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与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悲剧性事件，对众多参与“曼哈顿工程”的专业人员造成了深刻的心灵触动，他们纷纷公开发声，倡导禁止使用原子弹。
在美国核研究领域，尤其是核物理学界，这一事件引发了极为显著的震动与反思。泰勒曾这样回忆：“当广岛遭受轰炸的消息传来的那个清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并未沉浸于研发成功的喜悦之中。相反，一股普遍的忧虑与不安笼罩着我们。自此，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诞生，其对我们的思维模式、行为选择乃至生活方式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仍难以估量。”
另一位科学家亦提到：“原子弹在广岛的成功爆炸，虽引发了部分新闻界人士与民众的欢庆，但更多具有洞察力者，尤其是那些为原子弹研发付出了七年心血的科学家们，却预见了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们普遍认同，原子弹所具备的毁灭性力量足以震撼世界，且随着科技进步，其威力或将进一步增强。
因此，美国作为率先掌握这一力量的国家，在开创原子弹使用先例的同时，有责任制定相关政策，对其进行严格约束，避免以此为手段威胁他国安全。
齐拉特在长崎轰炸后，致信总统，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并将原子弹视为“对我们道德底线的公然挑战”，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轰炸行为。他还邀请了芝加哥大学的牧师为遇难者进行祈祷，并发起为两个受损城市募捐的活动。随后，他又起草了第二份呼吁书，进一步强调了停止原子弹轰炸的紧迫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岛遭受轰炸后的一周内，美国对曼哈顿工程的相关信息实施了严格的新闻管制，以避免削弱总统声明的权威，同时也担忧日方可能误判形势，认为原子弹的攻击已告一段落。但是，白宫声明发布后的24小时内，多家报社纷纷要求解除新闻管制，这给陆军情报局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所有相关人员均深刻意识到，当前局势亟需改变。根据收到的综合报告分析，格罗夫斯将军判断，对曼哈顿工程的严格管控措施已不再必要。因此，他颁布了一项正式指令，取消了个人对曼哈顿工程及原子弹相关报道的审核权限，将这些审查职责从华盛顿转移至战区司令部。自8月11日起，所有相关信息的处理权归属战区各军事单位。早在1944年，康南特便向格罗夫斯提出，需编纂一份详尽报告，全面记录曼哈顿工程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科技进展与行政管理细节，旨在表彰并铭记所有贡献者的功绩。他们预见，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必将引起社会媒体的高度关注与广泛报道需求。同时，此报告也将作为内部人员对外交流的参考依据，避免无意中的机密泄露。
经军事政策委员会批准，1944年4月，格罗夫斯委托普林斯顿大学的亨利·史密斯博士负责撰写该报告。1945年8月2日，该报告在获得总统正式批准后对外发布。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内容严格遵循保密原则，未泄露任何关于武器制造与生产的核心军事机密。它仅概述了已知的科学事实，汇报了工程进展概况及各科研机构与工业企业在其中的作用。随着原子弹秘密的公开，齐拉特向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提议，在芝加哥举办一场高端会议，邀请各界精英共同探讨原子弹对全球的影响，以及美国和整个世界应如何调整原子弹政策以适应新形势。9月末，关于原子能控制的国际会议在芝加哥大学顺利召开。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在会上指出，原子弹是当前最高效的杀伤性武器。鉴于美苏两大国的崛起，构建全球性的和平政府已不切实际。以往，敌人的身份模糊不清；而今，两大国的对立使得目标变得异常明确。
他认为，面对这一现状，各方需审慎思考应对策略。原子弹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心理层面的较量。当两个国家均掌握原子弹技术后，心理层面的博弈随即展开。原子弹作为和平的保障之一，其强大的威慑力不容忽视。一旦某方动用原子弹进行攻击，必将遭受严重的反击代价。因此，原子弹的存在使得世界陷入了一种基于恐惧的微妙平衡状态。
齐拉特在会议上指出：原子弹的威力将持续增强，苏联在未来几年内亦有望制造出原子弹。届时，我们将迎来一种基于武力威慑的和平状态。然而，这种和平能否持久尚存不确定性。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危害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严重。
齐拉特还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或将诞生一个全球性的政府。但即便美国成为胜利者，其损失亦将高达2500万人。
随着对核物理学研究的深入，齐拉特或许对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地球毁灭性后果感到担忧，亦或认为核物理学已不再是科研的前沿领域，因此他迅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投身生物学领域的研究。
1945年10月，格罗夫斯代表陆军部访问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并向实验室颁发了感谢状。
10月16日，作为实验室主任的奥本海默代表全体成员接受了这一荣誉。
此日亦为他担任主任的最后一日，他在致辞中表示：我们期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自豪地回顾这张奖状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成就。如今这份自豪感却因深切的忧虑而有所减弱。
若原子弹被纳入这个充满战争意图的世界的武器库，或成为各国备战的工具，那么洛斯阿拉莫斯与广岛的名字终将被人类诅咒。
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将面临毁灭的威胁。
这场给大地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示。
原子弹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出了这一警示，让所有人都能深刻领会到其背后的含义。
在此之后，各位科学家分别回归了各自的学术阵地：拉比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威格纳回到了普林斯顿，阿尔瓦雷茨、西博格和赛格雷则返回了伯克利，基斯塔科夫斯基则前往哈佛大学继续其研究工作。乌拉姆先是回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因环境不适，后又转至洛斯阿拉莫斯。查德威克及英国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则回国，并凭借其对原子弹制造过程的深入了解，迅速推动了英国原子弹的研发进程。
