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四野打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大军南下，开始席卷华中、华南。这时，毛主席一声令下，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被撤下，参谋长刘亚楼被调离。

紧接着，就是注入新鲜血液：华北军区副司令萧克调任四野第一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赵尔陆调任四野第二参谋长，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邓子恢调任四野第二政委。

萧克、赵尔陆和邓子恢一进四野，就挑起大梁，萧负责参谋、协助军事指挥，赵负责后勤，邓负责地方。过去的林罗刘，摇身一变成了林萧赵邓。

毛主席一口气调配五员大将，令四野领导核心大换血，目的在哪？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样的人事变动是必然，或早或迟，这不是独属四野的，其他野战军也有类似。

四野实力太强了，它是解放军中装备最好、人数最多的野战军。不对其调整是不行的，而且这个调整宜早不宜迟，否则各方面动荡更大。

毛主席选择的这个时机很恰当，不久前他就明确四野接下来的解放任务：解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海南，完成对这中南六省的军事管制。

三大战役的结束，意味着我们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势必影响内部结构，这时我们要么主动、尽早变，要么被动、出问题变。

四野自南下伊始，就出现种种问题，如地域性的，东北籍指战员过多，南下后水土不服出现非战斗减员，思乡情绪蔓延出现逃兵等；如工作多样性的，除作战消灭国军主力外，还有剿匪、土改、接管城市、稳定社会等工作。

四野的担子全压在“林罗刘”三人身上，管得过来吗？管得好吗？罗荣桓被撤下，准确来说是没有南下，而是留在北平，转入后方工作。除政治上的考量外，主要就是他的病很严重，早在抗战中后期就几次提出要离职治疗休养。

1949年3月，罗荣桓曾对刘亚楼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身体，怕是撑不到两广。”他这身体再不好好养养，恐怕都见不到新中国成立。不过他静心养病的时候，又挂了个总政主任的名字，工作暂由傅钟代理。

刘亚楼被调离，是因为他被毛主席看重，负责起空军的筹建工作。一方面国军战机袭扰不胜其烦，我军缺乏反制手段；另一方面是攻台需要空军的支持才行，因此解放军拥有一支可用的空军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毛主席为什么选中刘亚楼？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他在苏联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知道怎么跟苏联人打交道，苏联人也愿意跟他打交道。毛主席认为刘亚楼可以从苏联人那里，为一穷二白的解放军空军，带来可观的援助。

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离开，萧克、赵尔陆和邓子恢的空降，还利于稀释四野的“东北色彩”，防止“山头主义”，敲松四野的“山头”。

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就要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

解放战争时期，萧克和赵尔陆都在晋察冀、华北军区任过职；邓子恢在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任过职。

而且萧、赵、邓的到来，还可以大大减轻四野司令部的工作压力——他们都是参谋、后勤和地方的专门人才。四野兵多将广、解放的地区辽阔，正需要他们的帮助。两个换三个，很划算嘛。

最关键的是，这三位都是老资格，不怕镇不住四野。听闻邓子恢在主持地方工作，独创军事代表、旧公司职员和民主人士，三方协同管理城市方式，毛主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南方的工作，还是要靠南方人啊。”

他们进入四野领导核心，能发挥巨大的作用，逐步将东北的四野，变成新中国的四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