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甘肃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国民党政府在兰州成立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辖今甘、宁、青、新4省区。同时，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军事代表处、外交代表处和商务代办处，苏联志愿航空队和各种飞机也相继抵达，负责援华工作。为了接运苏联援华物资，国民党政府还在兰州成立了多个驿运机构。然而，日本方面也派出了间谍机关，深入甘肃河西的宁夏额济纳旗二里子河进行活动，试图刺探和掌握西北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在甘肃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失散在甘肃河西地区的红西路军指战员，党迅速向甘肃派驻了中共中央代表，建立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并成立了中共甘肃工委。在中共中央驻甘代表和驻甘八办的帮助下，甘肃工委在国统区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掀起了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张学良专程飞往兰州和于学忠会面，商讨事变相关事宜。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几小时后，于学忠按照张学良的命令，第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国民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中央军驻兰各部及特务组织的武装。他们占领了国民政府驻甘绥靖公署，扣押了绥署各处处长，接着又解除了兰州警察局及各分局的武装。此次行动，击毙了绥署军需处处长王式辉等数十人，俘虏、扣押了120多人，解除了中央军在兰州部队和兰州地方特务组织的全部武装。 兰州事变开始后，国民党新一军军长邓宝珊接到第五十一军对西安事变和发动兰州事变的通报，对两个事变的真相有了较真切的了解，对事变持同情态度，并以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兰州市内张贴布告，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秩序。甘肃省政府先后召开了社会贤达名流座谈会和教育界百余名师生代表参加的事变情况通报会，解释事变的原委，取得了甘肃社会上层多数人对事变的同情和支持。 特别是两个事变的真相传到兰州各大、中学校后，激发了兰州师生的抗日救亡热情。一时间，在兰州掀起了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发传单、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喊抗日救亡口号的热潮。

东北军骑兵第七团还要求红军教导师派干部任该部教官，进一步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西安事变及其兰州事变对甘肃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驻扎在陇东、平凉地区的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就在其驻防地实行戒严，解除了国民党宪兵的武装，并和驻地的红军一道举行宣传抗日救亡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的活动；驻扎在泾川、隆德的东北军骑兵第七团还要求红军教导师派干部任该部教官，进一步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10月，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正式成立，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正式建立。中共甘肃工委的成立及其所属组织的建立，也为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带来了新的转机。 驻甘八办和甘肃工委建立后，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方面，八办和工委着重做了贺耀祖、邓宝珊等人的工作。贺耀祖当时任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谢觉哉利用与他是同乡旧友的关系，对开展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革新甘肃政治、两党团结抗日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起初，贺耀祖对我党提出的主张和建议表面赞成，虚以应付，并不真正实行，甚至有一段时间采取闭门不见的态度。 谢觉哉等深知要做好甘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好贺耀祖的工作首当其冲。谢觉哉采取写信的形式，对贺耀祖进行耐心教育和争取工作。他先后给贺耀祖写了十余封语重意诚的长信，使贺耀祖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较大转变。贺耀祖开始常常在夜间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独身来到驻甘八办与谢觉哉等会晤、交谈。经过耐心细致的帮助，贺耀祖终于在国共合作开展甘肃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上迈出了实际的步伐。 他下令将国民党CC派控制的《民国日报》和国民党蓝衣社控制的《西北日报》合并，并任命思想进步的人士担任总编辑，以加强对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宣传；他召集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各部门的会议，从抗战的需要出发，具体讨论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研究制定了一些促进抗战的新规定；他号召政府工作人员要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轻易地把国土断送在抗战中，每人都要尽职尽责，对得起祖宗；他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强调共产党“在全国一致抗敌目标下，诚意合作，参加抗敌，这是很好的现象”，并说“共产党有很好的办法，我们乐于接受”“共产党员的努力实在超过本党党员之上”。他批准甘肃的国民党报纸刊登八路军前线的消息，允许公开发行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等；他还下令兰州市公安局释放十多名政治犯；写信给当时的张掖县长，帮助寻找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对营救西路军被俘、流落的干部战士，贺耀祖也积极从中斡旋，获得的情况及时通报谢觉哉等。此外，贺耀祖还支持夫人倪裴君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贺耀祖的转变，国共两党在甘肃的合作逐渐密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主动接近或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邓宝珊是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是中共的老朋友。毛泽东曾亲笔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等写信，恳望他们能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抗战开始后，邓宝珊对中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十分赞同。当甘肃工委和驻甘八办提出要求他能在省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对民众运动等问题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时，他慨然允诺。邓宝珊部下新十旅第一团团长杜汉三、军政治指导员刘亚哲、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教育厅厅长罗贡华、参谋长章亮臣、省国民党第八战区经济委员张宣、甘肃省参议杨干丞等国民党上层人物，都和驻甘八办经常往来，对中共采取友好态度。 在群众工作方面，甘肃青年抗战团、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会甘肃分会、学生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众教育促进会等一批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

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甘肃国民党统治区以宣传抗日而组成的有影响的剧团有联合剧团、王氏兄妹剧团、抗战剧团和各大中学校的剧团。此外，还有新安旅行团和平津学生演剧队等也先后来甘肃做抗日宣传。这些文艺团体以歌咏、墙报、展览、讲演、街头剧、话剧、电影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

1936年冬，国民党南京政府电令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取缔日本特务机关，驰逐日本特务出境。1937年春至4月，李翰园一行取道兰州，经酒泉至额济纳旗，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肃清了盘踞在东庙一带的特务，并捕获日本特务13人、汉奸5人。闻知此事后，中共立即派周仁山等赴额济纳旗，协助李翰园肃清日本特务。由于马步芳与这些日本特务有勾结往来，在李翰园等去执行肃清任务时，就设置障碍，多方留难。及至肃清后，马步芳又在押解捕获的日本特务和汉奸问题上做梗，要把重要的人员留下来，只许李翰园把几个次要的押解到兰州。 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等耐心细致的工作，国民党甘肃当局表现出了较多的合作愿望，李翰园还是把俘获的日本特务、汉奸全部押解到兰州，并及时向谢觉哉等通报了情况，征求对特务、汉奸的处理意见。之后，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持对日本特务、汉奸进行了审判。受党组织的派遣，曾在日本留学的中共党员刘国夫参加了审判工作。

1937年9月14日，以江崎寿夫为首的9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在兰州安定门外刑场被处决。 对日本特务和汉奸的严惩，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在甘肃的高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甘肃工委和驻甘八办坚决贯彻了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经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国民党当局开始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愿望，国共两党在甘肃的合作日渐密切，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 在抗日战争时期，甘肃人民还积极参与了各种抗日活动。他们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持，包括粮食、衣物、药品等。许多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到抗日战场。甘肃的工人、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甘肃的文化界也积极响应抗日号召，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文艺作品，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许多学校也开展了抗日教育，培养了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意识。 总之，甘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甘肃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