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海洋
又是一年的6月7日，又是一年的高考。
今年的高考，多达1078万考生奔赴各地考场，迎接自己人生旅途中的首次大考，这个数字再创历史新高，同时也是继2019、2020年后，连续第三年高考人数突破千万。
高考是人的一生当中，难得的几次能够亲身参与的公平竞争之一。每次提到“高考”，总有人会联想到古代的“科举”。这两者确实有不少类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它们几乎都是那些普通的“鲤鱼”们，这辈子惟一一次“跳龙门”改写命运的机会。
然而在古代，社会上也是有士农工商“三六九等”的。除了官宦世家外，哪怕你是富可敌国的“富二代”，社会地位也没有多高。想要光宗耀祖，要么当官，要么参军。横向比较一下，当然还是拿笔杆子比拿枪杆子风险小一点。
因此自从隋朝正式举办科举考试开始，每年都有无数莘莘学子抱着“光耀门庭”的理想踏上了这条路。然而古代的考生一样有“学霸”与“学渣”之分，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为了能跟“学霸”们一较高下，“学渣”们也研究出了不少“歪路子”。
01
科举刚刚开始的时候，考生答卷上的姓名是公开的，谁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来，自然就出现了很多“任人唯亲”、“上下疏通”的现象。唐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707），长山人张莒到长安应考。张莒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学富五车，他本人也对自己的学问颇为自负，自信必能高中状元。结果发榜时，却发现前几名几乎都是一批考前到处送礼物、托关系的胸无点墨、不学无术之徒。张莒自己虽然也中了进士，但排名却在榜单的最后几位。张莒对此极为不满，一个人去了城南大慈恩寺，在大雁塔壁上题写了“新科进士张莒”六个大字，为的就是证明自己是靠真才实学考上进士的，后来者也纷纷效仿。这是“雁塔题名”这一佳话的开端，却也反映了唐朝“高考”考场上的乱象。
大雁塔
后来女皇武则天在位时，亲自主持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结果发现榜上题名的几乎全是各路官二代和富二代。很多真正有才华的考生，只是因为出身贫寒，没有“门路”，就屡试不中。
科举殿试
很明显，这些官二代和富二代事先贿赂了主考官，用钱或权打通了关节。武则天向来重视开科取士，这种明目张胆的作弊风气自然让她很不满意。为了纠正这股歪风，武则天下诏推行“糊名”，把考生的名字全部密封，让阅卷者无法再徇私舞弊。
武则天推出“糊名制”，短时间内对考场风气起到了一定的整顿作用，但未能完全杜绝作弊现象。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盘外招”：考官收了考生的贿赂，跟考生提前做好约定，在试卷的某个地方画个圈、打个叉什么的，做上记号，一样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因此糊名制很快变得形同虚设，终有唐一朝，都没有真正推广开来。
02
和现代一样，古代的高考，不同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也存在差异。西安是唐朝的国都，世界第一国际化大都市，想在天子脚下做官，条件自然非常苛刻。即使强如才高八斗的诗人白居易，如今我们在考试卷上默写他的名句之时，可能没想到这位大诗人在一千多年前，也曾经是屡试不第、为了高考挠头不已。
白居易拜访顾况
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已经连续落榜三次的白居易敲开了当时最有名望的老诗人顾况的家门，给他递上了自己的一系列诗作。顾况看到“白居易”的署名，笑道：“长安城的物价很贵，想要‘白居’可不‘易’啊！”等到看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不由大吃一惊，说：“有这样的才华，在天下哪里不能居住？老夫刚才只是开个玩笑。”此后，白居易得到“大V”顾况不断的大力推介、转发，声名大噪，最终果然中了进士，并且是当年同榜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白居易的这种行为，拿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自然也是“邪门歪道”。不过在当时，直接联系主考官当然是作弊。但如果不找考官，而是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递交给顾况这样在社会上具备较高名望和地位的“大咖”，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向考官宣传、推荐，来大大提升自己中举的机会，却是允许的。官方对此类行为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作“行卷”。
王维
除了白居易，通过“行卷”来给自己“高考”加筹码的名人不在少数：大诗人王维年轻时，与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私交很好，并通过岐王又认识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王维向玉真公主献上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得到公主的赞赏，年仅21岁就被推荐中了进士；另一位诗人朱庆馀在考试前，向时任水部员外郎张籍献诗“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颇为赏识，朱庆馀也顺利得到推举和引荐，成功中举；而杜牧则用自己的得意之作《阿房宫赋》成功引起了大学者吴武陵的注意，当时本已退休多年的后者在科举阅卷工作已经结束时专门跑去阅卷基地向主考官崔郾推荐，让杜牧高中一甲第五名。
从以上几位诗人的经历来看，“行卷”当然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保证让不少有真才实学的考生不被错过。但长远来看，“行卷”一样是滋生贿赂和腐败的土壤，即使推荐者能做到不徇私情，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也无法避免有些人拿着抄袭和剽窃的文章来“行卷”。
