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曾是北宋的强敌，宋军在重大战役中往往败北。不同于他朝初年的雄壮，宋朝初期却因皇帝受辱而对辽国畏惧，不断以财地换取和平。然而，60年前，中原未统一时，任何一位地方军阀都能轻松击败契丹人。例如，922年晋王李存勖忙于内外战事之际，仍成功抵御了契丹的侵袭，保住了重要城池。
李存勖紧急召集5000骑兵支援前线，在新城与万余契丹前锋交战。他继承了父亲的勇敢风格，面对敌人毫不畏惧，立即冲锋。尽管敌众我寡，他的果敢使敌军退却，并俘获了敌方将领之子。这场胜利后，他没有休整或部署，继续追击至望都，遭遇耶律阿保机率领的10万契丹主力。即便面对远超自身兵力的敌人，李存勖仍选择勇猛冲锋。
李存勖面对契丹大军，连续四次冲锋未能成功突破，最终被围困。幸运的是，他的堂兄李嗣昭带着300骑兵冒险将他救出。尽管多次失败，李存勖仍决定再次发起冲锋。
在第五次冲锋中，李存勖的坚决和勇猛使契丹军队崩溃，晋军大胜，追击数十里，造成重大伤亡。败退的契丹军在途中又遭遇大雪，许多人冻死，回到国内的不足两万人。
这场战斗让阿保机深刻反思，从此他不再侵犯汉地，而是专注于向北、西扩展领土。
李存勖在追击敌军后突然撤退，原因是收到军情，黄河防线告急。他迅速率残兵赶往德胜北城救援。
后唐与契丹三次大战，每次均使契丹臣服。后梁虽未与契丹接壤，但频繁击败后唐。后晋和后汉因内部问题无法抵抗外敌，而后周柴荣若非因病去世，可能已收复失地。
石敬瑭联合辽国灭后唐后，契丹军队的暴行激怒了河南民众。义军在中州大地兴起，重创契丹兵，耶律德光逃至河北栾城并因恐惧而猝死。
五代时期的勇猛与六代北宋的怯懦形成鲜明对比，背后原因复杂且久远。
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普通百姓总是最受伤的一方。举例来说，秦末至汉初人口锐减一半，从3000万降至1650万；刘秀复汉期间，人口减少到2800万；汉末至西晋时期，人口更是骤跌至仅剩两成；两晋更替后，又少了1700万人；隋转唐时，人口损失高达3900万；两宋交替期间，人口减少了8600万；蒙元灭宋导致6800万人消失；明初朱元璋反元时，又有5300万人不知所踪；清军入关时，人口再减近6000万。这些数字均基于编户人口统计，意味着并非所有“消失”的人口都已死亡，许多人可能流亡他乡或未及登记户口。
晚唐和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导致人口锐减。唐朝末年人口约6000万，但经过黄巢之乱及其引发的动荡，6年内人口损失达1000万至2000万。到了晚唐藩镇割据时，总人口降至4000万至5000万。赵匡胤统一十国后统计，全国人口仅剩3200万。这意味着在80多年的混乱中，中国损失了约1000万人口。
在唐宋时期，中国被超过二十个割据政权分裂，战乱不断。尽管杀戮严重，人口损失却不到三分之一。由于战争频繁，许多统治者心理扭曲，行为怪异。然而，面对普通百姓时，他们却显得矛盾和无力。
晚唐和五代时期，军阀体系呈现明显的层级结构。在每个级别的军阀下，又存在着更小的军阀和士兵。尽管看似位于最低层的士兵拥有影响上级的力量。那个时代的士兵和平民都极具战斗性，远超和平时期的想象。
由于采用的是募兵制，大多数士兵都来自当地，因此对他们家人的任何威胁都被视为严重的挑衅。无论是节度使还是防御使，任何对他们或他们家人的攻击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击。
晚唐和五代的军队，在地方上势力强横，但离境后战斗力骤减，成为易受攻击的对象。这些军队常在占领区掠夺资源、劳力甚至妇女，而当地民众有时能反击成功。极端行径如屠城往往难以执行，有时还会遭遇意外的反击，例如耶律德光的契丹兵就面临这种风险。
