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发起向中南地区的大进军。一路所向披靡，于7月间便进入了湖南、江西，矛头直指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

7月16日始，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多次电示第四野战军首长：消灭白崇禧集团，要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并指挥二野第4兵团，一面加快解放江西、湖南的步伐，一面积极准备向华南进军。

这样，包括广东、广西两省的华南地区，便成为了毛泽东当时在战略全局上关注的一个重点地区。

华南特别是广东，既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国民党当局逃离大陆的聚散地。

盘踞广东的国民党军

这里不仅有从南京南逃至此的国民党政府，而且毗邻香港、澳门和法占越南；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将作为祖国的南大门。

无论是军事、政治、外事、侨务等方面的工作，以及要面对的复杂情况，都十分多、十分复杂，有的工作还牵动全局。

因此，需要将解放华南、接管华南与安定华南统一起来部署，特别是要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前去筹划和主持。

派谁去呢？毛泽东首先想到了北平市市长叶剑英。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与筹办了黄埔军校并担任教授部副主任。

1927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筹划南昌起义和领导广州起义。

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重大历史关头，他都显示了坚定不渝的信念、临危不乱的风度和有勇有谋的品格。

如：红军长征途制止分裂图谋的特殊贡献；1940年3月在蒋介石召集的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舌战群儒”的特殊经历；

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军调部执行的特殊任务等，都使他在党内和军内广受赞誉和崇敬。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他担任中共领导的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短短几个月，就将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古都有条不紊地接管停当，并使各项工作走上轨道，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因他先后担任过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等职，党内和军内上上下下都习惯性地称呼他“叶参座”。

由叶剑英这样既熟悉广东情况、又能独当一方的将帅之才去主持解放广东、经营广东的工作，毛泽东无疑是放心的。

7月的一天，北平西郊，环境幽雅的香山双清别墅。-辆小车由远而近，直抵院内。叶剑英从车上下来，随卫士长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一见叶剑英，喜上眉梢。立即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叶剑英握手。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简单寒暄之后，叶剑英汇报了北平治理情况，还特别向毛主席请示了关于工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几个棘手问题。

不料，毛主席并没有回复叶剑英提出的问题，反而突然说道：“让你这个老广，衣锦还乡，怎么样呀。北平市的工作你就莫管了。”

叶剑英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说：“主席，我还没做好思想准备……”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解放华南提上了议程，那里情况复杂，许多事涉及政策，牵动全局。由你回老家去主持华南分局的工作最合适。”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

“何时动身？”非常乐意为家乡父老做点贡献的叶剑英没有推托。

“你先准备一下，下个月就走。走前我们再谈一次。”毛泽东弹了弹手中香烟上的烟灰，略有所思。

叶剑英看主席工作繁忙，不便久坐，即从沙发上起身，准备告别。毛泽东亦起身握着叶剑英的手，两人的脸上都露出愉快的笑容。

叶剑英受命后，一面继续参与决策和处理北平市党政军各方面的重大事宜，同时抓紧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

从“指示”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新的华南分局，隶属华中局领导，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

并规定，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为书记；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南路、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

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华南解放后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提供了组织保证。

几天后，叶剑英再次来到香山，向毛泽东汇报南下准备情况和请示华南分局的工作，并辞行。

毛泽东仔细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当叶剑英谈到准备借用接管北平的一些有用经验，去接管广州时，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并补充说：

“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与香港有密切的联系，国民党的势力和粤桂两系的军阀都在那里有很深的根基。”

“我们一定要把广州接管好，接管搞得如何，在国际国内都有重要的影响。”

叶剑英频频点头，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来。

叶剑英汇报完之后，毛泽东带着满意和信任的口吻恳切地说： “剑英，这次南下担子不轻，你要把广东、广西的工作全面抓起来。”顿了顿，毛泽东问他： “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叶剑英觉得干部不足、人手紧张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便很风趣地回答说：

“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您看怎么办？”

毛泽东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不错，‘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两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叶剑英自然会意，毛泽东讲的“泉水”，是指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地方党组织中，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人手问题不难解决。