因此，“行卷”从唐朝后期就开始逐渐衰退。到了宋朝，基本销声匿迹了。
03
对于那些有一点小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不足以打动主考官，但可以打动另一些人。于是就出现了在当时一度流行的一种作弊方式——枪手。
“枪手”一词，很多人听名字以为它是个现代语或舶来品，事实上古已有之。清朝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有“他到了考场时，是请人枪替做的”之说，搞“枪替”代人考试、作文者，就被称为“枪手”。而历史上最著名的“枪手”，大家也都不陌生，他就是花间词的鼻祖、“斜晖脉脉水悠悠”、“鬓云欲度香腮雪”等多首高考必备古诗词的作者——唐代诗人温庭筠。
温庭筠
温庭筠出身名门，是初唐宰相温彦博的后人。但到温庭筠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他自己虽然才气过人，却因为性格放荡不羁，得罪权贵，屡考不中，潦倒终生。
生计所迫，温庭筠干起了“枪手”的行当，收钱办事，替人代考，每次科举，温庭筠都能造福不少“学渣”，帮他们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其名气之大，甚至到了几乎所有考官们都知道他是个作弊的“老司机”这一地步，但就是死活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温庭筠再一次驾临高考考场，主考官和监考们神经高度紧张，个个如临大敌。为了防止温庭筠舞弊，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座”，让他在帘子前考试，身边还安排了好几个监考，轮流值守。
换成现在高考，老师坐在你旁边监视你答题，估计十个人里有八个连笔都拿不稳。但温庭筠完成了怎样的“伟业”呢？《新唐书•温庭筠传》是这样记载的：“上书千余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
在几乎密不透风的监督下，温庭筠不光自己提前交了卷，甚至同时还帮多达八个人答了考卷......
至于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谜。
04
当然，无论是贿赂考官、行卷还是找替考，一个最关键的要素都是钱。所以对于大部分没钱的人来说，就只能想办法在“个人技术”上下功夫了。
古代的“小抄”
在现在的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手里，你有时能见到一些火柴盒大小的“书”，内容包罗万象，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行测申论无所不包。尺寸小的可以轻而易举攥在手心里，上面的字也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方寸之间能容纳几十万字。据出版商的说法，这种书是“方便携带”，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使用的。
这话乍一听没什么不对，就是现在也有类似的“口袋书”。但是这种书比口袋书还要袖珍好几倍，一个字只有几毫米见方，就是双眼视力1.5，也得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
所以不用怀疑，这东西就是古代考生用的“小抄”。
至于这类小抄如何夹带进入考场，方式倒也不拘一格：有人藏在掏空的馒头里；有人缝在帽子里；有人扎进辫子里；有人塞进蜡烛里；还有人装进马桶的夹层......更离谱的是曾经有主考官在检查时发现考生把小抄藏进“谷道”（肛门），令人哭笑不得。
除此之外，还有考生把答案用盐卤提前抄在内衣上，进考场后脱下衣服放在烛火上一烤，字迹就显现出来；有考生用乌贼的墨汁把小抄写在身上，乌贼汁在过一段时间后会自行消退，可以做到不留任何痕迹；甚至还有考生居然专门提前训练鸽子，在考前托人把鸽子放入考场，考试当天让鸽子把考题带回家中，家里的枪手写好后鸽子再把文章带回——这或许就是现在用手机作弊的前身了。
各路“盘外招”，真是秀出天际，叹为观止。
0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科举出现，作弊也就出现了，而历朝历代对作弊的打击，也从未消失过。
武则天为了防止作弊曾制定“糊名制”，但雷大雨小，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到北宋真宗年间，在严格执行“密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专门负责誊抄试卷的工作人员，其任务是把所有考生的试卷全部用同样的字体抄录一遍，然后把抄好的试卷拿给主考官。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做记号”之类作弊行为。
陕西蒲城贡院，同时也是负责考试的考场
此后的几百年时间里，科举考试的防作弊手段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提升：结保、锁院、洗澡、浮票（准考证）、搜身......而一旦被发现有作弊嫌疑，其惩罚手段也极其严厉：在明朝时，作弊考生不仅会被取消考试资格，还要发配边疆，且终生不能再参加任何考试；若有官员通同谋私，则直接贬为庶民；到了清朝，如被查出作弊，会依《大清律例》，在考场外戴枷示众三个月、杖一百，最后发配充军。咸丰八年（公元1858），发生了“戊午科场案”，主考官柏葰和所有涉及行贿与作弊的考生全部被判斩立决，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科举作弊案之一。
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人生经验和财富，值得珍惜。与其考试时提心吊胆地作弊，临时抱佛脚，不如认真苦读、光明磊落，凭自己的真本事应考。
在此，也祝今天踏上考场的高三学子们一切顺利，考上理想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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