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30日，地下党员王孝和从容淡定走上刑场，面露微笑，时不时转头回望一下，似乎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爱妻，希望能够见最后一面，并且当面说声：对不起！
然而妻子忻玉瑛并没有如期出现，他没有悲伤，坦然赴死，临刑前大声呼喊：我一个人倒下不要紧！还有千千万万革命者站起来为正义而战，革命胜利终属于我们！恼羞成怒的敌人赶紧命令刽子手执行枪决，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一幕被在场的记者给拍了下来，看哭了记者，照片并且保存下来，殊不知这照片的背后有个凄美的革命爱情故事，时隔70多年后，看到这照片时依然让人泪目。
王孝和的悲惨境遇，只是当时许多地下革命者的缩影，承载着一个时代的不幸。
王孝和于1924年出生在上海贫苦的工人家庭，祖籍是浙江宁波鄞县，父亲在上海太古轮船公司当伙计，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老小，艰难度日。父亲常说：“人穷志不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尽管条件艰苦，父亲咬牙坚持送他去读书。
如果不是爆发战争，王孝和一家人在上海或许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然而，在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上海，不久后上海沦陷。为躲避战乱，王孝和一家人搬到了宁波乡下。
王孝和转入当地中学读书，也就是这一年，他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外婆家附近的忻玉瑛订婚，其实两人在小时候就订下了“娃娃亲”，忻玉瑛比王孝和小4岁。
忻玉瑛是非常传统的女人，很乐意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待字闺中，就等情郎来上门提亲。
而王孝和作为有志青年，努力上进。在193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在校期间接受革命新思想，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全然忘记在老家的未婚妻。
1941年，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忙碌了。但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他上学，王孝和只能辍学出来打工，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上海发电厂杨树浦发电站工作。以电厂员工为掩护，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组织策划工人罢工活动，给予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
地下工作如火如荼开展着，王孝和不知从哪里听到未婚妻在乡下好吃懒做、好赌信佛，这与他的生活理念不符。于是写信给表妹转达给忻玉瑛，信中大概意思是说就是退婚，信中这样说道：“你我都不了解，匆忙进入婚姻，怕误了你的幸福，强扭的瓜不甜”，表示不喜欢父母的包办婚姻。差点错过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而在宁波乡下的忻玉瑛苦苦等待王孝和回来娶亲，等来的却是一纸退婚书，这下她与她母亲急了，要知道在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很难嫁出去的。
这该怎么办呢？忻玉瑛在家如坐针毡，思来想去她决定与母亲一起去上海找王孝和“理论”。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两个弱女子从宁波一路辗转来到大上海，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为了自己的幸福，也是值得的。
来到上海后，忻玉瑛与母亲借居在姑妈家中，两人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
王孝和听说忻玉瑛母女来上海了，不管后面成不成，他都应该见上一面。他叫他弟弟陪同，一起来到姑妈家楼下，但王孝和不想上楼通知她们母女，于是叫弟弟上楼去通知。无奈之下，弟弟只好硬着头皮上楼。
“你哥哥好大的架子，自己不上来叫！”忻玉瑛抱怨道。
忻玉瑛缓缓走下楼，低着头，心跳加速，满脸通红，心里很是紧张。当她抬头看去，一个英俊帅气、穿着土黄的红芯绒夹克的年轻小伙出现在她的眼前，她不由自主羞涩地低下头，一见钟情。
此时的王孝和也被她深深吸引，目不转睛打量着忻玉瑛，一身质朴的打扮，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粗布麻衣，清秀的脸盘满脸通红，让人不免心生怜爱。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王孝和率先说话：“你们舟车劳顿，不远千里来到上海，请你们去上海远东大饭店吃饭，算是为你们接风洗尘。”
一路上，王孝和打开话匣子，与忻玉瑛有说有笑，王孝和试探性问她：“你在乡下做什么？”
“我很少出家门，不打麻将也不信佛，在家帮忙做家务。”
听她这么说，王孝和怕是错怪她而感到自责。
吃完饭后，王孝和主动要了她姑妈家的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系。
随着两人不断交往，感情日益增进，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但王孝和是一名共产党党员，结婚需组织上批准，他上报给组织。
组织通过对忻玉瑛的考察，她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便于后面开展情报传送工作，并且王孝和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照顾他，于是有目的性同意他们的结婚请求。这一切，忻玉瑛是毫不知情的，懵懵懂懂成了王孝和的新娘。
1946年，王孝和与忻玉瑛喜结连理。尽管条件艰苦，婚后两人仍然过着幸福的生活，王孝和卯足劲加油干，但上海是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民不聊生，这种生活是短暂的，并且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当中。也可以说是危险正慢慢袭来。
