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名门，曾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他家财万贯，却散尽家财只为保护国宝，他一人捐赠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有人戏称他“捐了大半个故宫”，他所藏的书画随便哪件都是价值连城。

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悉数字画全部捐给国家，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然而这样一位爱国收藏家，晚年病重时住院想要换成单间，却被告知级别不够，最终遗憾而去！

他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人，为中国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张伯驹于1898年出生在河南项城的官宦之家，父亲张锦芳是清末进士，自幼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当儿子。张镇芳是清末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即使清朝灭亡后，凭借他与袁世凯的姻亲关系，也官至河南都督，是北洋政府的高官。

张伯驹是妥妥的“官二代”与“富二代”，自然是衣食无忧，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被誉为“神童”，深受养父的赞赏。

1912年，父亲张镇芳调任河南都督，张伯驹随父亲赴河南开封，入河南陆军小学读书，旨在培养他将来进入军界。

后来，在袁世凯的提携下，张伯驹进入军营官至旅长，结识一批北洋军阀大佬，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人手下做文职工作。

然而他并不喜欢为官，见证了在军营里的腐败，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离开军营回到家中“啃老”。

凭借殷厚的家底，在家“啃老”又何妨！赋闲在家的张伯驹，经常流连风月场所，当起“花花公子”，学京剧听戏曲，悠然自得好不自在！

但有一大爱好，直接“败光”家底，改变他后来的人生命运。

张伯驹不同于其他“纨绔子弟”，他“花”但不纨绔，有事没事去古玩店里逛逛，看到他喜欢的字画，不管多高的价格直接买。

1927年，将不满30岁的张伯驹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了自家银行任职，不过他一概不关心工作上的事情，只专心到处搜罗珍惜字画，文物古董。

某天他路过古玩店，偶然间看到一幅字画，这是康熙御笔的《丛碧山房》，古玩店老板以为他不懂字画，漫天要价1000块大洋，没想到张伯驹毫不犹豫拿下。他家是开银行的，自然不缺钱花。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爱上收藏，再怎么有钱，这样搞下去，家底迟早会被他掏空。

他将这幅字画放在北京弓形胡同大宅院中，将名字也改为张丛碧，开始广搜珍贵字画。他的母亲曾抱怨道：“让你做官不好好做，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张伯驹不以为然，乐在其中。

清朝灭亡后，前清皇室成员生活无以为继，靠变卖家中古董字画为生，加之生逢乱世，日军侵略中国，以致于很多国宝流落民间与海外。

张伯驹听说唐代著名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图》被卖给英国人，痛心疾首，生平一大遗憾。他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被我们卖给洋人，我们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为此，他广搜名贵字画，再贵也要买下来。他听说恭亲王的孙子溥儒要卖陆机的《平复帖》给洋人，马上行动，此物绝对不能流落海外。

《平复帖》是西晋陆机的代表作，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现存最早的文字手迹，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被誉为“中华第一帖”。

张伯驹联系到溥儒，问他要卖多少钱？他张口就提20万大洋，丝毫不让步。这可让张伯驹犯难，没有那么多钱买，于是找张大千从中调价，溥儒说一分也不能少！此事就此耽搁。

后来，张伯驹被父亲派往上海出差，作为银行的经理，免不了应酬。在上海，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潘素，潘素是苏州人，大家闺秀，在母亲的教导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是在她1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另娶他人，继母看潘素长得很漂亮，又有才艺，心生妒忌，将她卖到青楼当妓女。

凭借潘素的才貌，很快成为上海滩青楼里的头牌，引来无数公子哥不惜重金只为一睹她的芳容，被称为“潘妃”。

风度翩翩的张伯驹来到上海怎会错过她，张伯驹约几个好朋友来到青楼喝花酒，点名要潘素陪唱。

潘素一出场惊为天人，一装素裹不失高雅、温婉，曲声和缓、余音绕梁，张伯驹看她出落秀气，颦蹙之间更显不凡，料定此女不俗。兴致来时，张伯驹大笔一挥现场献诗：

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潘素看到后，芳心暗许，被张伯驹的才华所吸引，知音难寻，张伯驹才是她的意中人，其他都是看中她身子的酒囊饭袋。