谈到这里，毛泽东收起了笑容，郑重地嘱咐叶剑英： “这几年，方方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级党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游击斗争，成绩很大。”

方方

“南下同志对他们的工作要有恰当的估计，要处理好南下部队官兵同当地干部之间的关系。”

“请主席放心，我会慎重处理好这个问题。”叶剑英答道。

离开北平前同毛泽东的谈话，使叶剑英对回到南方后如何着手展开工作，特别是怎样发挥原华南分局系统干部的作用，心中有了底。

8月9日，叶剑英带着毛泽东的嘱托，离开北平南下。途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于9月初抵达江西赣州。

10月19日，即广州解放的第5天，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10月21日，叶剑英同方方及负责留驻广东的第15兵团负责人，进抵广州市。随即组建政权，开展工作。

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成立。广东军区领导机关由第15兵团兼，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省、市党政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广东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百战归来意气雄”。22年前叶剑英参加领导广州起义，在羊城这块土地上留下过血汗。

阔别多年后的今天，他以华南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要领导华南人民当家作主，自然心潮澎湃，意气风发。

他决心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迎接新的挑战，建设好人民的新广东，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然而，广州解放后，国民党的“应变计划”开始发酵。

解放初期的广东，毗邻港、澳和法占越南，背靠闽、赣、湘、桂，南临广阔无垠的南海，海岸线全长5000多公里。

省内既有峰险林密的崇山峻岭，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汉水网，还有星罗棋布的600多个大小岛屿。

作为国际间谍机关重要据点的香港，驻有针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美国间谍机构8处，英国间谍机构10处。

台湾参与的“中美合作所”、“中美情报处”、“东南亚情报组”、“中美英情报所”等国际性合作间谍机构20处。

澳门则有各类间谍机构6处，加之海南岛、万山群岛、南澳岛等众多岛屿尚未解放，匪特机关频繁地将流散港澳、海岛的散匪派往内地，有时一天就达400多人。

这一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造成了广东特务多、土匪多、黑社会组织多，社会治安情况极端复杂的特点。

广州，作为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则是各种黑恶势力云集和各种矛盾斗争交汇之地。

1949年2月至4月，随着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大进军，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总统府先后迁到广州。

“总统办公室”设在广州市政府前座

继而，全国各个战场上南逃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残兵败将、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大量麋集至此。

至国民党军撤离广州之前，全省4700多名国民党特务中，广州市占了3600多名；全省18.4万多名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团分子中，广州市占了3.3万多名。

此外，全省历史遗留的10万多名封建会道门成员中，广州市占了4万多名；

全省初步统计的4万多名土匪中，广州郊区及外围珠江三角洲地区占了1万多名。至于从各个战场溃逃涌入广州市的散兵游勇，则无法计数。

随着广东战役的发起和广州解放的临近，国民党当局加紧布置“应变”，确定“中上层露面的均撤退，中下层大部潜伏”。

采取“化整为零、不离辖区、个人负责、单线领导、多线发展、职业掩护、重点布置的方式方法。

并与各种黑社会团体结合起来，利用散落在城内外的10余万支枪，开展“敌后游击”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复国”。

直到国民党军临撤离广州前夕，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计划地策动了1000多名流氓土匪与散兵游勇，利用国民党军撤离、解放军入城前的“真空时间”，施行抢劫破坏和捣乱。

因此，解放后的广州市，一方面是人民欢庆胜利，人民政府抓紧解决群众的安居乐业问题。

而另一方面，则是黑恶势力暗流涌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种派系的潜伏匪特，有的以合法社会组织的面目，借口接收，敲诈商户；

有的冒充解放军和政府人员公开打劫、勒索；有的串通黑社会，网罗地痞流氓等社会渣滓，猖狂行凶作恶；

有的明目张胆为国民党飞机发信号，指示空袭和轰炸目标。加上大街小巷一群群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全市仅抢劫案件平均每日就达80多起。

从而，造成市不安业、民不安居。

广州郊区，反动势力更是横行无忌。 “应变”潜伏的匪特骨干根据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渗入郊区农村。

