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唐兴衰，看三农与财税土地政策的变与不变

大唐，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王朝，历经三百年风雨，其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历程，以及土地政策、财税政策的演变，充满了曲折与故事。

唐初，天下初定，历经战乱的华夏大地一片荒芜，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无人耕种 。为了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统治者借鉴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将国有土地按一定标准分配给农民。每个成年男子能得到一顷（一百亩）田地，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自由买卖、继承，八十亩是口分田，在持有者去世后要归还给国家 。这一举措让农民们看到了希望，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有了奔头。

张老汉一家就是均田制的受益者。他和儿子们起早贪黑，在分到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播下种子，也播下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农忙时，一家人齐心协力，耕地、播种、灌溉、收割，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农闲时，男人们修理农具，女人们则在家织布、照顾家畜。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老汉家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仓廪里堆满了粮食，家中也有了些许积蓄。

在农业生产工具上，江东地区发明的曲辕犁，成为农民们的好帮手。相比之前的长直辕犁，曲辕犁更加灵活轻便，转弯轻松，大大提高了耕地效率 。还有高转筒车，解决了河岸较高、水位不高地区的灌溉难题，利用湍急的河水冲击筒车，将水提升到高处，灌溉农田。这些先进工具的推广，让农业生产如虎添翼 。

水利工程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朝廷专门设置工部尚书、工部侍郎等官职管理水利屯田，在重要的京畿地区还设有都水监 。完善的制度下，唐朝统治者修建了近三百项水利工程，形成了完备的水利体系，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租庸调制下，农民的负担相对稳定。每年缴纳两石粟作为田租，即“租”；每年服役二十日，若不想服役，可以用财物代替，这便是“庸”；男性还要缴纳乡土特色产出作为“调” 。这种制度下，只要农民辛勤劳作，基本生活还是能够维持。

然而，好景不长，均田制的弊端逐渐显现。贵族和官员们凭借特权，获得了大量的永业田和职分田，土地分配严重不均。亲王能拥有一百顷永业田，一品官员六十顷，而普通农民实际获田量常常达不到标准 。随着官员数量增多，耕地增长缓慢，无田可授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均田制开始摇摇欲坠。

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富商们看到经济作物的商机，纷纷收购农田改种茶叶、香料等，以获取更大利润。权贵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占国有土地和农民的田地。张老汉家的土地也未能幸免，被当地的豪强以低价强买，他和家人无奈之下，只能沦为流民，四处漂泊。

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租庸调制按人头征税的方式，让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堪重负 。为了逃避赋税，他们纷纷逃亡，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减，财政陷入危机。在这关键时刻，杨炎提出了两税法，给困境中的唐朝带来了一线生机。两税法不再依赖分田制，将租庸调中的谷物、布匹等换成征收钱财，一年只需要交两次税 。它以资产和土地为征税标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王公贵族、僧侣等也都要纳税 。

两税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张老汉一家在新政策下，虽然没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作为佃农，按照资产纳税，压力比以前小了一些。他们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努力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期望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税法的弊端也逐渐暴露。统治者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开支，开始在两税之外巧立名目，加收各种杂税 。物价波动也让以货币纳税的农民深受其害，为了缴纳税款，他们不得不低价变卖农产品，生活依旧困苦。

大唐三百年间，农业、农村、农民与土地政策、财税政策紧密相连。从唐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下的繁荣，到中后期土地兼并、赋税沉重导致的衰败，这一段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三农与国家政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