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34年十月，后赵皇帝石弘年仅二十一岁，登基已有一年零三个月。他眼看着丞相魏王石虎独揽大权，自己却毫无办法，心中满是无奈与痛苦。

经过深思熟虑，石弘决定亲自前往丞相府，带上印信玉玺，请求将皇位禅让给石虎。

然而，石虎不仅拒绝接受，还愤怒地说道：“皇位之事，自有天下公论，何必假借禅让之名？”

石弘被拒后只能返回宫中，向生母程太后哭诉：“母后，先帝恐怕再无后人了。丞相连禅让都不愿接受，我担心他不会为先帝留下血脉。”

程太后听后也悲痛不已，却同样无计可施，只能与石弘相对而泣。

尽管石虎明确拒绝了石弘的禅让，但尚书省的官员仍前来劝说石虎效仿尧舜禹的禅让之法，取代石弘成为新帝。

然而，石虎并不想通过禅让的方式取得皇位。他并非不渴望皇位，而是希望世人认为石弘无能，根本不配做皇帝，从而以“天下公论”的方式取而代之。

因此，石虎对尚书省的官员回应道：“石弘愚昧无知，在为先帝守丧期间行为失当，违背礼教，理应废黜。根本无需借助禅让之名！”

公元334年十一月，尚书右仆射郭殷步入石弘的皇宫，宣布丞相石虎的决定：将石弘贬为海阳王，并要求他即刻与程太后、秦王石宏及南阳王石恢一同迁往崇训宫居住。

在位仅十六个月的后赵第二任皇帝石弘听到这一消息时，却显得如释重负，因为这正是他长久以来所期待的结果。

石弘神情从容地登上马车，前往崇训宫，面容平静无波。当他的车驾缓缓驶出皇宫时，百官、宦官乃至宫女无不为之动容落泪，而石弘却淡然对众人说道：“我深知自己昏庸无能，本就不配继承大统。今日之事，乃是天意使然，诸位不必为此悲伤。”

文武百官很快平复了情绪，随后齐赴丞相府，劝说石虎登基称帝。面对众人的拥戴，石虎表面上表现出谦逊，说道：“国家连年动荡，海阳王（石弘）弃江山于不顾，为了天下大业，本王不得不接受诸位的推举。然而，‘皇’者需德合乾坤，‘帝’者需功协人神，此等尊号，本王实不敢承当。为顺应天命与民心，本王暂且称‘居摄天王’以应时局。”

于是，在这一年十一月，四十岁的石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正式称居摄天王，行使皇帝职权，改元建武，接受群臣朝贺，并颁布大赦令释放境内囚犯。

同时，石虎册立长子齐王石邃为太子，任命尚书左仆射夔安为侍中、太尉兼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晞为尚书左仆射，魏既、冯莫、张崇、曹显为尚书，王波为中书令，申钟为侍中，郎闿为光禄大夫，赵揽为太史令，以此构建起新的朝廷班底。

在后赵的历史舞台上，石虎称居摄天王的消息传来，百官纷纷前来朝贺，唯独驻守滠头（今河北枣强县东北）的西羌大都督姚弋仲按兵不动，未曾露面。

尽管石虎多次下诏征召，这位已五十五岁的老将才缓缓抵达襄国。然而，他的到来并未带来祝贺，反而直言质问：“我常对族人说当今大王是盖世英雄，却没料到您刚接受先帝托孤重任，便翻脸篡位，做出如此不义之举！”

石虎听后虽心中震怒，但深知姚弋仲性情耿直、心地坦诚，于是强行压住怒火，勉强笑道：“朕又何尝愿意如此？只是海阳王年纪太轻，恐怕难以承担大任，这才不得已代行其职。”

最终，石虎并未加罪于姚弋仲，不久便允许他返回滠头。然而，石虎仍深感自己的地位不够稳固。他听说谶语中有“天子当从东北来”之句，便决定移驾冀州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再返回襄国，以此应验谶文。

