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个有趣的事情，一边是作家方方一直在想着各种办法更新着自己的日记，另一边有一个自称是“学生”的网友给方方阿姨写了封信。今天方方也给出了自己的回信，“学生”问的辛辣，方方回的巧妙。
由于不是营销号，在这也不引述双方的你来我往。但学生写的信的确是让人有点愤怒，没想到在新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的现在，竟然还能有人抱有这些思想并觉得把这些内容公之于众会引起共鸣。下面就写点方方不方便说的东西。
为方便，引述一下这封信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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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阿姨您好！
语文老师说，这次全民战疫，全国人民都受到鼓舞和教育。老师让我们给伟大的湖北人民写封信，您也是湖北名人，不知写给您是否合适，也不知道您算不算伟大的湖北人民之一。
网上有人说，一场疫情火了一个作家，而且是湖北作家，说的就是方方阿姨您，因为记录《方方日记》成了红人。说您是这场疫情中最大的赢家。
我是学理科的，对作家这个词接触不多，我特地百度一下作家含义，结果很失望。一个说，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人！另一个说，作家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
也不知他们说的对不对，您说作家是什么呢，方方阿姨？
我看您火起来的“日记”，记述的是武汉病态中的世间百相。武汉人说，方方阿姨您写的是生病中的武汉，都是身边事、身边人。我没去过现场，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就全当是真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是假的，岂不是没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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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个细节，关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隐喻，之前想说很久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终于这位“学生”祭出这个“大词”，也让我有了说话的机会。
本着起源就是目的的原则，先看一下“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缘起：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陈桂生在其专著《“教育学视界”辨析》中的考证，“人类灵魂工程师”有两个重要的来源。其一是说作家，源于斯大林与高尔基的一次谈话，斯大林称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二是说教育家，前苏联教育学家加里宁强调教育在培养学生性格和道德的重要性时指出：“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应当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个起源于前苏联的隐喻在我国最早见之于1951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思想，使自己逐步能真正够得上“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在国内，大多数人知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隐喻，都是在说教师的，关于斯大林和高尔基谈作家这件事知之甚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写信的学生真的是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了，对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语言能够如数家珍。
回到“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句话本身，作家宋石男《斯大林时代的政治与文艺：文艺是什么的奴隶？》中有过一段描述：当时，斯大林提出，“生产灵魂”的文学创作，比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伏罗希洛夫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立即反驳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您的坦克就一钱不值。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很多词句，乃至隐喻都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局限性的。放下当时对人类灵魂工程师引入的历史背景不谈，其目的是好的，是希望在一个新社会中，强化教育的意义和地位，强化教师的作用。但其深入其意义的背后却是会惊出人一身冷汗的。况且这句话还出自斯大林之口，这个可能在上个世纪，创造的人性灾难仅次于希特勒的伟大领袖。
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CCR5）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HIV。随后国家权威部门发布了回应：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对人类的基因进行编辑都是有违法律和伦理道德的。那么像工程师一样编辑、塑造人类的灵魂就是合适的么？
“灵魂”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所独有的，能够在茫茫人海中区别出我跟他人的东西，是我唯一可以不开口就与之对话的东西，是我最为宝贵的财产，是我能够成为我唯一的证明。
如果“灵魂”可以编辑，可以由某一位或者某些位工程师所塑造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在此不想说太多，也不能说太多。这不是吹毛求疵，在习惯性语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的逻辑。只想说，希望人间不再有灵魂的工程师，愿每一个灵魂都能够孤独且独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
