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指控特朗普政府违宪:美国法治危机的深层剖析

律营看世界 2025-03-29 07:25:03

美国两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Hale)和简博律师事务所(Jenner & Block)于2025年3月28日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针对其发布的行政令违宪。

这一事件标志着特朗普政府与法律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被视为美国司法独立与行政权力博弈的关键节点。

一、行政令内容与争议点

特朗普政府于3月25日和28日分别签署行政令,指控这两家律所“滥用法律程序对抗政府”,并采取以下措施:

1. 取消律师的安全许可,限制其进入联邦政府大楼和接触官员;

2. 终止律所与联邦政府的现有合同,并禁止未来合作;

3. 要求司法部审查律所客户的“政治倾向”,威胁对相关企业进行制裁。

白宫声称,这些律所“代表政治对手制造虚假诉讼”,例如曾协助调查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代理民主党人士和移民权益案件。

二、诉讼核心主张

两家律所在诉状中提出多项违反宪法指控:

1. 违反第一修正案。行政令侵犯律师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其惩罚律所代理民主党或民权组织等特定客户的行为。

2. 违反第五修正案。未经正当程序剥夺律所执业权利,损害其商业利益。

3. 违反第六修正案。限制公民选择律师的权利,破坏司法公正。

此外,诉讼强调特朗普的行政令是“对法治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旨在通过行政权力压制对其政策的司法审查。

三、针对律所的行政令并非个案

此前,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曾因类似行政令起诉特朗普政府,并于3月12日获得联邦法官贝丽尔·豪厄尔(Beryl Howell)的临时禁令支持。法官认为,限制律师执业权“可能违宪”。

另一家律所保罗—韦斯(Paul Weiss)则选择与政府和解,承诺提供价值4000万美元的免费法律服务以换取行政令撤销。

此次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律师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前小布什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强调,特朗普的行为“公然破坏权力分立原则”,试图将司法系统变为政治工具。

四、特朗普上任后的“法律战”

特朗普自2025年1月上任以来,已面临超过150起诉讼,涉及移民政策、联邦机构裁员、教育权下放等议题。此次针对律所的行政令延续了其“惩罚异见者”的一贯策略:

(一)压制法律挑战

通过限制律师执业权,削弱反对者通过司法途径制约行政权力的能力。例如,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曾代理多起针对特朗普移民政策的诉讼,而简博律师事务所长期为LGBTQ群体和移民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二)政治化司法系统

特朗普多次公开抨击法官“不爱国”,甚至呼吁弹劾作出不利裁决的法官(如博斯伯格法官在移民案中的判决),引发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罕见公开反驳。

这种模式与美国历史上的“麦卡锡主义”有相似之处,即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异见,但其手段更依赖于行政命令而非国会立法,反映出行政权扩张的现代特征。

五、权力制衡的失效风险

(一)行政令的合法性争议

美国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行政权,但其范围受国会立法和司法审查制约。

特朗普的行政令直接针对律师这一特定职业群体,被法律专家批评为“滥用紧急状态权力”。

例如,1798年《外国敌人法》原用于战时驱逐敌国公民,但特朗普将其用于和平时期的移民驱逐,遭法院多次叫停。

(二)司法独立的侵蚀

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取消律师安全许可,实质是将其作为惩罚工具。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因代理民主党客户和雇佣前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而成为目标,显示出明显的政治报复性质。

保罗—韦斯律所的和解案例表明,大型律所可能因经济压力向政府妥协,进而削弱法律界对抗行政滥权的整体能力。

(三)公众信任的流失

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破坏法治”。若行政权持续干预司法,公众对法院中立性的信任可能崩溃,加剧社会分裂。

例如,特朗普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出生公民权”案中的对立已引发多地抗议。

六、未来走向:法治保卫战的可能结局

(一)最高法院的关键角色

目前多起案件可能上诉至最高法院。尽管保守派占多数,但大法官们需在“党派忠诚”与“司法权威”间权衡。若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将开创“行政权高于司法审查”的危险先例。

(二)社会运动的推动力

美国律师协会和20个州检察长已联合谴责特朗普的行政令,民间组织亦发起“捍卫律师权”运动。若公众压力持续,可能迫使政府让步。

(三)国际社会的反应

欧盟和联合国已对特朗普的政策表达关切,若美国法治信誉进一步受损,可能影响其全球领导地位,甚至动摇美元霸权等依赖于制度自信的体系。

七、结语

威凯平和而德与简博律师事务所的诉讼不仅是法律技术争议,更是美国宪政秩序的危机预演。特朗普政府若继续以行政权压制司法,将导致美国引以为傲三权分立名存实亡。

法治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法律界能否坚守职业伦理、公众能否形成广泛共识,以及国际社会能否施加有效压力。这一事件警示人们:任何国家的法治大厦,都需在权力制衡与公民觉醒中不断修缮,否则历史的车轮难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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