他们网罗“大天二”（即土匪）及流氓、地痞，发展政治土匪，组成“反共突击军”、“敌后暗杀团”等匪特组织，时而在夜间打黑枪，袭击解放军哨兵，暗杀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时而潜入市内，对人民政府驻地、机场、车站、发电厂等重要目标实施爆炸；

时而劫掠车船，包围村庄，开展“游击活动”。市桥附近江面上，人民政府支前运粮船队就曾多次遭到武装土匪的抢劫。

不仅如此，匪特机关还派遣特务，在暗藏匪特的配合下，千方百计行刺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干部。

在叶剑英经常办公的市政府驻地，曾接连发生两起爆炸事件，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一天下午，叶剑英在中山五路参加一个民主人士座谈会后，驱车返回东山住所。

行至农林路，前面一辆卡车后厢上的帆布突然撩起，紧接着，便是“哒哒哒！”一长串子弹向叶剑英的座车扫过来。

幸得早已处于临战状态的警卫员迅速举枪还击，司机则转动方向盘，猛踩油门。

匪特见我方已有防备，只好驾车窜上岔路，向沙河方向逃去。匪徒此次行刺，除叶剑英的座车车头部位中了一枪外，车上3人安然无恙。但匪特势力的气焰之嚣张昭然若揭。

国民党的“应变计划”，似乎开始在解放后的华南中心城市广州发酵，并产生效果。然而，人民的广州，岂容这帮丑类横行！当他们还来不及弹冠相庆时，情况就起了变化。

叶剑英强调：敌人企图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要像理发一样，把他们剃光。

对匪特势力的破坏阴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第15兵团的领导们早有所料，早有所备。因此， “肃清土匪特务，巩固革命秩序”，成为了他们确定的进城后的首要任务。

广州一解放，根据赣州会议的决定，第44军即奉命担负广州警备，其所属第132师为广州的警备师。

132师随即对全市的银行、监狱、电台、机场、车站、码头、仓库等所有重要目标和关系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电厂、水厂等实行了军事管制；

广州解放之初，一批身份不明的人，乘市内秩序未定之际，巧用各种名目，散发宣言文告，妄行接管市内公共机关及国家财产。

有的甚至组织武装部队作恶社会。但在旗号上都涂上一层保护色，冠以“革命”、“人民”甚至“中共”等字样。

如“广州外围人民武装指挥部第二指挥站爆炸第一中队”、“中和党革进委员会”、“中和党革进会人民讨蒋军粤西纵队”、“民主联军广州总队”……

这类组织，共达100多个，一时让人眼花缭乱，面目难辨。

解放后的广州城

警备司令部首长和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这类社会组织大都来历不明。

其中，有的可能有极少数进步人士参与，希望为新社会做点事，自己也谋个出路；

但大量的是搞政治投机，企图浑水摸鱼，盗窃国家财产，以饱个人私欲；

还有不少则有特务分子潜入其中，把持操纵，进行破坏，以损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声誉。因此，必须坚决处理，以正视听。

但这类组织的数量大，人数多，如待一一甄别之后再来处理，必然费时过长，影响社会安定。

经请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采取“先取缔，后甄别”的办法予以解决。在未查清其面目之前，先对各组织的主要头目进行软禁和拘留审查。

为了减少社会动荡，达到出其不意、静中处理的效果，警备部队制定了一个智取的方案。

广州市长朱光

10月20日，各社会组织的头目都收到了一份发自广州警备司令部的“请柬”，说借.警备司令部成立之机，特“邀请”他们翌旧到警备司令部来“聚谈议事”。

能得到警备司令部的“垂青”，头目们自是欣喜不已。

第二天晚上，警备司令部门前灯火辉煌，一派喜庆的景象。接到请柬的各社会组织头目，大部分按时来到了警备司令部。

一些原先因未掌握其情况而没被邀请的组织头目，竟带着礼物不请自来，想拉拉关系。至晚上8时，到会的已有百余人。

这时，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忠诚看了看表，走到副政治委员吴富善跟前轻轻地问：“人到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开始？”

