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我和高中同学田晓雷一起入伍，后来我被挑选到师组织科当打字员，考军校时田晓雷考上军校我落榜，科长说考不上军校可以留下转志愿兵，可我执意要退伍。
转眼间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闲来无事时偶尔也曾回想起当年在部队时科长和刘干事给我说的话，若那时考虑问题成熟一点，也许我的人生又会是另一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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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到了1978年时已经读完高中的课程，但由于文化课基础不太好（主要是数学），当年虽然参加了高考，但距离录取分数线差了12分，结果与高校失之交臂。
高考结束回到家里，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从高考失利的沮丧里走出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思考起自己的人生，但是，作为一个偏远山区里长大的农村孩子，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路非常少，当工人下煤窑没有门路，况且，煤窑在距离老家100多公里远的煤矿上，村里的田叔就在煤矿上班，他骑自行车回来，来回一趟几乎要一天时间。
我也曾想过复习一年再考大学，但上中学时逃课，欠下的功课太多，若到高中再复习一年，我又背粮食又拿钱的，若到时候再考不上大学，那可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不能让自己混到这一地步。
这个时候，当兵倒成了咱普通人都可以走的阳光大道，记忆里，我们村里曾有七、八个人当过兵，还有两个在部队提干后，把农村的老婆孩子带到了部队上。我从小就喜欢军人，就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得不能再旧的绿军装，军帽还是从退伍回来的一个哥哥那里要的。
11月初的时候，在我的期盼下，征兵工作终于开始了，当听到可以报名的消息后，我拉上邻村的高中同学田晓雷一起到公社武装部报了名，经过层层体检、政审，我们俩终于穿上崭新的绿军装到了部队。
3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那个自由懒散的田明建，已经变成了一个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过着直线加方块生活的军人，头顶上的红五星和领口处的红领章，令我们骄傲不已。
然而，在我看来并不显眼的高中学历，竟然在新兵分配时“占到了便宜”。
新兵分配时，师部先挑，也许是因为我的高中学历，也许是因为我个头和长相还比较顺溜，结果我和田晓雷同时被挑到了师直警卫连，而新兵连的大多数战友，则被分配到了各营、连，我们成了为师部大院站岗放哨的警卫战士……
我在大院站岗，经常看到过师首长和许多干部。他们长期在部队工作，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言谈举止中都带着一种成熟稳重而又令我敬仰的气质，虽然我不太懂，但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总能吸引我的目光，那时我常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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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没想到的是，一篇文章却让我离开了警卫连，走进了师部大楼。
1979年反击战，我们师虽然没有参战，但全师上下都笼罩在浓厚的训练氛围里，师广播室每天都播送各单位训练中的好人好事、官兵训练见闻等稿件，牛指导员就对我们说，希望大家都拿起笔，多写身边发生的正能量故事，积极给宣传科广播室投稿。
指导员还说，他和宣传科的干事比较熟悉，稿子写好经连队审核把关后，他们送到宣传科去。
即便指导员不说，我也心里痒痒了，看到每天广播上前线的战报，全师官兵群情激昂，我回到宿舍，立马写了一篇警卫连干部战士积极练兵备战、时刻听从党召唤的广播稿，让我意外的是，稿子写好原本是送指导员审阅的，可指导员只简单修改了三个地方后，并没有退给我，而是直接送到了宣传科办公室，稿子在第二、三天连续在师广播站军营新闻里广播出来，广播员还念到了通讯员田明建的名字。
