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战国和大家理解中的古代中国太一样呢？
因为在一统时期，我们看到最多的，往往都是各种文官秀，整天谈判，朝堂上勾心斗角。
只有在王朝末期，我们才能看到鲜血淋漓的一幕，而即便在这种时候，也会强调各种“大义”和“天命”。
可是在战国，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好战的，只要一有机会，立刻就会发动侵略，根本不在乎名声如何。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太弱了，我心动了，干一仗吧！
或许是因为，这段历史过于血腥，所以后世史学家往往会对其涂脂抹粉。
比如说，那是一个人人争先的大争之世，属于特殊时期中的特殊时期，所以好战了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再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小国寡民的日子过着不舒坦，所以迫切希望组成一个大一统国家，但由谁统一呢？自然要展开竞赛。
还比如说，当时的学术界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未来该用什么方略治国？大家心里都没谱，所以干脆打出个未来。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洗白之后，我们看到的战国历史，就变得感性起来，而由于秦国最后获得了胜利，所以东方六国在抵抗秦国的过程中，也留下了更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当地缘条件允许，且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大一统自然会出现。
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不会随着某位或某些位大人物的举动而改变，也不会随着某个学派或某些学派而改变。
很简单，无论用多少看似有道理的观点论证，大一统不可取，但时机一到，中华大地就会一统；而欧洲大陆呢？那就是没法搞大一统的。
从表面上看，你可以说欧洲人无能，也可以说欧洲人更向往小国寡民的生活，其实这主要跟地缘有关，所以即便欧洲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一定阶段，他们也没法大一统。
明白了中华大一统是必然之后，我们再看战国历史，就会清晰得多。
战国时期的人们肯定没学过唯物主义，但他们能感受到：以前想征服一个小国可费劲了，现在似乎变得容易了；以前还需要建立战略缓冲区，现在似乎无所谓了。
这个时期的战国七雄，都有了远超过去的实力，原本被压抑的侵略冲动瞬间消失，惨烈的兼并战就此打响。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冲动，所以谁都有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感觉。
在这个时间段，楚国灭掉了越国，齐国灭掉了宋国，韩国灭掉了郑国，赵国灭掉了中山国。
秦国想兼并六国，其他六国同样会有这种想法，关键就看谁更厉害，而经过第一轮较量之后，局势立刻呈现两极分化。
在第一轮较量中占据上风的国家，自然想一鼓作气，把其他国家彻底拿下。
而在第一轮较量中处于下风的国家，自然会想办法抱团，先顶过第二轮攻击再说。
可问题就在于，这种抱团也是各怀鬼胎的。
赵国欺负燕国，于是燕国找齐国抱团，结果齐国也想灭掉燕国。
只要我灭掉你，那么我的体量就会大增，以前打不过的对手，或许就能打赢了，这几乎也是所有国家的真实想法。
以前我们总说博弈的复杂性，而博弈中最复杂的，显然是多方博弈。
关于这一点，最清楚的史官莫过于司马光了，名著《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是三家分晋。
在当时的晋国，智氏最强大，但赵、魏、韩悄悄联手，直接灭掉了智氏。
灭掉智氏之后呢？赵、魏、韩也开始了勾心斗角。
后来，魏国强大了，但是秦、楚、赵、齐四大强国建立默契，联手把魏国打趴下了；
再后来，楚国强大了，但是秦、齐、魏、赵四大强国建立默契，联手把楚国打趴下了；
再后来，齐国强大了，但是秦、赵、魏、韩、燕五大强国建立默契，联手把齐国打趴下了。
最后，秦国强大了，但是东方六国建立默契，一度把秦国打得出不了函谷关。
这其实就是兼并战的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乃至第N轮，谁都希望自己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谁都清楚，未来谁能获胜，真是没谱的事。
于是，局面又不得不退回“天下均势”的大环境中，可是在这种背景下，地缘的优势开始显现。
我们打个比方，拳王在擂台上迎战四五个略弱于他的对手，结果不用猜，肯定是拳王被打趴下。
但如果决战地点不在擂台上，而在一个地形复杂的区域，拳王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躲起来，结局就大不一样了。
如果环境好，四五个人齐心协力，把拳王打趴下并非难事，可一旦有力使不上，大家就会产生另一种想法：
既然暂时收拾不了拳王，那我先把身边的人收拾，等我灭掉他们顺利升级之后，再和拳王PK！
这种时候，拳王只需要暂时躲起来，等他们相互削弱一阵之后，再跳出来收拾残局即可。
事实上，秦国灭六国的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在秦始皇正式发动征服六国的决战之前，真正让秦国伤筋动骨的惨烈战役，也只有一个长平之战。
在那之后呢？秦国就想办法捡便宜，谁在争斗中元气大伤了，秦军凑上去一顿输出，捡了便宜就撤。
在正式决战之后，秦国还不断地收买各国重臣，比如赵国的那个郭开；同时还要不断安抚其他强国，比如东方的那个齐国。
完全可以说，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崛起并不是简单的武力取胜，而是谋略致胜。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中，但凡能智取就绝不力敌，但凡能用钱搞定就绝不动武。
对于后世读史者而言，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真正能终结乱世的，绝不是最能打的那个，而是地缘环境最好、战略制订最为妥当的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