吴富善环视一周，觉得时机已到，向黄忠诚点了点头。

忽地，警备司令部的大门“吱”一声关上了，会场周围立时出现了大批荷枪实弹的战士。

黄忠诚

与此同时，警备司令部外面的道路也被警备部队封锁，一些社会组织头目带来的卫士、保镖则在会场外的房间内被顺利缴械。

接着，吴富善走到会场前的台阶上，向大家宣读了关于取缔各种非法组织的公告，并发表讲话。他严肃地指出：

“现在我宣布，你们的组织都是非法的，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并将接收的财产、武器及各种手续全部交出。”

“至于你们本人和你们组织的成员，除少数匪特分子我们将调查处理外，均本宽大政策，不加深究，望勿惊疑。”

吴富善讲话之后，各组织的头目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突然，人群中“砰”地响了一枪，一名非法组织的头目不服气，当场开枪打死了警备司令部的一名干部。

解放军战士被迫开枪自卫，并冲上去将这名顽抗分子予以逮捕。

其他头目眼见大势已去，顽抗徒劳，一个个只好当场交出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证件、符号及材料等，接受警备司令部的审査甄别。

当晚，警备部队分赴各非法组织驻地，收缴武器，追査其非法接收的财产。

经过两个小时的突击行动，警备司令部共收缴长枪500余支、短枪100余支，并将各组织人员800余人集中起来，一一进行甄别。

对大部分受骗、盲从者及投机分子，经过教育后，予以释放。而那些罪恶累累的特务、土匪，则交给人民政府惩治。

这次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的行动，由于组织严密，未遇到大的反抗便大获全胜，顺利地粉碎了一些匪特分子鱼目混珠、破坏接收、搞乱治安的图谋。

在这次行动的基础上，警备部队全面出击，采用多种战术手段，将隐藏在各个角落或公开作案的小股零星匪特分子抓捕归案。

广州市西关地区是繁华的商业地带，这一带大街小巷相互交织，人口稠密，交通拥挤，为匪特分子逃窜隐蔽提供了条件，从而成为匪特分子出没无常之地。

担任巡逻警戒任务的第395团指战员针对这一特点，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形成了多种灵活机动的对付匪特分子的方案。

一个寂静的夜晚，劳碌了一天的市民们都已进入梦乡。在下九路、第十八甫路地带，一队巡逻分队刚刚过去。

忽然，10多条幽灵似的身影从一条小巷子后面窜出，直奔停在附近的一辆军车。他们是企图抢劫解放军军车上物资的匪特分子。

但未来得及下手，后面便响起了震雷般的吼声： “不许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都把手举起来！”

匪徒们知道碰到对手了，慌不择路地撒腿就跑，却又撞上了前面巡逻分队的“回马枪”。10多名匪特分子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

习惯于“按套路出牌”的他们哪里知道，巡逻分队已改变了巡逻方式。

过去是单一小组一线式的巡査，走过之后也过过去了，现在改成前后两组，拉开距离，一遇情况，后部巡逻组往前赶，前部巡逻组往回堵，两头夹击，形成对目标的包围。

采取这一战术，匪特分子再狡猾，也成了瓮中之鳖。

上九路、太平路口素来不设哨卡，匪特们到了这里，便如同吃了“定心丸”。

一天清晨，第395团6连巡逻分队在这里突然设置哨卡，对公共汽车和三轮车进行检査。

因巡逻分队事先对警戒、搜査、看管做了明确分工，实施起来动作迅速，有条不紊，交通未受影响。

结果从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三轮车上査获5名匪特分子、100余公斤炸药及一批枪支。