这一下我在全连出名了，我的广播稿播出后，田晓雷也写了一篇稿子，可惜没有听到广播站里播出。
而就在我这篇广播稿播出一个月后，指导员突然通知我，我被调到组织科当打字员，当听到这个调动命令时，我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字员是干啥的，班长解释说，打字员就是把干部写的材料，在打字机上打出来，听着班长这样解释，我多少有点明白，却仍然糊里糊涂，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到组织科报了到。
组织科在师部大楼二楼东头，组织科有科长和4位干事，我发现从科长到干事，个个都文绉绉的，其中两位干事还带着眼镜，无一例外，组织科的领导们整天都在办公室开会、写材料，他们晚上还经常到办公室加班。
我所在的打字室紧挨着科长办公室，打字室还有一名姓秋的女兵，据秋老兵自己说，她已经服役期满，年底就退伍了，因此，科长赶紧从警卫连物色一个文化水平高、机灵的战士来接替打字员工作。老兵还说，正是前几天我写的那篇广播稿，宣传科的干事和组织科干事们聊天时说起这个事，就向科长推荐了你，于是，你就过来了。
听到老兵班长这样说，我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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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科当打字员十分忙碌，因为王老兵退伍后，又来了一个打字员，我们俩负责组织、干部、宣传、保卫4个科的文字材料，但打字室归组织科管理，而从科长到干事都会写材料，他们写好后先让我们打成铅字，送领导们审阅，领导们审阅后，我再在原稿上进行修改。
那个时候打字室用的是那种笨重的机械打字机，滚筒横在打字机上方，滚筒卷着蜡纸，下面的铅字盘里密密麻麻地倒放着钢制的2418个铅字，旁边的备用字盘里还有2400个常用字。
秋老兵很认真，她细心地给我说，当好打字员的关键，是必须把滚筒下面2418个铅字全部背记下来，并准确记住它们各自所在位置，如果背记不住这些，那想干好打字员是不可能的。
听到老兵这样说，我顿时把心提得老高，虽然说滚筒下文的2418个铅字一看就会头晕，但我自信下点功夫，是能记住的，于是，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包括吃过饭后的时间，我都泡在打字室记铅字，到了后来，我闭上眼睛就能摸到所要字的位置。
打字员这工作，看起来敲打一下挺轻松，但实际工作起来既费脑力又费体力，工作时手、眼、脑并用，眼睛紧盯文稿的同时，大脑就要想到文稿中那个字在字盘中什么位置，然后手推滚筒前后左右移动铅字盘和机头，找到所用的字，立刻摁下，“吧嗒”一声过后，铅字就在滚筒蜡纸上留下字印，再用油印机把打好的材料油印出来，送给领导。
到打字室后，我上班除了上厕所、吃饭离开过办公室外，很少有单独活动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到师部食堂吃饭，身上的油墨味也带到了食堂，若得和我同桌吃饭的战士、包括师医院的女兵们，一直吃吃的笑我。
到了半年和年终工作总结的时候，组织科的科长、干事甚至部首长一般都忙到深夜十一、二点才离开办公室，而我在他们走后，还要负责部里两位首长、组织科长和干事办公室的卫生，倒烟灰缸，清理报废纸篓的卫生，把桌上台历的日期撕到第二天的时间上……等我忙完回到宿舍，已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刚开始还不适应，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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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打字室没日没夜的工作，组织科科长和干事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对我的学习和成长也很关心，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1980年底加入了党组织，也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军校招生考试，科长说，上军校是大事，只要你努力，我们就全力支持。
1981年，在科里领导的支持下，我报名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当时，在警卫连的田晓雷也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但是，田晓雷9月份到陆军学校报到去了，我却没等来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虽然说科长他们很支持我考军校，但打字室的工作非常忙碌，我几乎没有看书、做考试题的时间和精力，打字室也不可能让我离开岗位专门去复习文化课，这个时候，我倒有点羡慕田晓雷，他除了站岗执勤，有大把的时间复习文化课……