即便如此，石虎仍觉不安，担心石弘等人尚存会成为隐患。于是，他很快颁布旨意，将程太后、海阳王石弘、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等人尽数诛杀，石勒一脉被杀绝，彻底铲除异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石虎与石勒有所不同。他即位后不久，便将尚书省奏章的裁决权交给了太子石邃。自此，州牧郡守的人事任命以及宗庙祭祀等事务，全由太子负责批阅，仅征伐和重大刑罚之事需上报石虎本人。

太子石邃因此权力大增，其保姆刘芝也随之掌握了实权。刘芝原本因擅长巫术得以入宫，并在石邃幼年时成为他的奶娘。石邃被立为太子后，刘芝被封为宜城君。

随着石邃权力扩大，刘芝也开始干预朝政。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升迁，纷纷向刘芝行贿，请求她向太子说情。久而久之，许多官员通过这一途径获得提拔，其中不少贵官近臣都来自刘芝家族。

话说石虎在石勒去世的一年半内成功夺取皇位。然而，在他登基的第二个月，后赵徐州境内便爆发了一起叛乱。当时，后赵徐州刺史郭祥驻守彭城国（今江苏省徐州市）。

公元334年十二月，徐州从事朱纵见后赵内乱，趁机杀害郭祥，并派人前往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以徐州名义向东晋投降。

消息传到襄国，摄政天王石虎闻讯大怒。

石虎岂能容忍徐州脱离掌控？更不能让一个小小的从事如此放肆！他立即下令，派遣将领王朗率领一支军队迅速南下讨伐朱纵。王朗率军抵达徐州后，朱纵自知兵力不足，难以抵挡，遂向淮南郡（今安徽省寿县）方向逃窜。

王朗收复徐州的捷报传到襄国，石虎听后自然满心欢喜。然而，他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边境安全这一重大问题。自石勒去世后，石虎通过夺权登上了权力巅峰，而后赵基本维持了原有的疆域范围。

不过，石虎十分清楚，与东晋接壤的荆州和扬州边境局势极为脆弱，充满不确定性。他担忧东晋边境将领随时可能对后赵发起北伐。尤其是朱纵逃至扬州淮南地区，这让石虎对扬州边境的安全更加忧心忡忡。因此，他决定采取行动，确保扬州边境的稳定。

公元335年的三月，襄国城外春意盎然。后赵居摄天王石虎决定离开襄国皇宫，亲自南巡至扬州，以向东晋展示威慑力。

这次出行并非军事征伐，所以他只带了数千兵马随行，担任侦察任务的骑兵仅有十余人。

到了公元335年的四月，石虎抵达了淮南郡（今安徽省寿县）境内。当时，扬州在长江以北有两郡：淮南郡和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后来，东晋朝廷从淮南郡中划分出历阳、乌江两县，设立为历阳郡（今安徽省和县）。

后赵仅控制了部分淮南郡的县份，而历阳、乌江所在的历阳郡则仍由东晋掌控。石虎到达淮南后并未止步，他下令继续向南进发，打算沿长江巡视后再返回。不久，石虎派出的十余名侦察骑兵率先进入了历阳郡境内。

在东晋时期，历阳郡的太守名为袁耽。一日，他发现后赵石虎的侦察骑兵在辖区内活动，顿时惶恐不安。

袁耽误以为石虎亲自率大军来攻，且兵力庞大。未加核实具体情况，他就急忙派遣快马信使前往建康，向朝廷告急。

此时，东晋皇帝司马衍年仅十五岁，朝中大事由丞相王导负责处理。王导已是六十岁的老臣，曾辅助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并稳固政权，被誉为中兴名臣之首。他历经三朝，辅佐了司马睿、司马绍与司马衍三位皇帝。司马衍即位时只有五岁，因此王导与外戚庾亮共同执掌朝政。

庾亮未听从王导建议，引发了苏峻之乱。乱平之后，庾亮主动请求调任荆州刺史，自此朝廷要事多由王导决定。尽管司马衍已行冠礼，但仍未具备亲理朝政的能力。

到了公元335年的三月，王导因身体欠佳而病重。司马衍不仅带领文武百官亲自到王导府邸探望，还向王导及其夫人行叩拜之礼。

侍中孔坦随后秘密上奏司马衍，指出其已成年，言行需符合礼仪规范，不应再向王导下跪，完全可以开始亲自处理政务。王导得知此事后，竟将孔坦贬为廷尉，继续牢牢掌控着朝政大权。