王孝和参加上海电厂大罢工活动，由于出色的表现被当选为上海电厂杨树浦发电站支会干事、工会常务理事，分工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等工作。他在读书会基础上，建立工人图书馆，为工会会刊写稿，不顾特务们的威胁，与工厂老板据理力争，为工人谋福利。
后来杨树浦发电站工人支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被迫就地解散。但革命工作一刻都不能停，组织以王孝和的家为秘密联络站点。
一到晚上，家里莫名来了很多人，王孝和谎称是过来打麻将的，他吩咐妻子忻玉瑛去外面把风，如果有人过来，就敲门敲三下。
忻玉瑛感觉很疑惑：打个麻将还把门锁了，王孝和对妻子说道：“怕警察过来抓赌！辛苦你了，阿瑛！”
阿瑛无条件执行丈夫的吩咐，不知不觉她也成为地下党员中的一员。原来他们并不是在打麻将，而是在秘密开会。她时常按照丈夫的吩咐，去外面传送情报，接头人不断变换，有时是街头小贩，有时是书店老板，有时是账房先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加紧对共产党党员的抓捕工作，上海地下党员面临着严峻形势，岌岌可危。
王孝和不怕牺牲，自从他入党那刻起，愿意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面对艰难处境，他勇敢站出来，再次当选为上海电厂工会干事，有条不紊地开展地下工作，然而危险也正悄悄降临。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王孝和毫不动摇。曾有人提醒过他，国民党特务开始行动了，叫他去乡下避避，他的妻子也劝他去乡下躲躲，但他坚持为正义而战：我只是为工人说了句实话，又没做违法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如果我逃走了，不正中他们的道吗？并且还有一些文件资料没有烧毁，如果落在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在上班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遭受酷刑，如磨排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使用电刑等，敌人无所不用其极，面对酷刑，王孝和宁死不屈，始终坚守党的秘密。
敌人眼看无计可施，审不出什么东西，决定对他进行枪决。在审判庭上，国民党当局以“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死刑。
面对这一判决，王孝和大喊着：“我是冤枉的，屈打成招，你们特刑庭乱杀人”，说完扯开上衣，露出血迹斑斑的胸膛，义正词严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他怒目圆睁，坐在审判席的主审官暴跳如雷：给我押下去，立即执行！
但在门外的老百姓们表示强烈抗议，希望改判。特别是忻玉瑛顶着大肚子为丈夫申冤，在门外大吵大闹，煽动民众，遭到特务们的抽打，周围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抽打一个孕妇，算什么男人！大家一拥而上。
眼看局势越来越不可控，国民党当局宣布延期执行。
王孝和知道这次在劫难逃，预感死亡即将来临，干革命的都会有牺牲。在狱中他思绪万千，写下三封让人震撼的绝笔信，分别给狱友、他的父母、妻女。
“瑛妻！我很感激你，很可怜你。你的确为我费尽心血，今天这心血虽不能获得全美，但总算是有收获的……”“特刑庭不讲理，乱杀人，秘密开庭，看它横行到几时！！”“但愿你勿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子离妻散吗？”“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被谁所杀害的！嘱他们刻在心头，切不可忘！……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
给难友的信中，王孝和写道：“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在给双亲的信中，王孝和写道：“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儿不能再为双亲尽孝养老，请多谅解。然而，儿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
国民党反动派为避免以后夜长梦多，妄生事端，决定对王孝和进行秘密处决。
1948年9月30日上午九时左右，王孝和身穿白色衬衫，昂首挺胸，面露微笑被法警押上刑场。这一笑代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蔑视，更代表着对革命胜利的期盼。
在押往刑场的路上，王孝和时不时转头望望，似乎在寻找什么，是在寻找他心爱的妻子，希望能见上最后一面。但由于他的妻子即将临盆，不方便前往。这一幕被在场的记者给拍了下来，看哭了记者。
他含笑赴死，随着执行官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手中的枪进行射击，竟然打三枪未中要害，或许是被王孝和那种浩然正气所吓到。躺在地上的王孝和还有一丝气息，恼羞成怒的刽子手冲上前，对他拳打脚踢，就这样，王孝和倒在了血泊中，英勇就义，年仅24岁！
他牺牲后不久，他的小女儿出生，取名为“王佩民”。王孝和倒在黎明之前的黑夜中，没有看到光明，但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站起来冲破黑暗，迎来光明，迎来了新中国。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将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王孝和烈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坚定信念，践行对党的承诺与忠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烈士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致敬革命烈士王孝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