大唐朝的武德旺盛，军民皆然，尤其在战乱频发区。初唐关中兵战力惊人，奠定盛唐基业；安史之乱后，河北人民英勇抗敌，三镇声名远播；中晚唐淮西连年战事，蔡州兵因此成为争夺对象。黄巢起义使河南兵战力爆发，助朱温击败强敌李克用，终建梁朝。这些士兵虽能战但不扰民，当时多数军头却未充分认识到其价值。
李克用和朱温在征战中均未屠城，尽管史书常贬低朱温。然而，军队领袖对降兵和俘虏的屠杀却司空见惯。例如，魏博镇历经三次半大屠杀：首次在906年，罗绍威因担忧部队叛乱而请朱温介入，结果朱温的军队半年内耗尽巨资、吞食大量牲畜，并在离开时杀害8000名魏博士兵。
此事件使罗绍威深感后悔，形容其为“铸成大错”。926年，当地银枪效节军因待遇问题哗变，遭到安审通的残酷镇压。之后，魏博余部再次叛乱，被范延光彻底平定。
范延光领导魏博军起义时，石敬瑭虽下过死刑令，却因犹豫不决而撤销，使范免于一死。节度使和士兵之间的相互残杀成为常态，甚至民众也敢观看这些血腥场面。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士兵数量急剧减少，但平民伤亡不多。
唐朝府兵最多时有58万，打下了1200万公里土地。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兵力增至百万以上，但疆土缩减至400万公里。这并非因为军队无能，实际上他们战斗力可能超过了汉末诸侯和晚唐藩镇。
当年，曹操欲占徐州，陶谦成目标。徐州战略重要，但诸侯如袁绍、袁术等漠不关心，仅有刘备率少量兵力援助。相较之下，朱温后来意图吞并天平、泰宁两镇，遭遇周边藩镇集体抵抗，包括远在江苏的武宁镇和山东的平卢镇。这场争斗持续了十年，众多藩镇共同阻止朱温扩张，显示其面临的团结反抗远超曹操时期。尽管看似朱温人缘不佳，但实际上李克用的人缘更差，一旦成为他的目标，将遭受更强烈的联合反击。
朱温，被誉为小曹贼，文武双全且精于权谋。他起初雄心壮志，企图统一天下，但每次出征都遭到反抗，甚至被群殴。这让朱温日渐失望，最终放弃大志，转而专注于私生活。
尽管朱温擅长策略和统战，但结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性格暴躁的李克用和他的儿子李存勖却取得了成功。后唐在五代中疆域最广，实力最强，这似乎不合常理。
朱温作为新兴军阀，不遵循老藩镇的规则。他每征服一地，便夺取权力，改由文官管理。在宣武军中，只有他一个领袖，其他军阀要么远离，要么被消灭。
朱温虽善于花言巧语，却终将露出真面目。相比之下，李克用作为老派军阀，虽对部属严厉，却勇猛无比，深得人心。李克用父子征服藩镇后宽松治理，更在危机时刻全力相助，因此广受拥戴。
朱温称帝建大梁朝，实质未变。李存勖崛起后迅速扩张势力，几乎统一北方。后唐因此而兴，也因此而衰。
朱温的大梁朝是一方霸主，而在境内说一不二。李克用父子建立的大唐朝实际上是藩镇联盟的盟主。如果李氏集团内部团结且武力强大，这个盟主与皇帝无异，但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呢？
926年，李克用的从子李嗣源兵变，李存勖在平叛过程中意外死亡，李嗣源随后登基，史称兴教门之变。李嗣源得位不正，李克用的亲儿、义子们不服，内战爆发，持续近10年。结果李家精兵几乎打光，成德、魏博等藩镇开始反叛，石敬瑭勾结契丹南下灭后唐。
如果李家没有自乱阵脚，契丹人怎敢来犯？仅10年前，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还归顺并被赐名东丹慕华（后改为李赞华）。李赞华的死对头耶律德光岂敢反抗？
后唐的崩溃带来了两大影响。首先，石敬瑭的背叛行为损害了汉族人的自尊与自信，导致隋唐时期的自豪感逐渐衰退至两宋时的畏惧。
晚唐以来培养的精锐军队在战争中消耗殆尽，武勇传统随之丧失，导致后续朝代的军队实力逐代减弱。
