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份刚刚加急翻译出来的电报。
看过电报内容后，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破口大骂道：
“郭汝瑰！原来你才是我身边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是谁？他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让蒋介石如此愤怒？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与共产党的不解之缘郭汝瑰的父亲名叫郭朗溪，他学识深厚，有望考中举人。但没想到不久之后科举制便被废除，郭朗溪的愿望便落空。
郭汝瑰出生那天，正好是清朝科举考试第一天入场应试的日子。入举无门的父亲便为其取名为“汝桂”，以弥补自己壮志未酬的遗憾。
当时的社会时局混乱，军阀割据一方。郭朗溪时常抨击社会的腐败无能和统治腐朽，表达自己对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不满。受到父亲的影响，郭汝桂逐渐明晰了自己追求的方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主义思潮盛行。彼时郭汝桂的老师胡子霖，经常在课堂上讲起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内容。
郭汝桂也在潜移默化之下，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与好感。
1924年，郭汝桂所在中学的校长主张在校园内推行封建教育。这一主张引起了学生群体的强烈反对，郭汝桂也参加了反对行动。在此期间，郭汝桂结识了一些进步学生，从而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26年，郭汝桂接受其堂兄郭汝栋的建议，决定去黄埔军校进行学习。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他结识了彼时为秘密党员的袁镜铭，从而了解到很多关于共产党的信息。不久后，郭汝桂自改名为“郭汝瑰”，并产生了革命思想。
黄埔军校里的教官大多都是共产党员，如萧楚女、吴玉章等人，都曾教过郭汝瑰。在这些人的教育下，郭汝瑰逐渐开始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下定决心要走革命道路。
机缘巧合下，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行、并一起考入黄埔军校学习的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于是他便向袁镜铭表示自己想加入共产党。袁镜铭告诉他：在加入共产党之前，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四川军阀杨森，有出兵攻打武汉的倾向。而郭汝栋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且与杨森走得很近。于是吴玉章请郭汝瑰与傅秉勋一起前往四川，劝说郭汝栋出面阻止杨森。
到达四川后，二人便向郭汝栋转达了吴玉章的想法，郭汝栋当场便向两人表示自己绝不会支持杨森。可令二人没想到的是，郭汝栋暗地里已派特使向蒋介石表达自己的忠心。
在四川期间，郭汝瑰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做科员。工作之余，郭汝瑰四处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公开抨击蒋介石叛变的行为，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同流合污，武汉局势变得错综复杂。郭汝瑰在此期间与吴玉章失去了联络，只能继续留在郭汝栋的部下工作。
1929年5月8日，时任重庆綦江县驻军连长的郭汝瑰，在袁镜铭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
郭汝瑰滞留在四川三年，期间发现堂兄郭汝栋的反共情绪日益高涨：他先是因共党身份杀害自己的恩师李蔚如，从而取代了杨森在军队中的地位；后又为了扩张势力，参加了两次军阀混战。
为了加强对军队人员的控制，蒋介石命令郭汝栋清缴共产党。得到命令后，郭汝栋不敢再多留郭汝瑰和傅秉勋二人，于是劝他们前往日本留学。
郭汝瑰此时已与党组织彻底失去联系，无奈之下便和傅秉旭一起启程前往日本。
能力出众，被蒋介石赏识1931年4月，经过学习后二人均考入了日本士官学校。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日本人对留学的中国人有很深的偏见与歧视。
郭汝瑰与傅秉勋在此期间，也受到过许多不公平的对待与侮辱。但二人深知必须忍耐，学习军事技能、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臭名昭著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得知消息后群情激奋，士官学校内的留学生均自发申请退学。日本排遣了大批宪兵前去驱赶，但学生们态度坚决，誓要回国保卫家园。
日本陆军省见状，便派人恐吓：一旦退学后，就再也不能回来。
郭汝瑰等众多中国留学生听后，均愤怒高呼：
“亡国奴才再回来！”
就这样，这群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
随后在机缘巧合下，郭汝瑰代替一名学生进入陆军大学学习。因个人卓越的成绩和独到的见解，郭汝瑰受到了教育长杨杰的格外关注与器重。
三年后，郭汝瑰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郭汝瑰不愿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任职。于是，杨杰便引荐他到陆军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深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寇。郭汝瑰见状认为自己为国效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同学的引荐下到陈诚的部队做参谋长，在第十四师任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十四师受命被派往华北地区抗击日寇。然而行军途中突生变故，日军集结火力进攻上海，第十四师又被下令回上海参加战斗。
彼时蒋介石为保卫南京，派遣了百万兵力参与淞沪会战。第十四师中有一位旅长胆小怕事，十四师师长怕其误事，便任命郭汝瑰代替这位旅长参加战斗。
在作战期间，面对敌军的猛烈进攻，郭汝瑰始终坚守阵地，亲自督战。在关键时刻甚至留下遗书以表决心。士兵们受其感染，士气高涨，以一旅之力坚守数天。人马损失惨重，但所守阵地始终未曾失守。