当历阳郡太守袁耽的紧急文书送达建康时，东晋朝廷顿时陷入一片震惊之中。朝中众臣一致认为，唯有王导能够力挽狂澜，抵御外敌。于是，东晋朝廷迅速任命王导为大司马，并授予黄钺之权，统帅征讨诸军事。

四月十六日，皇帝司马衍亲自来到建康城北的广莫门检阅三军，并与王导商议对策，决定分兵两路迎战后赵大军。

一路军队向历阳郡方向进发，以解救被困的袁耽；另一路则驻扎于慈湖、牛渚和芜湖一带，形成防线。

为了确保都城建康的安全，司马衍还下令司空郗鉴从京口调派兵力入卫建康。郗鉴随即派遣广陵郡相陈光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前往建康增援。

五天后，即公元335年四月二十一日，前线传来消息：后赵兵马规模不大，石虎此次南下仅是巡视，并非真正意图攻打建康，现已率军北返。

得知这一消息后，东晋朝廷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即解除戒备状态，并取消了对王导的临时任命。然而，朝廷认为此次虚惊一场主要是由于历阳郡太守袁耽所报军情不实所致，因此下诏将袁耽革职查办。

公元335年四月，后赵的居摄天王石虎巡视了扬州淮南郡（今安徽省寿县），其威势令东晋朝廷深感震撼。不久之后，石虎返回了都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这次南巡对石虎而言更像是一次南方之旅，但确实让东晋朝野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后赵的强大实力。

石虎或许认为，经过此次巡视，扬州边境将趋于稳定。然而，他的目光并未停留在扬州，而是开始转向荆州边境。对于荆州，石虎的意图不仅仅局限于巩固边境，他还计划趁机夺回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

接下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襄阳当时的局势。自公元332年七月起，后赵荆州刺史郭敬丢失襄阳后，该地便一直由东晋南中郎将桓宣镇守。如今已过去近三年，桓宣的职位也已升至平北大将军。至于郭敬的下落，史书并无记载，因此我们也不便多加推测。再看襄阳所在的荆州整体情况。

东晋方面，荆州原由名将陶侃镇守，但陶侃已于公元334年六月去世。目前负责荆州防务的是东晋小皇帝司马衍的舅舅庾亮。

庾亮，字元规，生于豫州颍川郡鄢陵县（今河南省鄢陵县），东晋时期著名士人。他不仅容貌出众，还以擅长玄学清谈闻名，同时对礼法极为重视，为人庄重严谨。

在晋元帝司马睿镇守江东、担任镇东大将军时，庾亮被征召为西曹掾，因其才华与品行深受司马睿赏识。

值得一提的是，庾亮的妹妹庾文君是太子司马绍的妃子。庾亮曾担任东宫侍讲，与太子司马绍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公元325年，晋明帝司马绍英年早逝，其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当时年仅五岁。朝政由庾亮的妹妹庾太后临朝主持。

庾太后去世后，庾亮与王导共同辅佐年幼的皇帝。然而，由于庾亮与苏峻、祖约等人存在矛盾，导致局势紧张，最终在公元327年爆发了苏峻之乱。这场动乱对东晋政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到公元329年，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庾亮主动请求离开朝廷，担任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并前往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驻守。

到了公元334年六月，东晋名将陶侃逝世，朝廷随即任命庾亮为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任江、荆、豫三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并赐予“假节”之权，让他接替陶侃镇守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

然而，在庾亮赴任荆州仅仅十个月后，北方的后赵君主石虎似乎并未将这位东晋帝舅放在眼里。他认为，随着陶侃的离世，东晋在荆州地区的防御力量有所削弱，正是夺取荆州和襄阳的大好时机。

于是，石虎派遣了他的征虏将军石遇率军南下进攻襄阳。值得一提的是，石遇是另一位在石勒去世后突然崭露头角的将领。遗憾的是，史书中并未明确记载石遇与石勒、石虎之间的具体关系。根据推测，石遇可能与石佗类似，是一位羯族将领，与石氏家族有着一定的联系。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石遇仅在史书上因攻打襄阳一事而短暂出现，此后便再无踪迹可寻。

