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像你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说的那样，总不能每封信的内容都写我们小时如何如何吧。你说得没错，可我心里还是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想对你说的话只说给自己听，在夜里，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想，我愿意听自己叫你的名字，那里面包含着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

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己经很多年了。你比我大一岁，两年前，我从你给我的信中得知，你如今有了一份并不十分称心但还说得过去的工作。你已经二十七岁了，可还没有男朋友。你心里有障碍。你说就是不想处。我猜你不想处的原因和那件事有关。那就等等吧。我以为时间可以磨灭一些难以忘怀的事，可实际上，不该忘的，想记也记不住，想忘的却总也抹不去。

1992年你父亲患脑血栓住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你，那时我们已经有八九年没见过面了。我是从哥哥口中得知你父亲病重的消息的，意外的喜悦和悲伤让我异常激动，以致拿着筷子夹菜的手在空中不停地颤抖，被岁月的长河冲得支离破碎的一个个场景在脑海中闪现，堆积。晚饭时，我不停地谈起你，有好几次，我站起身，准备马上动身去医院，男友在旁边，他劝我控制一些，他说一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们在医院细长寂静的走廊相遇，你背对着我，很专注地在干一件事情，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似乎把你吓了一跳。你的身体轻微地摇晃了一下。我急忙伸出手，可你已自己站起来了。你的双臂半张着。我理解那是一个等待拥抱的姿势。就像多年以前每一次别后重逢那样，我们总是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的手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环绕过来。我说期待是因为我心里有障碍。这种期待在我们中间那无限遥远又无限亲近的距离中变得捉摸不定。你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我刚才弄冰块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你的手又红又湿。

我们都不是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你尤其如此。我想说的话挺多，可你父亲正病着，他躺在床上的样子，让我联想起我父亲——1987年他得了不治之症，在医院住了八个月。从内心里来讲，我非常不愿意去医院的病房。我想这不需要解释。二婶每间隔一两分钟就要朝二叔的脸上望一眼，谁也没心思聊天说闲话。我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你出来送我，你挽着我的胳膊依然像我刚见到你时那么笑着，你的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些，这让我增添了几分信心。

“上我家一趟吧。”我对你说。

笑容在你脸上凝住，不用说，答案都写在上面。

“那给我留个地址吧。”

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你把一张小纸片塞到我手里，我紧紧地攥着它。我知道结果肯定是这样的，你还是不愿意去我家，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感觉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瘟疫一样。我能理解，但我总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有所变化。我弄不清使我受打击的是你还是我自己。

医院前面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我想我们得在这儿分手了。

你搭在我胳膊上的手一下子便松开了，我继续朝前走。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在路的另一面，我停下来，回过头，你还站在分手的地方，脸上的笑容由清晰变得模糊。我慢慢地抬起手，挥了挥。

对你来说，我想什么做什么已没有任何意义了，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不重要了，你说你不是不想我，而是看到我就会想起那件事。那个男人。我不怪你。我有什么资格怪你。我和你同样无比痛恨1986年的那个夏天，恨那个下过雨后的黄昏。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在我的眼前丢失。

那个夏天，当你再次回到我的身边时，已是凌晨，迷迷糊糊中我知道你回来了。你没有开灯。可即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动作，僵硬，你的眼神，空洞茫然。你一直低着头，借着月光收拾东西。然后，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看我一眼，你就走了。以后将近二十年的岁月中，这种自责和歉疚一直伴随着我。我们从牙牙学语蹒跚走路就在一起。而这一切，都被那个夏天的黄昏给吞噬了。

这一次，我之所以在那里下车是因为我想看看儿时生活的地方，看看曾经无数次留下我们足迹的长安街，看看岁月中变老了的二叔二婶。我已经从你妈妈口中得知你也嫁到了故乡以外的地方。因此，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见到你，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我在那片面目全非的房子中间很快就找到了你的家，还有紧挨着它的已经不再是我家的房子。我在门口大声呼喊着你的名字，你妈妈很快就出来了，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她看上去比我妈妈还要老。小时侯我非常羡慕你，有那么年轻漂亮的妈妈，我一直觉得我的妈妈太老了。跟在你妈妈后面的是你爸爸，他的一只胳膊蜷曲着放在胸前，另一只手在空中颤抖着跟我打招呼。他笑的时候真好看。我第一次看见他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二婶见到我很惊讶，是那种喜悦的惊讶。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也回来了。真的这么巧，我们像约好了似的。然后二婶就一边朝我走来一边回头朝屋里喊：清啊，你看谁来了，你看看谁来了。君来了。