其实学生的信中，核心就是在探讨一个问题——作家该做什么？除去“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有点偏形而上的BUG定位之外，学生还意味深长的指出了，两类作家，一类是记录美好，宣传正能量的作家，一类是全盘记录真实，可能给人带来一些不愉快的作家。
可能这位学识渊博的学生，有选择性地跳过了类似于维塞尔的《夜》、莱维的《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等作品，这些针对对大屠杀、集中营的文学作品，是促使整个人类反思人性灾难的重要推动力。
就算回到这位学生熟悉的前苏联那片土地上，可能他也不太熟悉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果戈里的《死灵魂》、屠格涅夫《父与子》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的作品《怎么办？》。他也不了解，这些同样讲述着当时的一座叫做圣彼得堡的城市的故事的作家们，笔下究竟是在赞扬，还是在写实。
在灾难中死去的人，是英雄，他们不仅仅是灾难的受害者，还是为整个人类承担灾难后果的殉道士。而幸存者是懦弱的或者是幸运的，苟活下来的人，不应该忘掉那些替他们成为灾难牺牲品的事实，不应该转身就去歌颂生的伟大。幸存者只有追溯死的痛苦之后，才能带着那些牺牲者的尊严，重新像一个人一样继续生活。
而作家，正是对牺牲、对苦难、对灾祸最佳甚至是唯一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对历史的见证，不是带着那些惨痛的回忆活下去，而是要将这种记忆，转化为人类共通的语言和情感，让这种记忆成为人类永恒精神世界中的一个话题。让这个话题成为一个种子，长成一一颗树，庇护后世的人可以免遭同样的伤害。
最后引用前几天发布的《致那些还在坚持写字和阅读的人们》的后半段，作为给那个学生最后的回应——
被誉为“人类的信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维塞尔曾这样说：歌德说，人在悲痛的时候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
而卡夫卡也讲过一个故事《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耗子民族在很久以前一直有唱歌的传统，而后来变为不懂音乐的群体。故事的叙述者说“我们这一代整个都不喜欢音乐。宁静平和算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我们生活得很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忧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如同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
但这个耗子民族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女歌手约瑟芬，她认为歌唱是最崇高神圣的事业，毕生追求歌唱的完美。当她的同类被实际生活压得不堪重负时，她便献上独特的歌声。但耗子民族对女歌手的歌声并不感兴趣，这让女歌手越来越孤独，没有人懂得他的音乐，她的歌唱更是昭示着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命运。最后，在“吹出一声口哨”后便拥有沉默了。故事的叙述者这样评述“由于我们不撰写历史，她很快就会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样，在更高的解脱中被忘却。”
这段文字，有着双重的讽刺。在故事中，一个热衷歌唱生命的女歌手在“一声吹哨”之后选择了沉默，最终在一个没有书写历史习惯的耗子民族中被遗忘。而在故事外，叙述者或者作者卡夫卡本身，也在经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作为人类社会中那些为孤独歌唱，为苦难吹哨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可能在沉默中解脱甚至被忘却的命运。
柏拉图曾经有过一个洞穴比喻。在黑暗的洞穴中，人们被缚而强行观看墙壁上真实世界的投影。终于有人挣脱了绳索，看到了真实世界。在柏拉图的叙述里，他们没有丢下黑暗中的同伴，而是执意要回到洞穴中，告诉那些还在洞穴里舒服过日子的人们，外面才有一个光亮的世界，哪怕冒着被生活在洞穴里的人孤立、无视甚至是迫害的风险。
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中写道：人不同于兽，在于他们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们遵守禁忌也需要违抗。违抗并不是由于他们愚昧无知，而是需要他们的坚定和勇气……文学的优先行动是一种挑衅。真正的文学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于违抗当时社会的基本法规。文学就是要怀疑规律和谨言慎行的原则。
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强调“见证”不仅仅是亲身经历灾难或见识、了解灾难，更重要的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在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面前，遗忘是不道德的，是对人类整体的不负责。只有记录下来，并通过记录的内容进行反思，才能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所以，如今写字的人，正是在记录这个世界这一刻变化的人，他们的文字，记录了人们在当下变化中经验的特点和情感反应，也帮助一代人保存了他们共同享有的一些经历，不论是幸福还是痛苦。但也许这种记录，在灾难面前，会显得更有人道价值。
这也并不仅仅是写字的人的责任，只有还存在读者，写字才会真正的实现它最终的目的。作者和读者，在见证历史这件事情上是“共谋”，只有他们共同的存在，才有可能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车轮中，发现那些被碾过的“微尘”。
在加缪的《鼠疫》中，里厄医生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坚持记录下自己关于鼠疫之恶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这份真实的记录有一天会成为“证词”，使人们至少回忆起有人曾经是非正义和暴力的牺牲品，也是为了告诉人们记忆者在灾难中学到了什么。
当鼠疫消退后，医生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兴高采烈，“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次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一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