不多说废话。四月时节，天气渐热，石遇率领部队抵达襄阳城下。他果然是一位勇猛的将领，刚到便下令攻城。

襄阳城内的桓宣认为石遇长途奔袭，必定疲惫不堪，于是毫不畏惧，立即派遣将领出城迎战。然而，羯族将领石遇并非普通人，双方交战半个时辰后，桓宣麾下的将领纷纷败退。

桓宣在城头观战，见局势不利，当即下令鸣金收兵，决定坚守城池，无论石遇如何挑战，都不再出城迎战。石遇随即下令包围襄阳，将桓宣困在城内，每日都在城下叫阵。

石遇攻打襄阳并将桓宣围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荆州刺史、征西将军庾亮耳中。庾亮担心桓宣难以抵挡石遇，更害怕后赵会派更多兵力支援。

庾亮不愿轻易失去襄阳，于是命令驻扎在荆州的辅国将军毛宝、南中郎将王国以及自己的征西司马王愆期率军前往救援。

不久，三支部队向北行进至章山（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距离襄阳仅二百多里。

另一边，后赵征虏将军石遇围困襄阳已有二十多天，却始终无法攻克。汉水一带的天气愈发闷热，北方来的士兵难以适应，军中甚至爆发了瘟疫。加之长期作战，粮草供应也开始出现问题。

就在石遇忧心忡忡之时，探马来报，晋将毛宝、王国、王愆期正率三路大军前来救援襄阳。石遇意识到襄阳难以攻克，若不及时撤退，一旦东晋援军到达，桓宣再出城反击，自己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于是，石遇果断下令撤军北返。至此，后赵与东晋依旧维持原有的边界划分。直到四年之后，后赵才再次南下发动战争，但这已是后话，暂且搁置不提。

公元335年九月，正值秋高气爽之时，后赵居摄天王石虎正式决定迁都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香菜营乡邺镇村）。

提到迁都一事，早在石勒在世时，就已经有了迁都邺城的想法，并开始在邺城修建宫殿。而石虎对邺城更是情有独钟，毕竟他曾在此长期镇守，因此他对迁都邺城的愿望更为强烈。

石虎知道邺城的宫殿即将完工，迁都的条件也已成熟，但他认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未完成。他所关心的并非重新修建自己在邺城的府邸，因为他已是居摄天王，那些宫殿自然就是他的居所。

石虎此次关注的是将曹操曾经修建的铜雀台改建为鹳雀台。负责修建鹳雀台的是典匠少府任汪，他带领工匠来到邺城，夜以继日地精心施工。然而，不幸的是，在鹳雀台尚未完工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鹳雀台倒塌了，还压死了数十名工匠。

得知消息后，石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任汪就地处斩。不过，石虎并未放弃修建鹳雀台的计划，重建后的鹳雀台规模比原来扩大了一倍。

同年九月，邺城的各类宫殿均已接近竣工，石虎决定趁着这金秋时节迁都邺城。群臣自然无人反对，尚书省还为此提议由太常主持祭告祖庙的仪式。

石虎深知这样的礼仪不可或缺，于是对群臣说道：“古代遇到重大事件时，必须祭告祖庙，而不必祭祀社稷。尚书省可以详细讨论后再向朕奏报。”

群臣请求由太尉夔安负责祭告社稷，石虎批准了这一请求。各项仪式完成后，石虎正式下旨迁都邺城。

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于公元312年秋季抵达襄国，并以此为据点，逐步扩展势力范围，直至最终称王称帝。从那时算起，到如今迁都邺城，后赵在襄国定都已有整整二十三年的历史。

石虎完成迁都后，境内普降甘霖，这一喜讯令石虎大悦，随即颁布诏书，宣布大赦天下所有死刑以下的囚犯。此时，尚方令解飞精心研制出一辆司南车献给石虎。石虎见此车设计精妙绝伦，心中十分欢喜。

石虎当即下旨，封解飞为关内侯，并给予丰厚赏赐。此外，他还对官员的交通工具进行了明确规定：散骑常侍以上的官员可乘坐轺轩，而王公在郊祀时则需乘坐四马副车。

后赵迁都之际，不仅文武百官悉数迁往邺城，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携众弟子一同前往，他便是后赵的高僧佛图澄。