我落榜后很失落，尤其是送别老乡同学田晓雷后，我似乎表现得更明显，还在厕所后面的楼道里抽起了烟。
送别田晓雷时，一个老乡说，田明建在领导身边，这点忙也没帮上，可惜啊！老乡的话深深刺激了我。
一天科长对我说，没考上军校，部里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替我感到遗憾，但是，一个人成长、成才，并不只有考上军校一条路，有很多条，科长还说，只要我努力工作，以后转志愿兵不存在啥问题。
吃到科长这样说，我心里颇不以为然，虽然说眼下冻结了士兵提干，但我确实对转志愿兵不感兴趣，一方面，我觉得科长是组织科的负责人，而转志愿兵是军务科的业务，转志愿兵这事，他只说好听话不办事怎么办？他现在这样说，无非是不想让我影响工作。
况且，我一向觉得，当志愿兵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是当司机和搞技术的，我还真不喜欢那样的工作，说到底，虽然我来自农村，但我不想当志愿兵。
科长看出我心情不佳，也就没再说什么，后来，科里分管打字室的刘干事还专门和我谈过话，内容和科长说的差不多，也是希望我振作起来，先干好工作再说，可考军校失利的打击，令我觉得部队工作没啥意思，萌生了年底退伍的想法，而且，我还不止一次和老乡说了年底退伍的事。
虽然我仍然在打字室工作，但心态和努力程度与之前差了许多，但科长和刘干事他们对我都很关心，我过生日，还被科长叫到家一起吃饭。说实话，科长他们兢兢业业工作，遇到工作忙的时候，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全力以赴，直到任务完成，我如果不当他们的打字员，根本体会不到他们辛苦到啥程度！
不久，打字室又调来一名打字员。但由于当年师里大型活动多，干部们特别忙，刘干事给我说，现在他们太忙，两名打字员连轴转都忙不过来，这个时候再放我这个熟练的打字员退伍，显然不可能。
1982年老兵退伍的时间到了，科长和同志们希望我能留下来转志愿兵，可我执意要退伍，不久，我退伍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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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4年兵退伍回来时，我觉得自己干啥都能干成，可现实十分残酷。
我从小就喜欢兔，虽然退伍费只用180多元，但我还是买了几十只小兔。家乡附近有山有水，天天到山上打新鲜的青草喂他们，但由于我不掌握养兔技巧，单凭一腔热血，不到一年，几十只兔死的死，让我吃的吃。
后来，我跟着邻居二叔种蘑菇，虽然蘑菇长势很好，但我不懂得销售，养出来的蘑菇卖不出去，也弄个赔本赚吆喝……
父母和大哥和我认真谈过两次话，希望我正视现实，考虑问题不要简单和极端，但那时我几乎听不进去他们的话。
但生活又是非常具体的，转眼间我到了二十七、八岁，父母为我的婚事操碎了心，后来，在亲戚和邻居的多番帮助下，我终于和邻村一位大龄女孩结了婚，之后，我们家先后有了3个孩子。
有了家，当了父亲，生活的柴米油盐迫使我脚踏实地，我跟着父母先把家里的8亩多地种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后来，我东借西凑买了一辆三轮车，上面加了一个蓬，家闲时在县城和我们村之间跑起了拉客的小生意，多少挣点收入，贴补家用。
一天，我正在县城到我们村的路口等客，远处走来一家三口，我抬头一看，竟然是田晓雷。虽然二十多年没见，人发福了，但田晓雷还是一下子认出了我，田晓雷上军校后这些年，我们没见过面，此时这样相遇，彼此都有些尴尬。
我说老同学老战友回来，我免费拉你们回家，田晓雷脸红着不知该说啥，就让给我了一支烟，后来他们还是坐上了我的车。等下车时，田晓雷执意要给我钱，我死活不接，可就在我开车离开时，田晓雷的妻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塞到了我口袋里……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很难受。其实，近些年来，我时常为自己当年的任性而后悔，当年科长和刘干事苦心挽留我，可是却一门心思要离开部队，谁劝都不听。
听人劝，吃饱饭。任何时候都不能太自我任性，否则，人生的路就越走越窄。
年轻时的选择极为重要，一旦任性或者脑袋犯晕做出抉择，随后既便用一生来买单，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