解放前的10余年，在粤汉、广三、广九铁路沿线上，一提起“飞轮党”，人们莫不色变。

“飞轮党”是一群特务、惯匪、流氓的混合组织，专门在粤汉、广三、广九铁路线上从事抢劫货物、勒索行商等勾当。

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且个个能在火车疾驰时跳跃上下，故名其为“飞轮党”。

“飞轮党”有划分地段抢劫的“行规”。其头子梁公泽、黄秋才等凭借势力，霸占了广州火车南站至西村之间的码头。

他们经常率领匪徒携带枪支，在南站火车开始移动后即蜂拥上车，对乘车的行商大肆搜掠。

车行至西华路口时，即分别跳车而逃。抢得的银款归梁公泽分配，所掠货物则运至中华路四牌楼卖给商家、摊档。

原国民党广东保安司令部突击排长刘扬，在深圳被俘，经教育释放后，其本性不改，携械潜入广州参加“飞轮党”，仅半个多月即在市区连续7次向运输商行勒索行劫。

活动于清远县源潭至银盏坳地段的“飞轮党”头子、惯匪欧吉元，先后勒索运输商行100多次，仅广州一地受其害的商家即有十三行利隆等16家。

活动于乐昌一带的“飞轮党”头子、军统特务何志刚，不仅纠众在粤汉铁路线上行劫商民、勒收“保护费”，而且抢劫我军枪支，刺探我军情报，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

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岂容这帮匪徒继续横行！

1949年底至1950年春，广州警备部队与公安部门一起，在铁路沿线部队的配合下，经隐蔽侦察，掌握线索，设置内应，突施打击，一举捕获“飞轮党”成员65名。

其中包括梁公泽、黄秋才、欧吉元、何志刚、刘扬等大小头目23名。

这个久治不愈的毒瘤被割掉后，广州通往外地的铁路运输安全了，物资交流畅通了，广大商民和群众无不额手称庆。

一个又一个治安战役，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在羊城的“应变计划”。

据统计，广州解放后的两个月里，警备部队共破获匪特及其他治安案件2111宗，捕获特务、土匪等3300多人，收缴枪支1500多支。

素称“四老虎”、“八大仙”、“泮塘皇帝”等聚众打家劫舍、危害城乡百姓多年的匪首均被镇压或收押。

从而，打击了土匪特务的凶焰，使抢劫案件由原来的平均每日80多起下降到6起，为广州人民的安居乐业初步奠定了基础。

广东省的中南部，西江、北江、东江汇流入海之处，是一片水网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叫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地处广州外围，包括花县、三水、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宝安八县，素有“鱼米之乡”、“广东粮仓”之称，是广州通往海外的门户。

然而在旧中国，盘踞在珠江三角洲各处、号称“大天二”的大小股匪，与官府衙门、土豪劣绅及外国侵略势力相互勾结，打家劫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使这里的人民虽生在“粮仓”，却极度贫困。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余汉谋集团主力向西逃向阳江地区，被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一举围歼。

而该集团一部及薛岳系统的部分保安部队，则向南窜入珠江三角洲，与“大天二”等黑恶势力合而为一，统由原国民党广东警备总司令部稽査处处长李崇诗指挥。

广州解放后，他们凭借这里河汉众多的地理条件及珠江口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以香港、澳门为“大本营”，继续进行破坏、捣乱活动。

据初步侦査，当时麋集在珠江三角洲的，有残匪182股计14607人，武器则有轻重机枪984挺、长短枪11402支。

这样一群敌匪武装摆在“门户”跟前，无疑对广州的治安构成了直接威胁。

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地位，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不得不把它摆到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

1949年10月29日，广州解放的第16天，华南分局就在广州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珠江三角洲问题。

会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神情严峻地说： “三角洲，是目前广东的中心地区，要搞好广东和广州的工作，必须首先搞好三角洲的工作。”

“只有坚决地肃清三角洲的匪患，才能疏通东、西、北三江与珠江和广州的联系，巩固广州的治安”。

根据这一地区当前的敌情、匪情，会议决定成立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以曾生为司令员，尹林平为政治委员。

会议之后，叶剑英把曾生叫到身边，再次叮嘱说：“广州的治安是和珠江三角洲密切联系着的。珠江三角洲匪特不除，广州就不得安宁。”

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曾生，这位抗战时期就是从珠江三角洲冲杀出来的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司令员，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曾生

