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常说基层工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形象地描绘出基层工作的繁杂与琐碎。在如今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形势下，基层工作犹如一台开足马力、日夜不停运转的机器，全力传递并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新政策、新举措。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在一线，默默耕耘、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他们既是党的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也是党与群众紧密相连的纽带和桥梁，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0 年前，笔者曾关注过基层干部的 “十怕”，时过境迁，如今基层干部又有了 “新十怕”，这些 “怕” 深刻反映出基层工作中的新问题与新困境。

“领导一动，河工重弄”，这句俗语生动地展现了当下部分领导决策的随意性。有些领导在决策时，仅凭主观臆断 “拍脑袋决策”，而后信心满满地 “拍胸脯实施”，等到项目出现问题，便潇洒地 “拍屁股走人”。例如，某地为了打造所谓的 “特色小镇”，在未充分调研市场需求、当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的情况下，盲目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旅游设施。然而，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小镇建成后游客寥寥无几，大量投资打了水漂，沦为典型的 “败家工程”。

领导离任后，新官往往不愿理会旧账，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基层干部收拾。基层干部作为具体执行者，不仅要面对群众对工程失败的不满，遭群众白眼，甚至可能因项目烂尾而背上责任黑锅。这种情况严重打击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浪费了宝贵的公共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因盲目决策导致的项目失败，每年给地方财政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十亿之多，而基层干部则成为这些决策失误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本应成为工作常态，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实中，仍有部分领导下基层视察时，形式主义严重。前呼后拥的陪同队伍，提前精心规划的路线，指定的调研对象，让整个调研过程变成了走马观花的形式。领导到达前，基层为了迎接视察忙得人仰马翻，准备各种汇报材料、安排参观路线、布置 “典型现场”。

这样的 “被导航”“被调研”，领导看到的都是精心打造的 “盆景”，听到的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好话”，根本无法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以某县的一次农业调研为例，领导按照既定路线参观了几个被精心包装的示范农场，看到的是一片繁荣景象。然而，在距离这些示范农场不到十公里的偏远农村，农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但这些情况领导却一无所知。基层干部深知这种调研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他们迫切期待这种形式主义的调研方式能得到彻底改变。

过去 “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的不良风气虽有所改善，但如今 “模糊统计学” 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每年 11 月还没过半，要求上报全年总结的通知便早早下达。此时，许多工作尚未完成，实绩指标只能依靠估算。到了 12 月，各种考核表格纷至沓来，上级部门以 “凡事有个提前量” 为由，要求基层提前填报。

基层干部在填报时左右为难，报多了担心实际完成情况达不到，一旦上级较真就要承担责任；报少了又怕影响上级领导的业绩考核。这种提前填报的做法，看似为了工作的前瞻性，实则是上级部门懒政的表现。它迫使基层干部放弃脚踏实地的工作，转而花费大量时间在数据的 “修饰” 上，严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据对部分基层单位的调查，为了应对这种提前考核，基层干部平均每月要花费至少一周的时间在填报各种表格和总结上，极大地影响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在强力反腐的态势下，“老虎”“苍蝇” 纷纷落马，彰显了党和国家打击腐败的决心，让百姓拍手称快。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片面的 “无官不腐论” 甚嚣尘上。这种观点仅凭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如几句雷人话语、几个 “房姐房叔” 的负面事件，就将所有干部一概而论，否定了绝大多数干部的辛勤付出和廉洁奉公。

这种错误观念对基层干部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一些地方，因为这种观念的影响，基层干部的正常福利被无端取消，工资调整也受到阻碍。以某乡镇为例，过去基层干部享有一些合理的下乡补贴和加班补贴，这些补贴是对他们艰苦工作环境和额外工作时间的基本保障。但在 “无官不腐论” 的影响下，这些补贴被全部取消，理由是防止干部滋生腐败。然而，基层干部的工作并未因此减少，他们依然需要经常深入偏远乡村开展工作，却失去了应有的补贴，生活压力增大，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严重打击。

基层干部理应接受舆论监督，这是促进工作改进、提升工作透明度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中，当遇到负面事件时，一些领导干部为了逃避责任，往往躲得远远的，将基层干部推到前台直面媒体。基层干部在与记者沟通时，由于缺乏专业的媒体应对经验，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媒体抓住把柄，见诸报端，成为事件的 “替罪羊”。

更有甚者，一些假记者和少数主流媒体中的黑心记者，利用基层工作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曝光、上网为要挟，向基层单位狮子大开口，进行敲诈勒索。例如，某镇在进行一项基础设施建设时，因施工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一定短期影响，被一家假媒体盯上。他们以曝光相威胁，要求镇政府支付高额 “宣传费”，否则就将在网上发布负面报道。基层干部面对这种情况，既气愤又无奈，不仅要应对正常工作中的舆论压力，还要防范这些不良媒体的敲诈行为，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倍增。

