种自由自在、剽悍放浪生活以及磅礴的生命力量，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一股鲜活的气息。又比如刘震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连续推出他的《栽花的小楼》《罪人》《新兵连》《头人》《官人》等七部中短篇小说，也见证了刘震云由温暖到有点惊心动魄的热闹，再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叙述风格变化的过程。至今记得震云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张照片，平时嘻哈的他一脸庄重地说，这是从小把他带大的外祖母，照片上外祖母站在一片田野上，有风吹着。这是他的故乡，也是灵感的源泉，这是以后他的很多创作的重要承载地。还有刘醒龙，一九九一年时，他的名字相对还比较陌生，面对他六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威风凛凛》，不是没犹豫过，对于一本只有八十个版面的文学月刊，还没有一期发过这么长的文字，唯一破例的是刊发王朔的《橡皮人》，七万字，是分两期发完的。但最终还是难以舍弃刘醒龙这部饱满、酣畅，对人性的揭示是深入到骨头缝里的小说，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还能记起西河镇肉铺那个耍刀也耍人、威风凛凛精神不倒的五驼子。这之后的刘醒龙，文思奔涌，佳作频出，《村支书》《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农民作家》等，为他自己，也为《青年文学》赢得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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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的丹东笔会，莫言、刘震云、洪峰、林和平、刘毅然、张欣、嵇伟、刘西鸿等作者参加
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是那个时期读者越来越偏爱的文学样式，这主要得益于它真实的力量。记得八十年代后期，由全国百家期刊联合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最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隆重颁奖大会，史无前例。在小说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报告文学继续引领时代的共振点，积极参与和表现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我们要求的纪实文学，力求是宏观性的深度报告，在选材上，应该是读者关注的社会热点，比如我们组织编发的《黄色档案》（全国扫黄打非行动题材）、《共和国告急》（矿产资源流失题材）、《温故戊戌年》（新颖独到有深度的历史题材）、《理性与情感》（当代大学生恋爱及婚姻的思考）等等，既加大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力度，也增加了刊物的可读性。
散文随笔相对来说是更偏重性情的文学样式，上世纪九十年代，散文以流水无声却突然汹涌成势的姿态，掀起了“散文热”，不仅写作群体和受众剧增，而且各种旗号林立，文化散文、政论散文、行动散文、性灵散文、在场散文、小女人散文等等，这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青年文学》顺势而为，加大散文篇幅，增设“名家随笔”等栏目，希望以此提高刊物品位。
一本刊物就是一个集合体，就像一桌宴席，操作者考虑的应是如何使其丰富多彩、色香味俱全，这就需要用心经营各栏目。栏目的设置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它还蕴含着办刊人主动作为的意识和策划的思维。国内众多的文学期刊，通常是以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设置栏目，显得笼统和平面化，缺乏立体感和层次感。从一九九四年开始的以后几年，《青年文学》在栏目的设置上陆续做了不少努力和尝试，比如同样是小说，“封面人物作品”和“名家新作联展”栏目主要发重点作家、知名作家的作品，“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主要刊发文学新锐的作品，而一般的小说栏目，则偏重于文学新人作品。力图通过作品“分类”的重组，构建一个立体多层次的感受空间，通过这些指向性较强的栏目设置，给读者一种引导和暗示，在进入阅读之前，提供给读者一个预先的感受尺度，因为阅读名家和非名家的作品，读者预先的期待和感受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预先暗示的设置，对于读者调整阅读心态从而更好地把握作品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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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醒龙在 1992 年
“六十年代作家群”这个概念是《青年文学》率先提出的。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关注这批年轻的作家作品，他们大都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靠着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领悟和穿透力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表现一种人性的可能、生活的可能及文学的可能，由感受生活获得丰富的心理积累并加以独到的表达，是这群年轻作家共有的特色。直到一九九四年，我们认为这一年龄段的作者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于是，从一九九四年第三期开始，《青年文学》开设了“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记得在栏目开设前，我们还邀请了作家评论家对这一栏目设置的可行性召开论证会，得到充分的认可，这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这一栏目开设四年来，共编发了八十余位作家作品，几乎囊括了这一年龄段最具创作潜力和实力的作者，可以说，这是一次对跨世纪文学新锐的大检阅。而今，“六十年代作家群”已经成为文坛广泛认可和使用的文学概念，并且延展成“七〇后作家”“八〇后作家”等以年代划分群体的概念，同时也为作家作品的评论与研究打开了代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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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余华、周梅森在 1995 年的贵州笔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刊物不应沉湎于“纯文学”的错觉而走向封闭的孤芳自赏。打开视域，加大刊物信息量，使刊物更加灵动、丰满和具有文化质感就成为我们的探索方向。为此，我们设置了“重说大师”“人生写实”“文苑漫步”栏目，意在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开阔的文化视域和背景，呈现作家的文情风采和文化底蕴。另外，刊物的封二、封三和封底，应该是“黄金地段”，我们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有意识地开发这块“门脸”。具体做法是：三封栏目化，栏目系列化，系列知识化系统化。比如我们开设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女性方式系列、中国当代艺术热点系列、文化与收藏系列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八年，我在《青年文学》工作了十六年，这是弥足珍贵的记忆，这段经历给我的教益和滋养，金不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