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义》一开始写的是太监专横，然后是黄巾之乱。主角刘备，曹操，孙坚出场到齐，故事就进入了正题。但是，在故事进入黄巾之乱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演义》中没有记载的另一件重要历史事件。

我们或许都知道，造成后汉王朝灭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清流派知识分子和官僚，他们信奉儒教理想主义，抨击外戚、宦官专权的腐败政治。清流派领袖陈蕃欲发动政变推翻宦官势力，却因事败被杀。就在这时，清流派遭到了两次大规模的镇压，这就是“党禁”。所谓党锢，就是把那些对政权持批判态度的清流阶级视为异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把他们囚禁起来，禁止他们的行动。

延熹九年（166）陈蕃事件前两年，另一清流派领袖李膺，因煽动太学生诽谤朝廷而遭宦官诬告，全国逮捕了二百余人。第二年永康元年（167)，在外戚窦武的辩解下，清流派虽一度获释，但仍被遣返归乡。这就是党的第一次灾难。桓帝于同年十二月去世。第二年，窦武、陈蕃发动政变。

窦武和陈蕃谋反失败而死。第二年，即灵帝建宁二年，宦官曹节上奏诬告，将清流派李膺等百余人处死。凡是与清流派有关的人，统统被革职关押起来。这是党禁的第二次灾难。

《演义》最早的版本嘉靖本中，关于党锢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在官方版本中，只有一句话：“桓帝囚禁好人。”但实际上，这两次党狱之灾，都与黄巾之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经过这两次的镇压，清流派已经彻底的封杀了。但历史证明，这种压制知识阶层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镇压得越厉害，反抗就越厉害，而且一般民众总是同情被压迫的一方，最后当权者失去了人心。

也许是意识到这样做不利于统治，在经历了两次党禁之后，统治者们开始采取怀柔政策。举个例子，熹平四年（175)，朝廷修订儒教经文，刻于太学门前的石碑上。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经。他把石经立在太学门口，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少管政事，好好读书。由此可见，无论哪个时代，学生对政治的批评者都是最激进的。又过了三年，光和元年，朝廷又在鸿都门内设立太学，招收一千名太学。当然，这也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但同一年，《熹平石经》的作者蔡邕因主张改革而流放朔北（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

太监政权和清流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黄巾之乱就是在这两个派系激烈冲突中爆发的。

第二次党禁十五年后，即光和七年（中平元年、一八四年）二月，著名的太平道教学者、刘备的老师卢植前往河北，前往张角的大本营；皇甫嵩主张解除党禁，朱奔赴河南颍川郡（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驻扎黄巾军主力。皇甫嵩的叔父皇甫规，不顾自己的命运，挺身而出，要求逮捕他。皇甫嵩年轻时曾受过窦武、陈蕃之邀，但他本人却拒绝了。卢植亦向窦武提过建议，要他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皇甫嵩、卢植虽然同情清派，却不像清派那样只注重理想，更注重现实。朱因平定交趾郡（越南）叛乱有功，在当时也算小有名气。

有了这三位得力干将，暴动很快就平息了。张宝和张梁相继战死，张角病死。虽然残余势力后来又进行了几年的抵抗，但是到同年十月，骚乱基本上平息了。十二月，年号由光和改为“中平”。

黄巾军主力集结于河南颍川郡，与叛乱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南一带，以颍川为代表，是当时最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清初文人大量聚集之地。像陈蕃和李膺这样被党禁迫害的文人，很多都是在这里出生的。魏晋时期出现的汉人，在魏晋时期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地区成为黄巾军重要据点，说明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存在着寻求体制改革的稳重派与企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之间的矛盾。卢植、皇甫嵩、朱三人终于镇压了叛乱，卢植是河北涿郡人，皇甫嵩是西部安定（今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人，朱是南方会稽（浙江省绍兴市）的人。

那么，对于黄巾军的首领张角，大家一定非常好奇。可惜的是，史书上对这件事只字不提。不过《演义》中有一句话，张角是“不第秀才”，也就是说张角是个落第的秀才。

但是，汉代还没有科举制度，更没有所谓的“不第秀才”。这完全是由于《演义》作者对历史知识的缺乏。但是后世的落第书生中，也不乏对体制不满的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清朝末年十九世纪，受基督教影响的落第秀才洪秀全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而镇压运动的正是实用主义的高级官僚曾国藩。

这句话也许是对的，历史总是在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