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https://mises.org/。
作者:菲利普·巴格斯(Philipp Bagus)
韦尔塔·德索托
在分析韦尔塔·德索托(Huerta de Soto)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缩的定义并不明确。德索托将通缩定义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减少”(德索托,2004年,第442页)。下一句他又说,“通缩包括货币供应量减少或货币需求量上升”。
德索托将“起因和后果截然不同”的通缩分为三种类型(第443页):第一种,实际现金余额增加;第二种,经济衰退期间信贷紧缩;第三种,政府故意引发的通缩。
第一种通缩是实际现金余额增加,也即对货币需求量增加(第446页),这表明他此时用的是他对通缩的“第二种”定义。他承认,第二种通缩不一定要改变消费/储蓄的比例,但要专注于减少消费以增加实际现金余额。消费的减少会导致投资额的增加,进而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货币购买力的增强。
德索托描述的第二种通缩是“信贷紧缩,通常发生在随所有信贷扩张而来的危机和经济衰退阶段”(第448页)。与故意引发的通缩不同,第二种通缩会加速清算信贷扩张期间进行的不稳健的投资项目,从而产生积极影响。不过,德索托所说的“故意”是什么意思?如果政府拒绝再救助银行,这不也是政府的蓄意行为吗?如果政府取消特赦犯下发行无担保债券这一欺诈行为的银行,这不也是蓄意为之吗?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该补充一点,故意引发的通缩与德索托描述的衰退性通缩所起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政府可以故意造成或拒绝阻止“信贷紧缩”。
德索托认为,这种通缩的第二个积极影响是,“它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了”信贷扩张期间出现的“收入再分配”。但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因为在信贷扩张期间受益的人有可能在信贷紧缩期间再次受益,反之亦然,原因是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状况可能发生了变化。
德索托提到的信贷紧缩的第三个积极影响是,会计损失可能会导致储蓄增加,从而减少必要的调整。需要补充的是,当人为的会计损失消失后,实际储蓄可能会再次减少,而调整的形式可能是降低资本密集度,从而缩短生产结构。
德索托的第三种通缩是由政府蓄意减少货币供应量而造成的。他认为,“故意引发通缩的整个过程毫无益处,只会让经济承受不必要的压力”(第445页)。此外,这还会扭曲生产结构,使一些以前似乎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变得无利可图。他还提到了两个发生这种故意通缩的例子:拿破仑战争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德索托重复了李嘉图的建议,即不要恢复标准价金本位制。
我们来依次讨论这些论点。首先,政府也可以不救助银行,比如放弃进一步干预货币体系,从而有意减少货币供应量。这种由取消中央银行引起的解放性通缩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可以让价格恢复到通胀前的水平,让经济摆脱不健全的投资(德索托所说的 “不必要的压力”)和不健全的货币体系。因此,故意的通缩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即健全的货币体系。
故意引发的通缩总是扭曲生产结构,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消除不健全的投资,反而会让生产结构回到稳健的轨道上来。
如果征税和清算货币造成强制性通缩,那么投资确实会减少,生产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也会降低。然而,这并不像德索托(2004年,第444页)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货币数量减少了。因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并不妨碍企业家正确判断出这样会对市场价格带来什么影响。因此,货币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利率会定得太高”(许尔斯曼,1998年,第4页)。因此,货币数量减少并不一定会减少储蓄/投资。强制性通缩导致生产结构的资本密集度降低,即生产结构缩短和扁平,造成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是征税。
霍普指出,“通过同时减少当前和(预期的)未来财货供给,政府对财产权的侵犯不仅提高了(给定价值表中的)时间偏好率,而且还提高了时间偏好表”(霍普,2001年,第14页)。因此,提高时间偏好率,并且额外征税或者直接征用以清算货币供应会减少储蓄。如果人们能从投资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就会消费得比原来多。
如果政府不是通过征税而是通过增加公共债务来得到其想要销毁的货币,那么私人企业可获得的贷款就会减少,市场利率会有上升的趋势。因此,与不增加公共债务的情况相比,投资项目会减少,生产结构会缩短。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结构会比依靠消费者储蓄的生产结构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扩大信贷的情况下已经错误地实施了一些投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财货太少,无法完成所有的投资项目,生产结构被人为地拉长。这样的话,政府对贷款市场的干预就可以部分或全部纠正扭曲。不难想象,政府吸收新增的信贷,就可以直接抵消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的信贷扩张。
德索托接着论述了通缩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受“二次萧条”理论家罗普克(Röpke)和哈耶克(Hayek)的启发,德索托声称,如果在萧条时期解放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那么干扰效应最小的政策就是“实施公共工程计划……实际完成具有社会价值的工程”(韦尔塔·德索托,2004年,第451-454页)。必须说明的是,干扰效应最小是指完全不会干扰市场进程,即政府不干预。政府的所有征税和支出都扭曲了自由市场。“具有社会价值的工程”只是资源分配不当意义上的浪费。
此外,先前失业者从事公共工程所获得的收入不仅消除了他们减薪的压力(米塞斯,1953年,第792-794页),还消除了他们推动解放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既然德索托强调了政治形势艰难,那么还应该补充一点,在经济衰退结束后取缔公共工程政策的可能性并不大。还有一个问题:德索托是否意识到,他的政策建议可能会成为政客们在失业率高企、不想解放劳动力市场时采用公共工程政策的一个绝美借口?
德索托远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那种歇斯底里的通缩恐惧症,但他认为某些类型的通缩存在问题,并且没有意识到通缩即使在政府的诱导下也具有解放的潜力。此外,如果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他还呼吁政府在危机期间进行干预,这实属多余。
未完待续
主编 | 张志雄
编辑 | 周艳 付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