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红色后代”中，贺平以其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厚爱恋脱颖而出。作为邓小平的女婿，他并没有依靠这层关系，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白手起家建立了闻名遐迩的保利集团。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古董的钟爱及其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为何贺平宁愿投入巨资，也要将那些流失海外的国宝一一“抢”回家？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71年的一个寻常日子，邓小平和家人正置身江西，从事劳动。在这平静的日常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突然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兴奋地宣布：“贺平即将到江西来！”这一突如其来的声明，犹如惊雷一般，震得周围一片哗然。众人纷纷议论：“贺平是谁？”

邓榕笑眯眯地解释：“他是贺彪的三儿子。”这话让邓小平的脸上绽放出了微笑，他点头表示认同：“贺彪是个有能力的人，骨子里也很坚强！”

贺彪出生在湖北江陵的一个贫苦农家，自幼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当地的农民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最初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不为人知的是，他曾是我党著名领导人周逸群的得力助手，担任过其交通员。

经周逸群建议，他从贺永年改名为贺彪。从交通员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人生轨迹逐渐与革命紧密相连，成为了地方革命工作的骨干力量。1930年代初，贺彪加入了贺龙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担任卫生部工作。

虽然最初是从事联络工作，但贺彪的医术也在革命队伍中传为佳话。他并非自学成才，曾受师于武当山的道长徐本善，并未放弃对医学的钻研，逐步掌握了多项医疗技能。

贺彪的医术结合了中西医精华，多次在战场上救治了重伤的红军将领。曾有一次，贺龙因误食毒物险些丧命，当时的医生束手无策，贺彪主动请缨，用他的传统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方法，成功挽救了贺龙的生命，也因此得到了“红军华佗”的称号。

贺彪的医术在多个战役中都经受了考验。他不仅救治了贺龙，还救回了多位高级将领的生命，包括贺龙的家人，他的技艺与献身精神赢得了红军高层的广泛尊重和信任。

贺彪的夫人，陈凯也是一位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陈凯曾是战地剧社的活跃分子，多才多艺，她的到来给贺彪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贺平和邓榕的恋情得到了双方家族的认可和支持，这段联姻不仅是两个年轻人的结合，更是两个革命家庭的融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这段婚姻不仅承载着爱情，更承载着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期望和责任。

邓榕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毕业后，曾经独自一人前往陕西延安的富县插队。那时她曾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家庭幸福美满，父母恩爱。然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感受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在延安她过着艰苦的知青生活，每天清晨起床就要下地干活，直到夜幕降临。食物短缺，常常饥肠辘辘。尽管这里的乡亲们十分纯朴，但与他们之间缺乏共同的话题，使得邓榕经常感到孤独和委屈。

尤其是在漫长的夜晚，当孤独和思念家人的情绪涌上心头，邓榕的心情变得格外低落，这一年的下半年邓榕遇到了老熟人吕彤岩，两人在北京时便是亲密无间的好友。

吕彤岩刚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邓榕村子附近的公社医院工作。两人的重逢，为邓榕的生活带来了一线光明，她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好友。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吕彤岩提到了贺平，一位出生在红色家庭的青年，正如贺彪一样，贺平也在革命家庭中长大，怀抱着投身祖国建设的梦想。

他们两人在各自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通过书信开始了深入的心灵交流，共同分享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贺平在一次探亲途中，特意绕道到南昌拜访邓榕，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望和对邓榕的爱慕。邓榕在向家人介绍贺平时，也表达了对这段关系的坚定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当贺平鼓起勇气向父母坦白他与邓榕的恋情时，贺彪给予了儿子殷切的嘱咐：“邓小平是位杰出的人物，你作为男方，必须倍加珍惜并呵护她。”这一场景深深印刻在贺平心中，坚定了他对邓榕的承诺。

“总算回来了，能有事做总是好的！”这是1972年贺彪在接到中央的归京通知时，周总理所给予的肯定。邓小平也在这一年得到了中央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甚至在周总理病重期间暂时主持国务院工作。

