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尊儒崇文论略(上)

百年的驿站 2024-09-24 13:30:41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 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挥笔写下了类似于遗嘱的《帝范》十二篇,作为对皇太子李治的训诫之辞。在其中的《崇文》篇中,一开始就指出:“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确实,唐太宗不但亲冒矢石,南征北讨,武功赫赫;在文治方面,他也励精图治,开创了千古传诵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从谏如流,任人唯贤,有一整套治国安邦之策,而尊儒崇文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招贤纳才,广延四方儒士 唐太宗早在继位之前为秦王时,眼看着天下渐渐平定,就在宫廷之西开设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秦王府的属官如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颖达、许敬宗等一十八人,因为才华横溢,除了其本身官职外,又让他们兼文学馆学士之职,并将他们分成三批,轮流在王府中值宿。李世民公务之暇,就与他们讨论文章典籍等,经常到半夜以后才休息。李世民又让著名的画家阎立本画了一幅《秦府十八学士》的肖像图,再让褚亮在图上作了赞词,藏之于书府。于是,“十八学士”名震天下,士大夫若能跻身于中,就被人们羡慕地称之为“登瀛州”。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的第二个月,就于弘文殿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二十余万卷;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七),精选天下著名的儒士,让他们轮流在皇宫里值班。唐太宗听朝之隙,就与他们讨论古代的三坟五典,商量治国施政的大事。从县学、州学到国学的学官,都征选天下儒士担任。唐太宗又传下诏书,选那些有功勋的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吏的子孙,到弘文馆里当学生。太宗还多次临幸国学,听那些祭酒、博士们讲论儒家经典;听完以后,就当场赐以绢帛。学官与学业优秀的学生,经常可以得到太宗优厚的赏赐;学生中有能够精通一经或数经者,都能得到提升并委以官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唐太宗又于皇太子的东宫设置崇文馆,以掌管经籍图书,教育诸位皇子,并与弘文馆一样吸收皇亲国戚及高级官僚子弟入馆读书,为朝廷培养栋梁之材。魏王李泰是太宗的爱子,爱好文学,太宗就令他别置文学馆,“任自引招学士”(《旧唐书 • 太宗诸子传》)。 科举制是隋文帝杨坚发明的,然而在隋代尚属草创,规模很小。有隋一代三四十年,中举的文士不过十来人。唐太宗则对科举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一是参加考试的人数不受限制,国子监的学生可以报考,州县学校的学生可以报考;非国子监、州县学校的学生,只要在经过州县学府考核后,也可以报考。二是将隋朝只在冬天进行的初选考试改为“四时听考”(《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于是每年进京应考者多至数千人。三是除了都城长安外,又在东都洛阳设置考点,使得关东地区的士子可以就近应考,而不必远赴长安。这些改革得到了天下儒士的交口赞誉,大批贤才被选拔出来,量才授职。有一年的放榜之日,唐太宗悄悄地来到宫殿南面端门的城楼之上,当他看见新进士们鱼贯而出时,高兴地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五代 •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 唐太宗经常要求朝中文武百官推荐才学之士,还多次传下诏书,叫各地方官员推荐贤才入京,由朝廷或皇帝本人亲自考核,量才录用。贞观年间,曾多次下诏各地推荐“儒术该通”、“文辞秀美”的“茂才异能之士”(《旧唐书 • 太宗纪》), 到京师来接受考核与选拔。长安城里仅仅国学就“增筑学舍千二百区”(《新唐书·选举志上》)。 即使是屯驻于玄武门的御林军士、七营飞骑,也必须学习,朝廷并派博士为他们讲授儒家经典。军士中有学习认真、成绩优异,能精通一部或多部儒家经典者,学官就会向太宗推荐,听候委用。对于前代的名儒学者如萧梁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他们的子孙见在人间者,唐太宗又诏命地方官员寻访并录名奏闻,由朝廷从优擢用。于是各地的儒学之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 • 儒学传上》)。连高丽、新罗、高昌、 吐蕃等国的那些酋长们也纷纷派遣子弟来到长安,请求进入国子监学习。仅仅这些“四夷”学生的总数,就达八千多人。 招贤才,重儒士,必然要尊崇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唐高祖李渊执政时,在国学中以周公为“先圣”,而让孔子配祭于周公。唐太宗即位之初,房玄龄等人便指出:周公与孔子都是先代圣人,然而在学宫之中,自然应以孔子为尊。太宗深以为然,便“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新唐书 • 礼乐志》),于是从这以后,国学中就只供奉孔子的塑像了。尔后, 太宗又尊孔子的弟子颜回为“先师”,配祭于孔子;并诏命州学、县学皆兴建孔庙,尊孔子为宣父、尼父,并于山东兖州特设庙殿,专门拨二十户人家供奉。到了晚年,太宗还将从先秦直至魏晋,对儒家学说的传播与诠释等作出重大贡献的左丘明、伏胜、戴圣、孔安国、刘向、王弼、杜预等二十一位大儒,“配享尼父庙堂”(《贞观政要》卷七)。 对于当世的名儒学士,唐太宗更是“恩礼优厚”(《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爱护有加。文学家袁朗历仕陈、隋、唐三朝,逝世后,太宗深为悼惜,为之废朝一日,并“诏给丧费,存问其家”(《新唐书 • 文艺传上》);“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逝世后, 太宗更是悲不自禁,号啕痛哭。颜师古学问渊博,却因品行不端而被贬出京师。临走之前,太宗诚恳地责备道:“今日之行,谁自取之?”颜师古惶恐地谢罪。太宗怜惜其才,“复留为故官”(《新唐书 • 儒学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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