根据华南分局会议精神和叶剑英的指示，11月2日，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在中山县石岐召开了师、团、支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对追歼国民党军残部和肃清股匪作出部署。

当晚，两广纵队第1、第2师和粤赣湘边纵队第4支队兵分两路，从石岐镇出发，向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3、第5师发起进攻，并对逃敌进行追击。

3日中午，敌逃至南屏、湾仔等地，两广纵队第1、第2师紧追其后，完全控制了前山、坦州一线，与敌隔河对峙。

在前山，指挥部作出部署，决定4日下午发起总攻，由第1师1团从正面进攻，在前山等地吸引和迷惑敌人；

纵队炮兵团第1营置于炮台山，从正面轰击敌人；第2师和第1师2团，分两路从坦州方向对敌实施迂回包围。

4日下午，炮兵营在炮台山以猛烈炮火轰击敌人。第2师利用退潮之机，从坦州以南的连胜搭浮桥迅速渡河。

其第5团在15时突至南屏，经短促猛烈的冲击，歼敌保安第3师8团一个营。其第4团于20时攻占将军山。

接着，第5团从北山、第4团从银坑，两路同时并进，攻占湾仔，歼敌一部。余敌一部分逃至船上，一部分丢弃武器，凫水游向澳门逃命。

南屏、湾仔战斗，共歼敌402人，缴获八二迫击炮、六。炮4门、轻重机枪29挺、冲锋枪及长短枪284支、其他军用物资和弹药一批。

两广纵队第2师在控制湾仔之后，发现敌第4战防舰艇部队所属的炮舰“清远”号，泊于澳门、湾仔之间的海湾内，距离较近。

第2师部队即用猛烈炮火轰击，敌舰难以逃脱，只好升起白旗投降。

第2师当即派第4团作战参谋林枫带两名通讯员乘小船登上“清远”号，带回了敌舰上的大副、轮机长等人上岸，向其交待政策，问明情况，准备办理受降事宜。

就在这时，澳门当局竟然派出一艘葡军汽艇将“清远”号拖走。

第2师指战员们见此情景，非常气愤，强烈要求开炮射击。但师指挥员怕误伤葡艇而引起涉外事件，没有批准。

后我方就这一事件向澳门葡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不准再发生此类事件。

11月13日，第2师5团越海攻占了横琴岛，歼匪一部。敌运输船“海宁”号见势不妙，仓皇逃窜，结果在大横琴与路环之间搁浅。

这时，驻路环的葡军派出一个连向“海宁”号开进，企图故伎重演，将“海宁”号抢走。

第5团指战员怒不可遏，立即以轻重机枪火力封锁“海宁”号周围的海面，并不时发射迫击炮弹。

顷刻间，海面上水柱四起，浪花飞逸。葡军见火力如此密集，欲进不能，登船无望，只好乖乖地退回路环。

“海宁”号在炮火的震慑下，升起了白旗，终于成为第5团的战利品。

经登船査验，发现满载军火，计有各种炮16门、轻重机枪39挺、冲锋枪与自动步枪76支、其他长短枪306支，以及一大批弹药。

解放横琴岛、俘获“海宁”号的胜利，教训了葡军，鼓舞了人民。当地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一群群澳门同胞也前往横琴岛慰问人民子弟兵，感到今天的中国人腰杆直了，敢于在帝国主义面前，用枪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了。

是的，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个任人宰割的旧时代，帝国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第4支队从中山县北部向澳门方向追歼残敌、股匪的同时，粤赣湘边纵队独立第1、第3、第4团等部队在中山县南部发起了对残敌的攻势作战。

11月3日，独立第1团由顺德县容奇经江门进军中山县第8区（今斗门县，属珠海市），将国民党军广州卫戍司令部残部包围了。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主任兼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只身逃往香港并转到台湾。其卫戍司令部随即瓦解，残部500多人窜到中山第8区苟延残喘。