贺平与邓榕的婚事让两家的联系更加频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贺彪与妻子在拜访北京一位老战友后，顺道造访了邓家。在北京一个显赫的红门住宅前，贺彪按响了门铃。得知是亲家到访，邓家立刻充满了欢声笑语。

邓小平热情地与贺彪握手，感慨地提到往昔贺龙在西南时期的往事，透露出彭德怀对贺彪高看一眼的故事，表达了两人虽不常见面，但心意相通的深厚友谊。随后邓小平转向妻子卓琳，提议准备晚餐：“今天家里来了贵客，亲家喜欢吃鱼，快准备几道鱼菜。”卓琳立刻应允，表达出对这次家宴的期待与兴奋。

两位老战友坐下后，他们聊起了在七大会议上的相遇和共同的战斗岁月。那些年的艰苦与胜利使得两人的谈话充满了情感和回忆。贺彪的妻子陈凯，后来回忆说，两位老朋友见面，经常会聊起对孩子们的期望和教育，避开政治话题，聊得非常投机。

1976年四月，邓家面临着又一次的家庭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刻，贺家没有背离他们的承诺，依然如初地关照着邓榕。在家庭聚会中，贺彪正式向贺平表达了他的期望和指示：“既然你与毛毛结为连理，你也成了邓家的一分子。你要忘记你的身份，与邓家共患难。”这些话加深了贺平对邓家的责任感。

随后，贺平开始密切地陪伴在邓小平和邓榕的身边，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1977年，政治局势有所转变，邓小平不仅恢复了政治地位，还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邓家与贺家的关系因此得以恢复，双方再次频繁交往，共同为国家的未来投入努力。

贺彪在此后不久也重返高位，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他的职位使他能够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对越反击战期间，贺彪亲自监督后勤保障，确保前线的医疗和物资供应；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贺彪确保医疗与后勤工作万无一失；当邓小平倡议老干部应当避免终身制时，贺彪是第一批响应退休的高级干部。

1978年，贺彪在北京与邓小平再次重逢，他真诚地对邓小平一家的团聚表示祝贺。贺彪深深敬佩邓小平这位经历丰富的领导人，他们的关系在共同的岁月中逐渐加深。在贺彪晚年，他经常与邓小平相聚，一起聊孙女的成长，或是一同玩桥牌，享受晚年的宁静时光。

听闻邓小平在南方的演讲后，虽然已是深秋的岁月，贺彪还是激动地拍手称赞，始终坚定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1996年邓小平最后一次住院期间，贺彪尽管知道有严格的探视限制，但他还是冒险前往医院，没有请示便直接见到了病床上的邓小平。两位老朋友并未谈及政治，只是轻松地聊起家常和孩子们的近况。在这次会面中，贺彪鼓励邓小平保持信心，相信会有一天再次一起打桥牌。

1997年，邓小平逝世，这个消息使贺彪悲痛欲绝，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为了表达对邓小平的深切哀悼，贺彪亲笔撰写了一篇悼词《遗恨长存，无缘送君登路》，以此纪念他们深厚的友谊。在邓小平的告别仪式上，贺彪坚持坐着轮椅，带着家人送这位老友最后一程。

到了1999年，贺彪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面对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多次向家人表达不希望用药物延续生命。贺彪希望他的去世低调处理，不举行追悼会，也不进行任何形式的遗体告别仪式，并嘱咐家人不要通知朋友和同事。

1999年3月31日，贺彪在家中安详地逝世，享年90岁。他的一生见证了国家的风雨变迁，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历史时刻，留下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贺平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投身于军队，后响应政府的裁军政策，从军队退役，转而担任中国保利集团的董事长。在任期间，他对中国文物的保护做出了显著贡献，特别是对于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

众所周知，许多中国文物在战乱中流失至海外，其中包括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首。面对这些国宝的回归问题，贺平不惜重金，成功回购了三件失落的宝物。2000年，这三件宝物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亮相，贺平虽在欧洲，却通过远程指挥以3000万港元成功拍得这些文物，并决定在香港免费展览三日，以此彰显其对国家文化遗产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