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锐意经史，注重文化典籍 南宋大诗人陆游称唐太宗“既以武功平隋乱，又以文德致太平，于篇咏尤其所好”（陆游《避暑漫抄》）。唐太宗自己也在《尚书》诗中写道：“日仄玩百篇，临灯披五典。”（《旧唐书 • 魏征传》、《全唐诗》卷一）这些绝非虚溢之词。早在少年时期，唐太宗就向名儒学习《春秋左氏传》，初步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而后太原起兵，戎马倥偬，不暇于诗书文章。及至削平群雄、统一寰宇之后，“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旧唐书 • 邓世隆传》），孜孜不倦地探求治国安邦之道。 唐太宗尊孔而崇儒，然而儒家经典因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已多舛谬讹误，再加上两汉以来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流派纷争等，给学习、研究、施教等带来很大的麻烦。唐太宗从统一经学着手，令秘书监魏征等对图书经籍进行整理，核定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太宗又命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文字。颜师古博古通今，考订辨析，“多所厘正”（《新唐书•儒学传上》）。完成以后， 太宗又令房玄龄召集诸多儒生共同评议。众儒生根据自己从老师那儿学来的解释，从不同角度提出种种问题来加以非难与质疑，各执一见，“异端蜂起”（《贞观政要》卷七）。颜师古则引证晋、宋旧文，加上自己的理解，随问随答，既明确又简练，应付裕如；各种错误的解释都被他一一驳倒。众儒生无不深为叹服。这样，《五经定本》终于完成。太宗也大加赞赏，立即赏赐颜师古五百匹绸缎，又提拔他为通直郎、散骑常侍；并传旨将此书颁行于天下，命令读书人以此定本认真学习。这就克服了儒家学说师出多门、章句繁杂的现象，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唐太宗深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他很留意前朝史事，对修史工作更是非常重视。自后汉至唐初，虽有设馆修史的事实，但是始终未能成为有职守有组织的定型机构。中国历史上正式的设馆修史制度，就建立在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因为历代的史官，都是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由著作郎监修国史。李渊称帝后，因袭隋朝旧制，诏内史令萧瑀等监修《魏史》、《齐史》等。唐太宗即位后，见萧瑀等修史未成，实有改组史馆、建立制度的必要，遂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 将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之下的门下省，并且由宰相负责修史工作，“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旧唐书 • 职官志》），于是史学大兴。如宰相房玄龄等主持修纂了《晋书》，魏征等撰修了《隋书》，姚思廉等修了《梁书》、《陈书》，李百药修了《北齐书》，令狐德棻修了《周书》，李延寿修了《南史》《北史》（这两部史书从贞观年间开始编纂，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年间）。被列为“正史”的一套“二十四史”，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著成第一部《史记》开始，至清朝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张廷玉进呈最后一部《明史》止，前后历时近两千年。而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三年之间，就差不多完成了八部正史！太宗还亲自为《晋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各写了一段史论，因此，该书的旧本总题为唐太宗“御撰”（《旧唐书 • 房玄龄传》）。 唐太宗注重前史，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则更加重视。他对房玄龄说：“朕读了《汉书》与《后汉书》，那上面载着扬雄的《甘泉赋》、《羽林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辞藻虚浮华丽，对施政劝世并没有什么益处，何必录之于史志之中呢？如今有人上书议论政事的，只要其文词直率，道理中肯，对治国安民有所裨益的，无论朕听从不听从，你们都必须如实地全部记载下来。”正因为如此，史官们都能忠于职守，敢于如实记下皇帝的一言一行。一天，太宗问负责记《起居注》的中书令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之矣？”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也接着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唐 • 刘肃《大唐新语》卷三）。 除经史而外，唐太宗对其他文化典籍亦很重视。“十八学士”之一的许敬宗因负责编著了《西域图志》、《文馆词林》、《瑶山玉彩》、《姓氏录》等书，“前后赏赉，不可胜记”（《旧唐书 • 许敬宗传》）。玄奘僧人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西行取经，历时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长安，撰有《大唐西域记》。唐太宗见了他非常高兴，与他愉快地谈论；又让他将带回的梵本经书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并命令房玄龄、许敬宗等“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旧唐书 • 方伎传》）。儒生韦机出使西突厥，因适逢石国反叛，路途断绝，三年不得回国。他就撕裂衣裳，录下所经诸国的风俗、物产等，题为《西域记》。回到长安后，太宗问起蕃中之事，韦机便将所著之书奉上。太宗阅后大喜，立即拜他为朝散大夫，不久又晋升为殿中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