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打鬼子，老百姓全都赞成。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兵役制度较为严格，抽壮丁是五丁抽二，或者三丁抽一。独子不抽，大中学生不抽，年龄不够或者有病的不抽，家庭负担过重的不抽(指家里虽然人多，但没有几个有劳动能力的)。

但是，王劲哉在鄂中却并不是这样。如果劳动力较多，也就是女人较多或者老人较多，虽然只有兄弟2人，也要抽1个走。如果家庭经济较好，哪怕独子也会被抽走。

当时中学生比现在大学生还少，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兵役不包括学生，而鄂中则不同，学生一律征召。

据王劲哉部负责兵役的人回忆，当时抽了一个文质彬彬，漂亮英俊的青年学生，他一直抱怨自己是学生，也被抽了。

营长张军招过很多学生，有一套对付这些学生的方法。张军就把学生喊来，说：

你既然是学生，那么你能回答我两个问题，就不要你当兵，放你回去。

那个学生自认为熟知天文地理，立即高兴的说：

你问吧!

张军说：

第一，孔明是孔夫子的第几代后人?第二，秦桧是秦始皇的第几代后人?

结果，这个学生哑口不知道如何回答，自然只得留在部队。

鄂中船只运输军粮旧照

当时，壮丁逃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国民政府对于壮丁逃亡主要勒令保甲长去抓，抓住就送回部队。不过，一般只要不是投敌或者带枪开小差(带枪开小差一般都是投敌)，或者是部队正在和敌人激战，你临阵脱逃，无论国军共军不会处死这些士兵。

而王劲哉则很简单，不但逃兵一定被杀，还直接连坐家人一起杀掉。

洪湖县绍南村有一户姓韦的人家，儿子被第128师抽中当兵，他不愿意去开了小差。

王劲哉下令将他全家6口全部抓捕，几天后全部推到河边用刺刀捅死了，连12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一旦壮丁被征召以后，通常用绳子绑着送到新兵训练处，怕路上逃跑。期间如果跑了，押送的军官，甚至船主都要连坐枪毙。

潜江县的郭忠伦后来回忆：

我当时在私塾读书，保长来欺骗我们学生，说现在第128师野战军医院要招收一批学生学医，将来做医生，学生只要报名都可以保送入学，我听了很高兴，于是，就同一个同学报了名。

谁知道，第二天保长就上门来领人，身后还有一个用绳子捆起来的学生模样的人。

我父亲见此情景知道被骗，这哪是送去学医，分明就是强拉壮丁，就向保长哀求，不要让我去，开始保长还用好话劝我父亲，后来干脆大发脾气：你有二个儿子，应该去一个，不去不行!

无奈之下，父亲只能送我走。保长将我和我的那个同学一起送到乡里，陆续又送来了20多人。

乡长对我们说：你们千万记住，不要开小差。王劲哉师长最恨开小差的，一定会杀！

随后，乡长找来8个民团乡丁，对他们说：这些学生你们护送到部队。你们要拿脑袋担保，不准出问题，出了问题你们就没命，就这样，我们被乡丁押着送到部队。

他们到了军队以后，第128师训练新兵的士官非常粗暴，非打即骂，而且训练强度很大，人人都吃不消。

名义上是学医，实际就是做护工，给伤兵端屎端尿，端饭端菜。

第128师官兵蛮横管了，只要这些学生一点护理不到位，直接两个耳光打过去。这样搞了1个多月，大部分抓过去的学生都不愿意干。

郭忠伦有2个学医的同学开了小差，本来是必死无疑的，后来因为100多当地老百姓一起求情，才捡了一条命，但是也被重罚。

鄂中军训旧照

由于这种可怕的兵役制度，王劲哉的部队得以从2000扩大到近3万人，2万多人全部是从鄂中6个县征召来的，仅仅洪湖县一地，一次征兵就高达3000多人。

虽然，当时鄂中王劲哉地区有二三百万人口，但适合服兵役的男青年并不多，加上每天都有数万男青年还需要做民夫干苦工，这2万多人当兵已是超负荷。

1938年冬，日军攻占武汉后，其占领地区大致是东从湖口、九江至麻城；南从德安至岳阳；西由岳口、天门、应城至安陆；北从应城至信阳一带。

1939年春，日军继续攻占了南昌，后又于1940年夏季，攻占了沙市、荆州、当阳、宜昌、仙桃等地，王劲哉率部南退至沔阳城一带，师部则驻东荆河南之峰口。

3月，该师改属第五战区江防司令部。1940年二三月间，日军又进攻峰口，师部迁监利官湾，1941年5月迁百子桥。

日第11军司令部的侦察机关，一直在搜集、整理王劲哉部各方面的军事情报。军本部八木东中佐的情报科，关于洪湖地区的军事情况，大致有如下记载：

位于洪湖峰口镇为中心的王劲哉第128师，与在白露湖、郝穴、新厂地区的第6战区挺进军以王道为司令的第1纵队、金亦吾为司令的第2纵队，侯思明为司令的第3纵队及高卓东87军所属的王严第118师相联系，控制着洪湖附近三角地带的数县。

挺进军的兵力情况为：1个纵队辖3个支队；一个支队辖3个大队；1个大队的兵力约100人至150人。

第128师及挺进军第1、第2、第3纵队，系由原属于江西省及本地共产军一部游击部队编成，共产军的主力于1934至1935年向西北大迁移之后，这支游击部队即一直驻于洪湖地区。

由于以上原因及地理上的关系，128师实际是一支独立部队，它与中央军有时相安无事，有时则相互抗争。致于该师的编制、训练、作战方法、对民众的工作等，有着浓厚的共产军色彩。