佛图澄最令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够预知重大事件的结果。早在石勒在世时，便对佛图澄极为敬重。史书记载，佛图澄还精通高深莫测的法术，甚至可以起死回生。

举个例子来说，石虎之子章武王石斌幼年时突然患病身亡，正准备入殓时，佛图澄前来阻止，声称能让石斌复活。当时在场的人都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除非是扁鹊再世，否则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然而，佛图澄并未多言，只见他取来杨树枝沾水洒地，并祈祷片刻，随后握住石斌的手说道：“起来吧。”石斌果然苏醒并站了起来。

自此以后，石虎对佛图澄更加敬重有加。石虎带领百官迁都邺城时，自然也不会忘记佛图澄，特意在邺城为他修建了寺庙。佛图澄来到邺城后，开始广收门徒，不久之后，其弟子遍布后赵境内，影响力深远，佛教也因此在后赵广泛传播开来。

石虎对佛图澄的崇敬程度远超石勒。迁都邺城后不久，石虎便颁布诏书，赐予佛图澄精美的绫锦衣物，并允许他乘坐装饰华丽的马车。

每当佛图澄入宫觐见石虎时，常侍以下的官员都会亲自参与抬轿。轿子落地后，太子与王公贵族一同搀扶佛图澄上殿，司仪则高声宣布：“大和尚到！”

在殿中就坐的百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全体起立，待佛图澄落座后，众人才能重新坐下。

不仅如此，石虎还特别下令，要求司空李农每日早晚必须前往官寺向佛图澄请安；太子与王公则需每五天拜见佛图澄一次。

由于石虎对佛图澄如此尊崇，民间百姓也纷纷效仿，佛教信仰迅速传播开来。各地竞相建造寺庙，民众争相出家为僧。

然而，随着出家人数的激增，许多人为逃避田赋、捐税及兵役而削发为僧。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石虎的注意，令他深感忧虑。

尽管如此，石虎并未禁止佛教的传播，反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汉人与戎人是否可以信佛的争论。石虎曾向中书省下达诏书，询问道：“佛是皇家和贵族供奉的神灵，普通百姓是否也应该被允许信仰佛教？”

在历史记载中，当时的中书令为王波，然而关于他在此次争论中的具体言论，史书并未留下详细记录，仅保存了中书著作郎王度等人的评议内容。但从逻辑推断，作为中书省的核心人物，王波很难置身事外，必定参与了这场讨论。

考虑到王波是儒学的坚定支持者，他大概率对佛教持反对态度，至少不会赞同如此大规模地推崇佛教。而王度等人的评议意见也明确指出：“王者祭祀，典礼俱存”，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儒家体系内的礼仪已经完备，完全不需要借助佛教。

基于此，王度等人以中书省的名义向石虎提交复奏，提出：“佛是来自外国的神灵，华夏民众不应为其修建祠堂进行供奉。自汉代以来，佛教才逐渐传入中国，但即便如此，也只是允许西域人士在城市中建立寺庙，汉人并未出家修行。魏晋时期继承汉制，依然沿用这一传统。如今应当禁止所有赵国子民烧香拜佛，以此维护儒家礼教。从百官到基层小吏，一律不得信奉佛教，违者将被视为淫祀之罪。那些已经出家为僧的赵国百姓，必须还俗归乡。”

王度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石虎禁佛，其理由正是佛教源自戎人，与华夏文化格格不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石虎本人恰恰是戎人而非汉人。

然而，石虎当时对佛图澄极为敬重，根本不可能推行禁佛政策。他的初衷或许只是希望通过中书省的评议，甄别出混迹于寺庙中的假冒信徒。因此，当王度等人以“佛为戎人之神”为由，建议在后赵全面禁佛时，石虎自然无法接受。

最终，石虎颁布诏书回应道：“朕虽为戎人，却有幸治理华夏之地。至于祭祀之事，理应遵循本地习俗。佛虽然是戎人之神，但也值得同时尊奉。赵国的臣民，无论汉人还是戎人，若愿意信佛，皆可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