此战之后，郭汝瑰的声名远扬，不久后便被升任为五十四军的参谋长。
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等人并没有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打算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于武汉三镇地区建立防御体系，以阵地战的形式死守武汉。
在作战会议上，郭汝瑰得知陈诚等人拟定的作战方案后，内心充满忧虑。于是便向众人坦言自己的看法：
若以阵地战的形式防守，一处被攻破则全线崩溃；背水作战，一旦失利，那么我方战士就会面临被逼下水的困境。
同时，郭汝瑰还提出了自己“不重核心重外围”的战略：
建议利用地形优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长江以南的守军应该快速撤离，以免被敌军歼灭；武汉撤退后，又可凭借地形阻挡与敌人周旋。到那时，我方军队将占据优势。
陈诚等人听闻后认为此方案极具全局意识，皆惊叹于郭汝瑰的军事谋略。除此之外，陈诚还点名要让郭汝瑰参与进来，制定一套新的作战计划。
结果，此次战役因郭汝瑰的战略而成功守住武汉，而日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听闻此事后，也注意到了郭汝瑰。
在后来的长沙会战中，郭汝瑰因卓越的军事才能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赏识，并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蒋介石还称他为“军界精英”。
1945年3月，在经陈诚任命、蒋介石批准后，郭汝瑰升为国民党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后胜任署长，同时兼任国防研究员副院长。
在进入国民党上层政权后，郭汝瑰接触到了更多军政要员，也时常听到蒋介石的现场讲话。在亲身体会后，郭汝瑰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黑暗。
此时正值家仇国难之际，百姓生活贫苦、流离失所。远在前线的战士们奋勇抗击敌人，前仆后继无畏牺牲，鲜血洒满战场。而国民党官员们却挥金如土、争名夺利，甚至滥用职权大发国难财。
郭汝瑰看透了国民党一派的虚伪冷漠，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学到的社会主义思想。所见所闻，无不令他想要弃国转共，去追寻真正的民主与和平。
最大的“红色间谍”有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偶然看到一位故人，此人是郭汝瑰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任逖猷。郭汝瑰一见到他便心下大喜，连忙把他拉到无人的地方询问关于共产党的事情。
可是任逖猷却给了他否定的回答，并解释说自己早就脱离了党组织，现在并没有什么联系。郭汝瑰大失所望。可任逖猷随后又补充道：
“我的堂弟任廉儒，他也是共产党。不知他还有没有关系，我帮你问问。”
几天后，一个人找到了郭汝瑰，此人正是任廉儒。郭汝瑰确认对方身份后，激动地把对方拉到自己房中，锁紧门窗、拉上窗帘。在确认环境安全后，郭汝瑰才向对方表明自己近些年来的经历与想要重新入党的愿望。
经过几番考察与了解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与董必武见了一面。两人促膝长谈，董必武得知郭汝瑰的想法后，并未明确给他回复，而是在几次见面过后让任廉儒转达：
“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于是郭汝瑰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名高级情报人员。此后更是秘密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为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郭汝瑰在暗中传递军事情报，国民党在两党对战中频频失误。就在这时，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有“匪谍”嫌疑，并向蒋介石打报告说：
“郭汝瑰这个人，一不贪财二不好色，家里的沙发也满是补丁。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蒋介石听闻后勃然大怒：
“难道我国民党军官人人都贪财好色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杜聿明依旧怀疑郭汝瑰的身份，但一直没有证据。直到去世前，他对郭汝瑰的怀疑也始终没有消除。
蒋介石虽没有明说郭汝瑰就是共碟，但这样的怀疑还是为郭汝瑰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于是郭汝瑰暗自决定，做好随时返回延安的准备。
自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后来在党组织的建议下，郭汝瑰自请带军出兵。
蒋介石此时还不知道郭汝瑰的真实身份，便任命他为七十二军军长，要求其立即重建部队，并前往四川对抗解放军。
郭汝瑰领命后，暗中招兵买马、囤积武器，并重任自己的亲信。同时，暗中与组织保持联系。很快，七十二军便发展成为了国民党四大主力军之一。
在军队准备进攻四川之前，蒋介石来到重庆。召开作战会议后，蒋介石亲自召见了郭汝瑰，并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许，并升任他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三个师的兵力，并要求其集中军队主力，与解放军进行决战。
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1949年12月11日，正值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率领军队在宜宾起义，大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直接破坏了他妄图“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刚逃亡至台湾的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怒火攻心，破口大骂道：
“郭汝瑰！想不到他是一个最大的共碟！”
新中国成立后，因身份的特殊和局势的复杂性，郭汝瑰并未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对外宣称自己是投降军官。
直到1980年4月，郭汝瑰向中央申请恢复自己的党籍身份，不久后便得到了批准。在73岁时，郭汝瑰终于恢复了党籍，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