后周的兵力曾经强大，但与赵光义时期的对比显示了明显的差异。柴荣时期，面对的是混乱的辽国，由耶律璟领导，国内不断发生内乱，因此容易被打败。而赵光义面对的则是辽国中兴时期的耶律贤和萧绰，这使得他的处境更为困难。
柴荣也注意到了禁军的衰退问题，指出军队中的老兵多，且缺乏战斗力，遇到强敌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是后周失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柴荣在位时，重点改革禁军，通过招募新成员和优化军队结构提升战斗力。但因柴荣早逝和赵匡胤的得位问题，禁军改革未能持续。到了赵匡胤时代，由于晚唐藩镇的长期混战，导致军队实力大减，加之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精兵数量大幅减少。
这一时期的军队地位高、待遇好，吸引了大量人才加入，但为了维持这一状况，士兵必须全力以赴保护主公，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精兵队伍。
朱温和李克用通过消除激进分子来稳定军心，导致军队精锐度下降。李存勖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意外灭梁，继承了大量梁军。由于无法有效整合这些兵力，最终导致了军队的衰落和内部混乱。
历史上的军队，无论多强，都难以长久维持战斗力。唐朝初期的关中府兵曾无敌于天下，但最终因长期和平而衰败。安史之乱后，河北镇兵一度显赫，但百年太平后也沦为笑柄。朱温时期，河南兵成为最强军队，连河东精锐骑兵也难敌宣武重甲步兵。宣武军甚至能以步兵全歼骑兵，这在史书中都有明确记载。
朱温晚年将宣武军改编成北宋禁军，这支军队曾在河东铁骑面前毫无畏惧，但在岐沟关之战中被契丹游骑轻易击败。朱温和李存勖无法收回兵权，而赵匡胤却轻松做到了。如果军队精锐，敌人不敢侵犯；反之，则不堪一击。有人为宋朝的崇文抑武政策辩护，认为武夫治国不善。但晚唐和五代的武夫治国情况复杂，难以一概而论。
清泰三年，安重荣任成德军节度使兼镇州刺史。他虽不识字，但重视忠孝。一次，老夫妻告子不孝，安怒令杀死子，父犹豫，后母却追砍子。后发现误会，命令回家。三人离开时，安射杀后母。
安重荣判案方式独特，采用兵法而非法律，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却意外地让人感到一丝爽快。与多数武夫不同，他喜欢亲自处理事务，不是简单地将责任推给文人。在资源和人员的分配上，他效率极高，一旦不满则立即更换人选。晚唐至五代期间，随着竞争加剧，像安重荣这样军政兼顾的武夫越来越多。历史记载显示他在处理争端和财政管理上非常独断，所有利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他官员无法干涉。
老安治理农事，春季亲自带队下乡，督促农民耕作，对懒散者严惩不贷。夏至，他再次巡视，奖励庄稼种得佳的农户，即便赏金超出赋税也在所不惜。秋收时节，他严查税务，对偷漏税者施以极刑，即使是权贵也无所畏惧。尽管有时征收较重，但通常不会太过分，因为武官比文官更重名誉，且不愿对乡亲和同僚下手。
武夫治国虽然简单粗暴，却避免了无谓的政治斗争，这对中国勤劳、坚韧的百姓来说是一种福祉。例如，在河北三镇的有效管理下，该地区成为大唐时期人口和财富集中地，经济规模巨大。同样，朱温治理下的汴州也推动了河南成为农业和商贸的中心，为北宋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军阀治理还意外解决了长期的士族门阀问题。
黄巢和朱温并未完全消灭士族门阀，因为其核心地带在河北。隋唐时期，最强大的门阀包括五姓七望，多数位于河北。杨广攻击高句骊、李世民紧盯河北门阀、安史之乱在河北爆发、中唐后河北三镇的独立性等历史事件均与河北门阀的影响力有关。