经独立第1团猛烈攻击，并开展政治攻势，至5日，终于将这股残敌一举歼灭，共俘敌489人。

11月11日，粤赣湘边纵队独立第1、第4团在严尚民、刘田夫指挥下，向中山县三灶岛（今属珠海市）发起进攻，因守敌提前溃逃，我部队收复该岛。

13日，三灶岛上空忽然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只见一架美制B-29重型轰炸机盘旋两圈后，降落在机场，从飞机上下来3个国民党空军人员。

独立第1团指战员迅速围了上去，大喊“缴枪不杀”。对方一看情况不对，扭头就想往飞机上爬。但在我指战员黑洞洞的枪口面前，只好乖乖地投降。

原来，他们是奉命飞到昆明轰炸国民党起义将领卢汉的住宅的。

返航途中，因油料不足，却又听信了12日国民党“中央社”编发的一条“国军收复三灶岛”的假消息，才决定到三灶岛补充油料的。

当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送”来的这架飞机，也算为新中国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作了点“贡献”吧！

在此期间的11月6日至12月6日，进军珠江三角洲的部队还先后解放了珠江口外的大铲岛、高栏岛等岛屿，歼灭匪“珠江口指挥部”少将高参徐达等以下残敌一批。

至此，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扫除珠江三角洲地区残敌和股匪的任务初战告捷，共歼敌5000多人，解放了大片土地，并使遗留的土匪受到极大的震慑。

大股土匪被肃清后，各部按照分工进入包干地区。很快，各级政权机构建立起来了，党政军民联合治安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区乡民兵队伍组建起来了，群众性的清匪运动全面展开。

经过军民联合清剿，至1950年春，珠江三角洲残敌和大股土匪基本肃清，社会治安、革命秩序逐渐好转，广州门户的安全隐患初步得到消除。

随着水陆交通的畅通，支援广州市和解放粤西、海南岛前线的粮食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出来了。

在珠江三角洲剿匪大功告成的同时，广州及周边地区剿匪工作也是捷报频传。

1949年10月2日，第44军130师388团作为广东战役左路军一部，随军、师一路疾进，目标直指广州。

全团刚赶到广州市白云山麓，就听说国民党军政要员李宗仁、余汉谋等，在我军强大攻势下逃跑了，广州宣告解放。

随后，第44军担负广州、佛山两市及广（州）九（龙）铁路沿线的警备任务。

11月初的一天，团长贾清江奉命赶到沙河师指挥所，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贾清江

“报告！”贾清江走进师长邢程的办公室，向师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好！贾团长，你过来一下。”邢程把贾清江引到墙上的一幅广州及郊县地图跟前。他一面对着地图指点，一面交代任务：

“情况是这样，现在广州虽已解放，但是，广州市区和附近郊县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军里指示，你们团除1营担任广九铁路护路任务外，主力担负广州附近郊县的剿匪任务。”

“这次部队南下一路上连续行军打仗，战士们都很辛苦，但为了巩固广州的社会洽安，保卫人民的新生活，你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把这些匪类坚决消灭掉。”

“请军、师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贾清江充满信心地回答。

赶回团里，贾清江与政治委员耿清等团领导立即商量研究行动方案，决定首先从匪势较严重的增城县入手。

增城，地处广州市的东北部。广州解放前夕，由于我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3支队已解放增城、龙门、博罗等县大部分城镇和乡村，从东北方向对广州构成极大威胁。

国民党广东省当局便派出大量部队驻守增城一带，以拱卫省城。

这样，增城解放后，在当地流窜为匪的残敌不少。加上广州解放后，大量散兵游勇逃窜到这里，成为我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一大隐患。

据侦査，在增城活动的股匪有10多股。其中较大的一股是国民党“广州保安总队”残部500余人，流窜于增城中新坪以北的石桥山、灵山一带。

几天后，第388团第2、第3营在团长贾清江、政治委员耿清的率领下，进入增城县，一路清除土匪据点，捕歼流窜作案的大小股匪，于11月30日，抵达增城西面的中新坪。

在这里，接获敌情通报：有数百土匪在石桥山集结。贾清江、耿清决定全力前往进剿。

12月1日入夜，冷风习习。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向石桥山方向进击。由第2营绕道从北面、西南面对石桥山迂回包围；第3营从东面、南面实行包围。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上山时经常有人跌倒，又悄悄爬起来继续前进。能遇上一股大的土匪，战士们都情绪高涨，精神饱满。

