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月谈、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纷纷将目光聚焦到基层，关注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不少基层单位和干部正在陷入“自我加压”的漩涡。这一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在广大基层地区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先来说说具体表现，有些基层单位报送材料时，明明上级要求“简要标准”，可他们却无视规定，非要大费周章地准备详细材料，目的就是想凸显自己对工作的“重视”；还有些地方主动给自己揽活儿，额外增设“自建房安全隐患”等工作台账；甚至有的基层单位，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也非要手抄记录，只为留下所谓的工作“痕迹”。只要在基层工作过的朋友，想必对这些场景都再熟悉不过，我自己身处其中，更是感触颇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基层自我加压的现象呢？在我看来，主要是基层干部“饿了、倦了、怕了”。
一、“饿”：对政绩与形象的渴望基层作为政策落实和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毫无疑问，也是领导干部树立政绩与形象的关键所在。不管是新工厂的成功落地，还是试点项目的争取与验收，又或是努力维持“0信访”“0安全事故”的和谐稳定局面，这些成果在领导的工作述职报告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亮点，对于领导下一步的提拔晋升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亮眼的工作成绩，不仅能彰显领导的工作能力，更能吸引上级领导，尤其是那些对领导仕途有着关键影响力的大领导前来调研、观摩。这无疑为领导创造了与大领导面对面接触、汇报工作的难得机会，一旦给大领导留下良好印象，晋升之路便会更加顺畅。所以说，政绩既是个人优秀能力的证明，也是获得领导青睐的重要途径。
要是某个乡镇因为“主动加码”，做出了亮眼的工作成绩，被上级媒体宣传报道，还得到了县委书记的批示和表扬，其他乡镇就会坐不住了，纷纷被迫跟进。这种“内卷”和“攀比”，使得整个基层工作的标准不断被抬高。
当然，不可否认，有一部分领导干部确实心怀高尚情怀，一心想多干实事、多出亮点。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领导的要求和工作任务的双重压力之下，基层主动增加台账等工作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工作成果并不突出，起码也能展现出自己积极工作、不辞辛劳的态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这种政绩观，也是导致基层自我加压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作惯性，他们热衷于主动加班加点，哪怕周末没事也要到单位转转。领导一旦坐在办公室，就容易思考工作，不是为之前未完成的工作而焦虑，就是突然冒出新点子想要尽快付诸实践。不管是哪种情况，分管科室的干部们可就别想有清净日子过了。要是不想加班，还可能被贴上工作态度不积极、不努力的标签。在这种上行下效的氛围中，基层干部只能无奈地遵循领导认可的加压文化，跟着一起自我加压。
二、“怕”：对考核与问责的担忧如今，巡视巡查力度不断加大，一查就是上溯五年；审计项目也愈发细致入微，追责问责的压力如同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基层干部的心头，让他们时刻处于“如临大敌”的紧张状态。就拿乡镇工作来说，从村支书到党委书记，过去一年里，不乏被执纪监督问责的案例。比如在抗旱防火工作中，一旦谁管辖的区域率先燃起“第一把火”，相关的属地领导就将面临巨大的问责压力。
然而，基层长期面临着“权小责大、人少事多”的困境。上级要求基层落实“属地管理”“一岗双责”，但真正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资源调配权、政策话语权却集中在上级部门。以许多乡镇为例，村里的工作任务繁重，甚至超过了干部的承载能力，可工作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基层干部夹在政策落实和群众矛盾的夹缝之中，既要完成上级规定的进度要求，又要应对群众的各种诉求，别无他法，只能依靠“5+2”“白加黑”式的加班，以及反复上门沟通来勉强推进工作。这种高压状态，本质上是制度刚性与社会弹性冲突的结果，而基层干部则成为了这种冲突的承受者。
基层干部之所以自我加压，归根结底是害怕工作出现漏洞，在追责问责和督导考核时难以交代。所以他们宁愿提前把工作做足、做细，至少这样在面对问题时，有解释的余地和证明。即便出现了不可控的因素，也能有个合理的说法，不至于被认定为失职。
一位社区书记曾无奈地描述：“上级觉得我们工作执行不力，群众觉得我们偏袒一方，我们两头受气，只能拼命加班证明自己没偷懒。”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出基层在为上级部门的工作兜底。现在，上级布置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能分解到基层，名义上是层层传导压力，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层层推卸责任。
但基层面对这种推诿塞责的情况，却毫无办法，也不敢拒绝。这是因为上级单位在位置上占据优势，在理由上看似天然正确，从而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的制高点，追责问责和考核监督成为了他们手中的有力武器。而且，一旦被追责问责，往往就意味着耽误了提拔晋升。比如一次诫勉谈话，就可能耽误半年的晋升机会，要是恰好碰上换届调整，相关干部可就有苦难言了。
俗话说“有备无患”，干部是会流动的，但档案资料和工作内容却会留存下来。如果不留下一些工作“痕迹”，多年之后追查倒查时，之前的干部早已调离，现任干部就只能面对“两眼一抹黑”的困境，被迫为前任的工作“擦屁股”，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出于工作需要和避免这种尴尬情况的考虑，基层干部只能选择自我加压，用时间来换取应对问题的空间。
三、“倦”：对机制与举措的怀疑半月谈指出，一个重要因素是基层干部对本地本部门能否长期坚决执行上级减负要求心存疑虑。多年来，无论是容错纠错机制、职级晋升，还是基层减负，都为基层干部描绘了美好的蓝图，然而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却出现了效果参差不齐的问题。
许多政策在出台初期确实能发挥一定作用，但风头一过，基层依然要承受相似的工作压力。当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工作持续推进，但不同上级部门的要求各不相同，基层干部常常陷入“钟摆效应”的困扰。即便是同一上级部门，检查考核的要求也时常变动，甚至个别领导“朝令夕改”。
此外，每出台一个新政策要求，基层干部就需要重新学习贯彻，这无疑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效果却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逐渐产生了倦怠情绪，觉得还不如延续以往那些被认为“政治正确”的做法，在自我加压中秉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
基层干部工作环境艰苦、任务繁重、压力巨大，如果不是出于自保心理和工作落实的实际需要，谁愿意没事给自己找麻烦呢？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多重现实困境和结构性矛盾中艰难求生的无奈，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上级领导和权威媒体关注到基层的艰难处境，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能够为推进基层减负等工作注入新的动力。但我们更殷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动真碰硬，切实解决基层干部面临的堵点和痛点，真正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基层工作着实不易，每一位基层干部都在负重前行，且干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