在历史上，即使是像杨坚、李世民这样的杰出君主，也难以有效管理士族门阀。然而，对于藩镇的武将来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晚唐到五代时期，军阀的统治方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家族连续掌权，亲信团结，随时间变得更加傲慢；稍有不满，就会废黜旧帅，更换新的领导人。以魏博镇为例，该地养兵最多时达到10万，涉及约60万人的生活，加上姻亲、亲族和乡党，利益相关者远超百万。
魏博镇的全部居民大约300万，这样的势力谁愿意轻易挑战？无论是节度使还是外镇将领，一旦出现贪污、欺压或昏庸的行为，随时可能被士兵斩首。
唐宋交替时期，军事力量强大到无人敢挑战。即使到了赵匡胤时期，军队已衰弱，他仍需谨慎行事，严格管理军纪。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因民变和匪乱频发而成为最不稳定的区域。
另一方面，自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通过控制教育和人才选拔系统来维持其影响力。这导致隋唐时期的政府官员大多出自这些家族，尽管皇帝们表面上反对士族势力。
皇权一旦弱化，士族门阀便有机会控制朝政，甚至更换皇帝。杨坚和李世民也受其影响。士族通过兼并土地和人口增强经济力量，进而培养人才扩大影响力。但到了藩镇割据时期，这一策略失效。宦官在甘露之变后主导朝政，世家精英只能从属。为继续掌权，有提议将家族成员阉割，但最终宦官也被武将所杀，士族彻底失去权力。
在正常朝代，士族门阀胆子大，初唐李世民父子横扫四夷也无法撼动他们。老李家斗世家未果，均田制、租庸调制消失，府兵沦为农奴。干掉士族需靠武人。
魏博镇的贝州（今河北邢台）古称清河郡，是隋唐时期清河崔氏的大本营。当顶级士族遇战斗机，会发生什么？
在唐朝，阻止老崔家兼并土地人口或揭露其偷税漏税的行为，会遭到朝官的激烈反击，甚至皇帝也难以保护。魏博镇的设立后，清河崔氏出了许多宰相，但面对强大的节度使和武人势力，他们也无法为所欲为。藩镇以保境安民为名，实际上是为了控制资源和人民，维护自身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富人要缴纳重税，穷人也不能幸免，任何反抗都会遭到武力镇压。清河崔氏即使能向朝廷输送宰相，也难以对抗藩镇的压力，不能兼并土地和人口，长期下去，再强大的家族也会衰落。
五代之后，清河崔、博陵崔、范阳卢和赵郡李这些名字已被遗忘。黄巢未曾涉足河北。
“耕者有其田”政策让武人和平民满意，但富人和皇帝不满。
朱温和李存勖都想削弱藩王势力，却都失败了。因为当时的武人实力太强，他们无法控制。
后晋时期开始，晚唐的强大武夫要么死去，要么堕落，最终被契丹人征服。
赵匡胤称帝后，本想先收复幽云地区，但决定优先统一南方的十国，因为这更容易。
老赵在处理国事时采取了保守策略，避免无谓的扩张和战争。面对失去的西北土地和渴望收复的幽云十六州，他选择了和平赎买的方式，而非动用武力。
北宋军队的实力之所以大不如前，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安定生活消磨了战斗力。如果频繁征战，军队可能会重新变得强悍，但这样也可能带来新的割据势力。为了维持宋朝的稳定，防止成为另一个短命王朝，赵匡胤认为牺牲一些军事力量是值得的。
他有意削弱军队的力量，同时提高文官的地位，实施了一系列重视文人、限制武人的政策，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稳定。
赵家江山历经319年，尽管靖康之变和崖山蹈海出乎意料，但考虑到其历史深度，这些事件似乎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