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渡川TALK

编辑|渡川TALK

中国历史上，宋朝（960年—1279年）是一个独特而引人深思的王朝，它既有思想上相对开明的一面，又深受专制主义的影响。

这种矛盾体制不仅表现在中央集权制度的设计上，也贯穿于政治实践、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中。

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削弱了军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

为了避免唐末和五代频繁的藩镇割据局面重演，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权力的措施，这使得专制色彩愈发浓厚。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了开国功臣的军事实力，同时实行“文官治军”的政策，将军事指挥权从地方将领手中收归中央。

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军队行政化，战斗力下降。宋朝在北宋末年与辽、金作战中屡屡失利，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军事指挥系统的低效率和文官的干预。

此外，宋朝通过分割地方行政权力，将地方的行政权、财政权、军事权分散到不同的官员手中，形成了“知州”、“通判”、“转运使”等多头管理模式。

这种制度虽然有效防止了地方势力坐大，但也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加重了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宋朝“强干弱枝”的政策直接导致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地方缺乏自主权。地方财政长期依赖中央拨款，而地方官员则更多地听命于朝廷。

虽然这种制度避免了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乱局，但也让地方治理僵化，地方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宋徽宗时期的“方腊起义”以及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都反映了地方治理的弊端。宋朝政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君主与士大夫阶层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

相比于唐代，宋朝君主对士大夫更为倚重，但这种倚重并不意味着放弃专制。

宋朝通过科举制度大量选拔士大夫进入中央和地方官僚体系，使得士大夫阶层成为维系国家机器的重要力量。

这一制度不仅扩大了统治基础，也使得统治阶层更具有文化素养和治理能力，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参与度极高，许多重要决策都需要经过朝廷讨论。

王安石变法时期，士大夫阶层围绕新法的得失展开了激烈辩论，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苏轼的诗文，都体现了士大夫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力。

士大夫的崛起并未削弱皇权的专制性，宋朝皇帝通过“殿试”直接干预科举考试，确保士大夫的忠诚。

同时，宋代的“台谏制度”虽然表面上赋予了士大夫监督权，但实际上这些制度都受到皇权的严格控制，士大夫的权利始终局限于皇权允许的范围内。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为士大夫提供了思想指导，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专制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理学强调纲常伦理，主张“君臣有别”、“君权天授”，这使得士大夫在批评皇权时必须小心翼翼。

北宋中期宰相寇准因坚持抗辽决策得罪宋真宗，被罢官贬谪，这种案例表明，士大夫虽然在政治上有一定发言权，但依然无法撼动皇权的核心地位。

科举制度是宋朝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体现其开明性的重要标志。宋朝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取消了唐代科举中以门第论高低的现象，为寒门士子提供了更多晋身之路。

宋代科举注重考试公平，实行糊名制（即将考生姓名密封，防止考官偏袒），并由专门官员负责评卷，这种制度大大提高了寒门学子的成功率。

据统计，宋代进士中寒门子弟比例显著高于唐代，北宋名臣范仲淹出身贫寒，但通过科举制度最终成为宰相，为改革和政治清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级壁垒，但它也存在诸多问题。

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过于强调程式化的文章创作，而忽视了实际治理能力的考察，这种“八股取士”的模式导致许多士人空有学问，却缺乏实际经验。

此外，科举制度的普及也加剧了社会的文人化倾向，大量士人涌入仕途，却无法获得官职，最终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宋朝政治的开明与专制还体现在其对外政策上，与唐代的强势扩张不同，宋朝在军事上相对保守，更多依赖经济手段和外交手段来维持边疆稳定。

北宋时期，宋朝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岁币换取边境和平，这一政策虽然避免了长期战争，但也让宋朝背上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形象。

南宋初年，面对金国的步步紧逼，宋高宗以“偏安江南”为目标，采取妥协政策，最终签订“绍兴和议”，同意割地赔款。

尽管这些政策短期内缓解了战争压力，但从长远看却助长了外敌的嚣张气焰。

尽管在军事上屡屡受挫，宋朝却在经济上表现出开明的一面，宋朝实行对外开放，积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

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宋朝的瓷器、茶叶、丝绸远销海外，这种经济开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事上的弱势，也为宋朝积累了大量财富。

——【·结语·】——

这种矛盾的政治生态既是宋朝延续三百多年国祚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其内忧外患的重要根源。

这一历史教训对今天的政治治理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1]陈峰,王宇鹏.开明与专制之间——浅议宋朝的政治[J].读书,2024,(12):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