其兵器、弹药等，一如共产军自足自给方针，而自行制造者占相当的数量，但该师之装备与质量和正规军比较，则相差甚远。该师编有每旅为2000至3000人的6个步兵旅。

1939年4月，同在鄂中的中央军49师师长李精一(黄埔二期生)，派了一名联络参谋来128师联络军务，试图缓和同王劲哉的关系。

谁知道，王劲哉得知此事以后，立即命令卫士将这个参谋逮捕，然后拖到汉江边活埋。

这件事，王劲哉本人也不否认。一年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记者冯英子以“国际新闻社”记者名义，经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参谋长介绍进入第128师的防区，冒险采访了王劲哉。

在晚餐时，王劲哉劝冯多喝了两杯，冯借着酒胆提及此事：

为什么埋了来联络的参谋?

他愤愤的说：

哪里是来联络，是来摸摸情况，准备吃掉我的。王劲哉绝非好坏不分，是非不明。保存实力才能抗日，枪杆子是我的天王老子！谁要搞掉我的枪杆子，则不共戴天!

冯英子听后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

1940年1月，日军集结兵力向仙桃进攻。王劲哉收到情报后，一面下令疏散仙桃民众，守军撤出；一面派人给各旅、团长送去密信，让将兵力集结在仙桃周围。

日军在占领了已成空城的仙桃后，认为王劲哉部不堪一击，放松了警惕。

2月21日，王劲哉精心部署，夜袭仙桃镇，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溃不成军，王的部队已进入仙桃市区内，炸毁了日军的弹药库和军粮库。经过三小时的猛烈战斗，日军已呈败势，有的爬上兵舰，有的上了汽艇，准备从水路向武汉撤退。

这时候，日军突然发觉仙桃以北方向始终没见动静，便重振旗鼓，用迫击炮、掷弹筒进行反扑。

王劲哉的部队招架不住，只得收兵，以致袭击仙桃之役，反胜为败，其原因就是第764团团长李保蔚没能及时率部赶到仙桃，给鬼子留出了一道大口子。

4月2日清晨，李保蔚带着四个卫士和一匹枣红大马，从迫炮连门前经过，去司令部参加王师长召开的团长会议。

抗战鄂中旧照

司令部驻在峰口商会，该团团部驻在蒋家祠堂，离峰口六七里地远。他走后不到一个小时，司令部来电话，要第764团准尉以上的军官即刻到司令部开紧急会议。

大会会场设在司令部门前，气氛显得特别紧张，严肃，附近部队的军民和师属机关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参加了大会，该团的军官按指定的位置站成数列横队，李保蔚团长站在最前面一排的排头。

师参谋长李德全点名之后，王劲哉红着猴形脸，板着面孔，鼓着两眼，急步走到了七六七团前面，离乐韵午很近，不到三米远。王用几分钟的时间，讲了抗日形势和抗日成果之后，马上提高嗓音，讲到2月21日，夜袭仙桃日军计划的失败。他边讲边骂，暴跳如雷，脸红得像泼了猪血，脖子绷得格外粗，指着李保蔚大骂，骂李是“亡国奴”，是“怕死鬼”，是“大草包”。

李吓得低头发抖，简直站不住了。

突然，王劲哉一声大叫：

“把李保蔚拉出去毙了！”

李保蔚是黄埔四期生，与林彪、文强都是同学，其父早丧，只有老母病卧在家，李保蔚放弃中央军的职务，回到老家渭南照顾母亲，顺便，在陕西当地做了军人。

王劲哉原来在西北军当营长时，李是副团长，是王的上级，俩人还是远房亲戚，关系很好。后来，王劲哉派李保蔚在第384旅古鼎新旅长部下当团长，实际上是监视古鼎新。

见王劲哉来真的，李宝蔚吓得哆嗦不止。李宝蔚的直接上司、旅长古鼎新求情说：“李团长在陕西的时候，就跟着师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虽犯了大错但也不致死，请从轻发落。”

王劲哉大怒，说：“谁再求情和李宝蔚一样处理，你们两个来执行。”

两人被点到的军官将李宝蔚押到不远处的墙角后，掏出手枪却犹豫的不敢下手。王劲哉见状破口大骂，做势就要掏枪杀人。

据当事人回忆：

当王下令枪毙李保蔚时，王的卫士都站着不动，认为是师长以此吓一吓李保蔚，警告一下全师官兵而已，不会随便枪毙一个团长的。何况，王和李还有几种特殊的关系！

不料，王第二次又一连叫了几声：“坚决枪毙李保蔚!!”几个卫士还是站着不动。

这时，王劲哉更恼火了，走过去抢卫士的枪，大概是想打死拒不执行他的命令的卫士，卫士长吴天成看到自己不动手不行了，就抽出手枪，叫两个卫士架起李保蔚，拖到会场东边墙角落里，“啪”的一枪(假装枪毙)， 子弹从墙上飞过去了，

王的气更大了，跑过去又抢卫士的枪，吴卫士长看出王真的要枪毙李保蔚，吴卫士长对准李的头部“啪”的一声，结束了李保蔚的性命，看到李保蔚断了气，他才一声不响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当天，王劲哉派人把李太太接到师部，向其表示安慰。第二天，亲自带领驻司令部附近部队连以上军官，臂戴青纱祭奠李保蔚。

祭奠时，王痛哭不止，讲话泣不成声。祭奠结束，王派他的少校副官张允明，护送李的棺木和李太太及儿女回陕西渭南。

王劲哉枪毙李保蔚，不但使辖区军民大为震惊，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的大小官员也莫不大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