可惜的是潘素被一位国军中将所看中，将她软禁起来。张伯驹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买通门卫，进入房间将她救出，迅速成婚。

婚后两人琴瑟和鸣，过着幸福的生活，张伯驹一如既往地爱好收藏字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变成“保护国宝”的一种使命感。

妻子潘素在丈夫的帮助下，绘画天赋尽情释放出来，成为京都著名的画家。夫妻两人相互成就，一起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7年，听说溥儒的母亲病逝急需用钱，张伯驹又找到他，费尽口舌，以4万大洋买下上文所说的《平复帖》。

张伯驹以变卖房产，不遗余力，豪掷千金购买中国古典稀世珍宝，差不多已掏空家底。但当他看到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时，将北京的老宅变卖、变卖妻子的首饰，不惜一切代价，以220两黄金买下。

在那个乱世中收购字画，历尽坎坷，甚至以命相搏。张伯驹多年以来的收购，已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当他收购完《平复帖》时，日本欲出高价20万大洋买它，但遭到张伯驹的强烈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联系敌伪特务绑架他，向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妻子潘素多方打听与托关系，幸得与张伯驹在狱中相见。看到被折磨不成人样的张伯驹，潘素百感交集。而张伯驹对她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宁死魔窟，也不要卖家中的字画！那些字画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潘素有感丈夫以命相搏，誓死保护国宝的伟大，同时更加坚定要救出丈夫。张伯驹在狱中以绝食与敌特作抗争，耗时八个月，最后潘素千方百计筹凑30万赎回丈夫张伯驹。

经此一难，两人感情更加笃定，不离不弃在乱世中生存。多年来的收购文物使他们囊中羞涩，但两人依然相互扶持。为保护《平复帖》，妻子将其缝在棉被中带离北平，逃难至延安。

张伯驹收藏文物非常纯粹，不为名不为利，也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只为留住国宝。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6年，张伯驹将多年来珍藏的118件字画全部上交给国家，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这些字画随便哪件都是价值连城，“国宝中的国宝”，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为了表彰张伯驹夫妇的慷慨大义，国家奖励他20万元，但他断然不接受，他说：“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后来给他发一张奖状，以资鼓励！

1958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遭到不公平对待，他淡然处之。后来在陈毅元帅的干预下，张伯驹被派往吉林博物馆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十年动荡开始，张伯驹夫妇被批斗、责令退职，下放至吉林舒兰县插队落户。而舒兰地区因他们年老拒收，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回到北京，蜗居在十几平米的平房内，因无工作、无户口以出卖家产及朋友接济度日。

1972年1月，听闻陈毅元帅病逝，昔日好友张伯驹感到很悲痛，因无法到场悼念，给他送去小花圈并附上挽联以表追悼。

没成想被在场的毛主席看到不同寻常的挽联，直呼写得太好了！

上联：“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下联：“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主席忙问陈毅的夫人张茜：张伯驹来了没有？张茜：“没有到场！”

毛主席在得知他的近况不好，感叹张伯驹的惊世才华，嘱咐周总理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

后来，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张伯驹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潘素进入中央画院工作。晚年的他们，过着拮据的生活，在工作岗位上为文物鉴定发挥余热。

1982年，张伯驹因感冒住进了北大医院八人通铺，人多声音杂，不利于养病，妻子为了让丈夫能安心养病，申请换成单间，却被告知他级别不够，不能换。后来病情加重，感染成肺炎，在2月26日，张伯驹因病逝世，享年84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挽联如雪。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词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他的一生如一叶扇舟，卷裹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荣辱不惊，淡然处之。红学家周汝昌也曾感叹道：“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他出身名门，淡泊名利，散尽家财大搞收藏不惜以命相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不仅有着大的情怀与担当，而且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及强烈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斯人已逝，其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