那个黄昏的阴影好像突然消散了，你从里屋跑出来，笑成一朵花。我们相拥在一起，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笑一会儿，再哭一会儿。

那天晚上，窗外的月亮很亮，照着我的脸也照着你的脸。我们就像儿时那样，并排躺在一铺能睡下五六人的炕上。月光下，我们忽闪着眼睛但谁都不开口说话。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不敢提我们的过去，也不敢问你的现在。每次想说点什么的时候，舌头就像触电一样，缩回来。你会夸我，但是每听一句我都有一种酸酸的味道。我能说什么呢？

我知道你说得没错，不能总写总说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我还知道生命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可能会被岁月掩埋，但它永远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出现在某一个深夜或者黄昏。我们很难无视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无法怀着同等的心情去对待它。

钱彪子能成为我的朋友在我的朋友和亲人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们觉得我和钱彪子并肩而行是一件有损我自身形象的行为。因为反对的人太多了，我想和钱彪子合影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在几个特定的场合，我想请我的亲人和朋友为我和钱彪子照一张相，他们总是能找到借口，溜之大吉。钱彪子肯定也和我的心情一样，想拿到这张照片，她满屋子跟随着手捧照相机的人，脸上挂着憨厚的笑，相机不断地从这个人的手中传到那个人的手中，我想她不至于彪到看不出来，可她愣是做出一副没看出来的样子。这种时候，我一般会找一件事情让她做，转移她的目标。钱彪子不会反对。她对我总是言听计从。

在感情问题上，我跟着感觉走，一向我行我素。没有人能说服得了我该喜欢这个不该喜欢那个，没有什么道理能说服我该拒绝还是该接受。

我一直认为，能和我成为朋友的那个人肯定和我有某些相像之处，譬如性格、经历，说得细致一些，就是我们都喜欢诗情画意浪漫情调，说得含糊一些，就是我们都彪或者都精，说得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都缺少父爱。

钱彪子原名钱萍，现在的名字叫钱馥郁。我现在所说的钱彪子就是钱萍钱馥郁的绰号。

从钱萍到钱馥郁有一段传说，那是我转到初二（3）班以后的事。后来这段传说从钱彪子口中得到确认。她说：“我在一个刊物上看到一首小诗，当时那首诗深深地打动了我，写诗的作者叫赵馥郁。本来我就不太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浮萍一样漂来漂去的，就这么简单。”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嘴角一撇一撇的，还不时地朝我挤眉弄眼。在我的脑海里，她总是一副似乎永远不知道愁为何物的乐天派的样子。

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承认她的新名字。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管她叫钱馥郁，听得最多的就是钱彪子。在我转入这所中学之前，钱彪子和我现在刚刚转进来的情况差不多，过的是一种形单影只的日子，可钱彪子根本不把同学的冷落放在心上，依旧我行我素，想和谁说话就和谁说话，不管别人是不是愿意听，是不是冷眼相看。说完了就走，根本不在意在她走了之后别人会说什么。

和钱彪子成为朋友之后，我们每天上下学路上都结伴同行，时间久了，便无话不谈。我说过了，我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不仅如此，在我和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还尽量回避那些容易让对方感到伤害的敏感话题。我以为保护朋友的心灵免受外界刺激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灵丹妙药。

知道钱彪子被他继父强奸那件事的时候我十分震惊。那一年钱彪子只有十二岁，她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在钱彪子和我说这件事的第二年，我的父亲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谈起继父，钱彪子无望地看着蓝天上流动的朵朵白云，一字一顿地说：“我恨他，他是个畜牲。”

“你妈妈知道吗？”

“她是个傻X。”

“可她毕竟是你妈妈。”

“想汉子想疯了。”

钱彪子终于克制不住，趴在坟头上呜呜地哭了。

在那种时候，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个人，我更加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呆呆地站着，只能是站着，看着钱彪子鼻涕一把泪一把依旧是很彪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