在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基层干部迫切需要学习 “充电”，提升自身素质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基层工作。然而，当下许多培训活动并非根据基层的实际需求 “量身定制”，而是上级部门早就列入计划的 “常规动作”。这些培训内容往往脱离基层实际，对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缺乏针对性。

同样，组织的外出观摩学习活动也常常变味。原本是让基层干部走出去借鉴先进经验的良好机会，却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 “串门式” 交叉考察。今天你到我这里参观，明天我到你那里学习，大家成群结队，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实际参观的内容与自身需要学习的目标相差甚远，甚至演变成了借学习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例如，某县组织基层干部到外地学习乡村振兴经验，然而行程安排中，真正用于参观学习先进乡村建设经验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其余时间都花在了旅游景点游览上。这种形式主义的观摩学习，不仅浪费了基层干部宝贵的时间，还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却未能达到提升干部能力的目的。

在县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招商引资被视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 “头号工程”，“当官不招商，不如回家喝粥汤” 的口号甚嚣尘上。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地方政府全民动员，各种招商形式层出不穷，如成立 “招商小分队”、构建 “吸税责任链”、举办 “招商引资出征誓师大会” 等。

考核机制更是极为严格，不仅将招商任务与干部的职务晋升挂钩，还直接与工资收入相联系。完不成吸税任务，年底就要扣工资。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基层干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某镇区为例，一位干部被要求一个月专门外出招商，为了完成任务，他四处奔波，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招商资源和精准的项目对接，跑了十几天却空手而归。当考核督查组询问时，他因害怕受到处罚而撒谎，称正在厦门见客商。督查组当即要求他用厦门当地电话回拨确认，结果谎言被识破，最终因懈怠招商受到严肃处理。这种过度强调招商任务、简单粗暴的考核方式，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也导致了一些虚假招商、盲目招商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越是艰巨、复杂的工作，基层干部承担的压力越大，这是因为上级部门在责任落实上常常采取连坐与捆绑的方式。在处理信访问题时，对于围阻、带回上访者，采取 “盯人战术”，要求基层干部与上访者同吃同住，确保上访者不出村、不出镇、不出县。在动员拆迁户工作中，实行 “包户制”，拆迁户不签字，负责的基层干部就不能撤离。

如果上访者或拆迁户是基层干部的亲戚，那就更麻烦了，上级会以不息访、不拆迁就不让上班相威胁。此外，基层干部参与爱心捐赠本是自愿行为，但在一些地方却演变成了 “被自愿” 捐款。例如，某县在一次慈善捐款活动中，规定基层干部必须按照一定标准捐款，否则将影响年终考核。这种不考虑实际情况、强制捆绑的工作方式，严重侵犯了基层干部的权益，也让他们在工作中陷入两难境地，极大地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果。

指标管理和目标考核是推动工作落实的有效手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 “指标满天飞” 的乱象。大拆大建、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治污染、息访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都有责任状和量化指标。一旦完不成，就要面临 “一票否决”，甚至是 “末位待岗” 的严厉处罚。

一些突击性任务，不仅指标定得过高，脱离实际，而且基层干部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授权、政策依据和经费支持。以某乡镇的环保整治任务为例，上级要求在短时间内关停所有不达标的小型养殖场，任务指标非常明确，但却没有给予乡镇足够的资金用于帮助养殖户进行产业转型，也没有明确的执法授权。基层干部既要面对上级的严格考核，又要承受群众因养殖场关停带来的经济损失而产生的怨言，在中间受着 “夹板气”，工作推进十分艰难。这种不合理的指标设定和考核方式，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无法真正有效地开展工作。

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到职能部门办事时困难重重。虽然现在倡导服务型政府，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事却依然难办。职能部门要么机械地照本宣科，拿出各种条条框框，对基层实际情况视而不见；要么办事效率低下，基层干部急得团团转，他们却不紧不慢。

在现实生活中，基层干部为了孩子上学、妻子调岗、老人求医等生活琐事，也不得不四处求人。然而，他们大多秉持着廉洁奉公的原则，张不开嘴、迈不开腿、拎不出礼。看着社会上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八面玲珑、事事顺利，基层干部内心充满无奈，只恨自己无法适应这种潜规则。例如，某基层干部为了给孩子办理转学手续，跑了多次教育局，每次都因为各种手续问题被打回。后来，他偶然得知有人通过找关系很快就办好了类似手续，这让他深感无奈和困惑。什么时候明规则能够完全取代形形色色的潜规则，让大家在办事时机会均等、公平公正，基层干部才能真正找回工作和生活中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