走了整整一夜的山路，拂晓，各连到达指定位置时，发现敌人已经逃去，部队扑了个空。

从敌人遗弃的物品和吃剩的饭还未完全凉透等线索判断，土匪没有离开多久。这时，一个老乡报告说：“土匪向派潭跑了！”

派潭是增城北部的一个重要圩镇。部队扑空后，已很疲劳，但任务在肩，干部战士们没有抓到土匪都急得直叫。贾清江和耿清研究决定：立即跟踪追击！

通向派潭的路有大、小两条，贾清江率2营和团直属八二迫击炮连走大路捜索前进，耿清率3营抄小路追击。

贾清江所率这一路走了一整天，翻过了一座大山，越过谷底又走向另一座山，黄昏时分到达派潭南面的一个村庄。

在这里，又发现了敌人遗弃的一些食物，但土匪已不知去向，贾清江只好令部队停止前进，弄清情况再作处理。

第三天上午10时，贾清江正在审讯几个刚抓到的土匪，耿清派人送急信来，写道：“贾团长，股匪300人，已进到灵山。望速率2营，聚歼该敌。”

接到政委的急信，贾清江立即率领部队出发，以急行军速度，穿过蜿蜒崎岖的山路，于4小时后，赶到灵山附近，与先行到达那里的3营会师。

双方交换情况后，直奔灵山，将土匪盘踞的一个围寨四面包围起来。

围寨内有4个坚固的碉楼，其中最大的一个足有4丈高，每面都有4层枪眼，碉楼底下还有暗道与山上相通。

增城碉楼遗迹

土匪主要躲在碉楼里赖以生存，其指挥所想必蜗在那个最大的碉楼内，因而成为第388团攻击的重点目标。

为了减少攻击的阻力，根据耿清的指示，指战员们首先开展政治攻势。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

“蒋介石把你们扔在这里，他自己跑了，不要再为他卖命了！”

“缴枪不杀，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但碉楼内的土匪顽固不化，以密集的子弹代替了回答。看来只能釆取强攻了。

但由于部队出发前，对土匪也有如此坚固的防御设施始料不及，未携带必要的攻坚器材，战士们十分焦急。

看到眼前的碉楼，贾清江忽然想起了一年前，在参加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曾经用迫击炮轰击敌人炮楼，取得胜利的情景，便把团直属八二迫击炮连连长叫过来：

“你看到前面的碉楼了吧？好好测试一下距离，给我狠狠地轰。但千万要注意不要打到附近群众的民房。”

炮连连长受命后，立即指挥本连的几门八二迫击炮，对准土匪碉楼就是一顿猛轰。同时，各营属火箭筒和连属六零炮、轻重机枪也一阵猛打。

有7发迫击炮弹落在碉楼顶上，一下子就把楼顶削掉了一层。碎石硝烟之中，只见炸死的土匪尸体在空中“飞舞”，没炸死的土匪则一个劲往碉楼底层钻。土匪看起来吃不消了。

17时，随着一阵嚎亮的军号声，第5连首先冲进碉楼，敌人无处藏身，只好在匪首杨衍辨的带领下，一个个举起双手，缴械投降。

主碉楼内的匪指挥所摧毁后，其他几个碉楼的土匪在我军强大火力打击和政治攻势下，见大势已去，也只好放弃抵抗，走出碉楼，向我部队投降。

这一仗，仅用1小时即结束了战斗。盘踞在围寨里的土匪，除了20多名惯匪利用暗道逃跑外，全歼原国民党“广州保安总队”总队长杨衍以下270多人。我无一伤亡。

灵山战斗结束后，第388团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清剿散匪，将杨衍辨部残留在附近山里和村庄的土匪一个个捉拿归案。

同时，把矛头指向其他股匪，12月中旬，又开始了向从化、番禺、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进军，1950年2月，广州周边匪患全部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