钱彪子哭完之后就笑了。她很响亮地擤鼻涕，又用衣袖胡乱地朝脸上蹭了蹭，脸干了。

“我妈，她就知道看着我。如果当初她把用来看着我的劲儿用一半在那畜牲身上，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那个——”我迟疑着。

“继父。”钱彪子的语气由激烈转换成平淡。

“他现在在哪？”

“把我祸害了之后，他怕我告诉我妈，跑了。连我妈也不知道他的去向。白白跟人家睡了两三年，搭上了自己还赔上了女儿。”

“你妈也挺不容易的，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在读书。”

“我就是为她想的，否则的话——”

钱彪子没再说下去。

自从我认识了钱彪子，自从她妈妈知道她和我来往密切，只要是钱彪子不在家，我的家就没有安宁过。

在我读初中的那段时间，在钱彪子正式嫁人以前，她的母亲经常发疯一样敲我家的门。有时，钱彪子彻夜不回，她就彻夜不停地找，彻夜不停地敲我家的门，彻夜不停地骂：“彪子，纯粹是个彪子。”“我不知道怎么生出这个彪子。”

钱彪子对她妈妈的这种责骂早已习以为常，我暗地里佩服她这种超乎寻常的麻木不仁。这也是我所缺乏的。

钱彪子对她妈妈的忍耐在坚持了数年之后，终于在一个夏日的黄昏不可遏制地爆发了。

那一年钱彪子十九岁。十九岁的钱彪子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敲响了我家的门。她径直走到屋子里的镜子面前，直直地看着镜子里的那个钱彪子，自言自语：“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我早就不是个孩子了。”钱彪子用手理了理凌乱的头发，转过身冲着我说，“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

也是在那一年，钱彪子完成了作为女人很重要的一项事业：结婚。“我不想再受她的管制，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钱彪子在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对我说。

也是在那一年，钱彪子超额完成了她作为女人的另一项事业：生孩子。“女人就是个工具。”钱彪子如是说。

还是在那一年，我离开了不再完整的家，到异地求学了。

1995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和钱彪子沿着两条长长的钢轨，漫步在金色的霞光中。那时钱彪子刚刚和她的前夫领取了一张特别通行证。钱彪子的脸上飘扬着自由的空气，这使她那张松弛的脸越发显得松弛了。

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默默地朝前走。走了一段，我停下来，蹲下身体，凝视着那条钢轨。听妈妈说，就在前几天，一个年轻的男人在这里卧轨自杀了。据我所知，这条铁路是专门为运输货物修的，经常是好几天也难听到一次火车的声音，可年轻男人偏偏就赶上了那趟死亡列车。“男人就是该死。”钱彪子恨恨地说。“听说那个男人长得挺帅的。都说我彪我看他才真彪。”钱彪子补充说。

我抚摸着一段锈迹斑斑的钢轨，眼前浮现出火车沉重巨大的身体呼啸着碾过年轻男人的肉体时那惨烈的一幕。我下意识地拉住了钱彪子的手，紧紧地握着。

“离婚后我们无处可去，选来选去就选了这里。”

钱彪子的脸上泛起少见的得意。

“知道我为什么和他离婚吗？”

“为什么？”

“他在夫妻生活方面不行。他只把我当成个工具，完事儿了就呼呼大睡，没有任何别的交流。”

“就为这个，你连孩子都舍弃了？”

“也不全是。主要是他瞧不起我，他们全家都瞧不起我。”

“还是为那个。”

“是的，我没有瞒他，结婚后我就告诉他了，我以为他会同情我，但是没想到，他不仅没有同情我，还把这事情告诉了她妈妈。”钱彪子那一张金黄色的脸渐渐暗下来。

“现在这个怎么样？”

“我们除了缺钱之外，什么都不少。虽然你外在的东西比我多，但是我觉得你没我幸福，因为我感觉到，你不快乐。”

“你现在还写点东西吗？”

“早就不写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写一辈子也成不了你。”

天色慢慢暗下来。我们得回家了。

我和钱彪子相隔了三年的一次会面，在夏天长长的黄昏里，在流淌着白色红色液体的钢轨上，在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在不知道应该向往还是拒绝的含糊中，永远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