奥本海默因其在原子弹研制中的卓越贡献，被《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1945年至1953年间，他成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制定原子能政策的重要顾问，并两次担任美国政府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不仅源于他作为“原子弹之父”的崇高声望及深厚的原子能知识，更得益于他分析问题的透彻性和表述问题的精准性。
同时，他在科学界的广泛尊敬及与委员会其他科学家的亲密关系，也为他在政府服务时提供了极大的影响力。
然而，当得知原子弹导致数十万无辜平民丧生时，奥本海默深感悲痛，并建议取消原子武器研究所。
在与杜鲁门总统会面时，他情绪激动，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内心的愧疚：“我们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奥本海默深刻认识到原子弹的危害，并对此感到深深的内疚。
他更为担忧的是美苏之间可能爆发的核军备竞赛。他强调，科学家应坚守人类基本价值，承担高度的社会责任。在各种场合，他都积极呼吁科学家应将科研成果用于促进人类福祉，而非成为战争的工具。
奥本海默先生始终怀揣满腔热忱，致力于推动原子能的国际管控与和平利用事业，并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研发氢弹的立场。
这一观点曾在原子能委员会内部占据主流。
随着军方与军工产业对国防预算削减的强烈不满，以及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优势，二战后的冷战格局逐渐成型。
政府与部分科学家开始倾向于发展氢弹，以制衡苏联的核力量。
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奥本海默关于冻结核军备的构想未能实现，反而使他深陷政治纷争的漩涡。
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奥本海默遭遇了政治迫害。
1953年12月，他接受了安全审查，并被剥夺了安全特许权。
随后，在1954年4月12日至5月6日为期四周的安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面临多项指控，包括其早期的左翼倾向以及被指称阻碍了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甚至被无端怀疑为苏联的间谍，这一事件即著名的“奥本海默案件”。
尽管审查结果并未发现他对国家有不忠行为，但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安委员会及原子能委员会仍以多数票决定剥夺其安全特许权，从而将他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终结了他多年的政治生涯及与核武器长达12年的关联。
尽管失去了政府的信任，奥本海默仍担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院长一职，并赢得了更多科学家与公众的尊重、支持与同情。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政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逐渐认识到其对奥本海默的不公正待遇不仅是对其个人的不公，更是对民主制度与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
1963年，肯尼迪总统决定授予奥本海默恩里拉•费米奖（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以表彰他在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对科学共同体的引领以及对国家的奉献精神。
肯尼迪总统在颁奖前遭遇不幸，最终由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亲自为奥本海默颁奖。
在颁奖仪式上，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奥本海默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对科学精神与国家正义的一次深刻诠释。
奥本海默在仪式上致辞：“我认为，今日的仪式彰显了您的勇气与包容，这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关于氢弹的研究，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便已悄然启动。泰勒曾构想出一种简洁的氢弹设计方案，该方案涉及在隧道内引爆原子弹，利用其释放的巨大能量促使邻近的冷藏氘与氚发生聚变反应。
采纳奥本海默等人的建议后，美国官方大幅削减了洛斯阿拉莫斯原子研究中心的人员规模，导致泰勒的这些研究未能持续推进。
1949年9月，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
紧接着，在1950年1月，洛斯阿拉莫斯原子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克劳斯·福克斯因间谍罪被捕，据传他向苏联泄露了原子弹的秘密资料及氢弹制造的部分细节。
杜鲁门总统下令启动氢弹研究的应急计划。泰勒对奥本海默阻碍这一研究表示强烈不满，两人的关系因此出现裂痕。
在“奥本海默案件”听证会上，泰勒明确表达了对奥本海默的不信任，并主导了反对奥本海默运动中的一次严重事件，此举引发了物理学家们的广泛反感，他们纷纷疏远泰勒，如同避开麻风病患者一般。
1955年，费米发表了《许多人的劳动》一文，阐述了氢弹研究的动机，并强调了这是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从而澄清了公众对泰勒的一些误解。此后，部分原子科学家才逐渐不再回避泰勒，但他始终未能完全获得宽恕。
198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物理界同仁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举行了40周年团聚会。
40年间，许多曾在此工作的科学家已与世长辞，而健在的科学家重返这片故土时，无不感慨万千。
维克多·韦斯科夫已74岁高龄，不再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教授一职。尽管他渴望与昔日同事重逢，但对于是否应举行正式庆祝活动却心存犹豫。
时至今日，他仍坚持认为当年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今日大相径庭，希特勒正紧锣密鼓地研发原子弹。
在德国战败后，日本方面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态势，对美国军队造成了显著的伤亡与损失。
基于这一严峻局势，有观点认为，为确保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可能需要动用超过10枚原子弹级别的战略武器。
聚会中，最受众人敬仰的当属詹姆斯·诺依博士，一位在当年山脚下以接生众多科学家后代而闻名遐迩的产科专家。而年岁最长者，则为85岁高龄的伊西多·拉比，诺贝尔奖得主，曾身为奥本海默的重要顾问，其性格古怪的形象深入人心。
此外，一些资深科学家选择了保持沉默，他们拒绝在呼吁书上签字，以避免再次卷入此类敏感且复杂的议题之中。
其中，75岁的塞思·内德迈耶教授便是典型代表。他深情地表示：“原子弹的历史始终是我内心无法释怀的阴影，每当回想起那段历史，我都会被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内疚感所笼罩。”言罢，他的眼眶中闪烁着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