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成立于 1912 年，商人们为求自保集资组建的自卫武装。最初，商团的职责是协助警察站岗警卫，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商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州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 1919 年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接任商团团长，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蛊惑与唆使下，大肆扩充商团实力，私自购买军火练兵，形成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商团军，其政治倾向日趋反动，沦为帝国主义和买办阶层对抗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工具。

运商团军火的“哈佛号”

1924 年 8 月，广州商团向英商南利洋行购置了一批军火，包含枪械 9800 余杆，子弹 300 余万发，其用途不得不令人心生疑虑，同时加之孙革命政府向苏联订购的军火还未抵达，如此大量的枪械进入广州有巨大隐患，故孙中山指示蒋介石派遣永丰、江固两舰出巡，在白鹅潭截获偷运的枪械。

商团方面得知枪械被扣后，组织 1000 多人先后两次齐聚大元帅府，强硬要求发还扣留的军火。在诉求被拒后，他们迅速组织广州商人展开大规模罢市，以 “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 之名，通电全省各县商团，一时间，罢市风潮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广州城陷入一片商业瘫痪的困境。

被烧毁的房屋

为了应对这一危局，孙中山一面揭露陈廉伯的阴谋罪行，由广东省政府通缉，一面疏导，劝令商店开业，同时收缴商团枪械，最后向英国提出抗议。以上措施，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加之地方军阀抵制，并不能更好的执行。孙中山为摆脱困境，9月，其利用与皖、奉军阀“反直同盟”关系，趁江浙战争之际，率师北伐，一度想放弃广州。

而留守广州的胡汉民，在与商团谈判过程中，步步退让，9月中旬，到韶关谒见孙中山，力主发还商团枪械，而孙中山为了集中全力北伐，解决军费紧张问题，欲以发还枪械换取商团助饷，同时向苏联订购的军火也已运抵黄埔，扣留枪械似乎已没有必要。

然孙中山不断妥协，商团却不断紧逼，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号总罢市通牒，定“双十”举行，局势进一步恶化。然而，孙中山竟电令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迅速运往韶关。蒋介石深知，广州既是革命的希望之光，亦是自己辛苦经营的根基所在，绝不能轻易拱手让人，向孙中山回函表示决心死守黄埔待援。胡汉民为了缓和局势，于10月10日晨，将5000余支枪械发还商团，然而商团并未偃旗息鼓。

1924年10月10日下午3时，当广州各界为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军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多人，受伤数十人。“双十”惨案发生后，商团封锁市区，迫令商店一律罢市，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反动标语，企图发动更大叛乱，同时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配合商团叛乱，革命政府岌岌可危。

孙中山的手令

1924 年 10 月 13 日，局势迎来关键转折点，孙中山当机立断，令北伐军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兼程从韶关回师广州。14 日下午，孙中山电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 15 日清晨，蒋介石亲自率领黄埔学生军，联合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队以及工团军、农团军等五路大军，如汹涌潮水般向商团发起总攻。商团军虽人数众多，但其本质是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面对凌厉攻势，激战仅持续数小时，便全面崩溃，广州城终于重归安宁。

于蒋介石而言，此役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转折点。战前，他虽身为黄埔军校校长，但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非举足轻重，仅是诸多实力派中的一员，时常受粤军等旧势力的排挤。然而，通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平叛战斗，他向世人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果敢的决断力。当他率领黄埔学生军及各路大军冲锋陷阵，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商团时，他的威望如同火箭般蹿升。黄埔军校学生军对他更是死心塌地，视其为领袖，由此，以黄埔学生为核心的嫡系部队初步成型，成为他日后逐鹿政坛、抗衡各方势力的坚实倚仗。此后，蒋介石凭借这股力量，在国民党内的话语权日益加重，逐步迈向权力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