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冬的夜晚,寂静的校园林荫路上,一对刚刚相识的青年男女并肩散步。他们来自同一个故乡湖南,青年是当天到学校演讲的进步青年。他的侃侃而谈不仅赢得台下师生的热烈掌声,也吸引了同乡姑娘的关注,促使她赶在演讲结束前,悄悄走到舞台边,拦住青年,向他简单介绍自己,然后在青年的邀请下,去到礼堂附近聊天。
青年告诉姑娘,自己来到北平,是由于一年前,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学生蔡和森、毛润之写信,告知他们北平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毛和蔡二人并未隐瞒,又将这则消息传给长沙的新青年,青年听闻后,便跟着组织来了北平。
姑娘很是诧异地回望青年,不解问他:“可留法的时间已经过了啊?你怎么没去法国?”
姑娘觉得,按照青年刚刚在台上的表现,他不应当会落选啊?
果然,青年笑了笑,坦诚告诉姑娘:“我认为毛润之先生说得对,要先在国内打好基础,之后再对比研究中西文化。”
顿了顿,青年又好奇问姑娘为何来到北平?
姑娘回答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她的父亲曾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思想开明进步,致力于“救国教育”。她在父亲的教导下,也决心走向和父亲一样的道路。
青年又笑了,感慨他们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北平。
当然,姑娘来找青年的目的并非单纯与青年聊天,她看了看青年,轻声问他,他所在的工读互助团是否招收女生?
青年理所当然地点点头,回说:“只要有理想,都可以加入我们。”
就这样,青年成为姑娘的介绍人,带领姑娘加入这支革命团体,并在日后的工作中,与姑娘往来频繁,慢慢建立深厚情谊。
但很可惜的是,这支革命团体并未存在太久。转年2月,工读互助团解散,青年和姑娘一度陷入迷茫,不知该如何继续坚持理想,直到李大钊的文章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才让他们重新找回奋斗的方向。
他们经常购买进步书刊,去听李大钊、陈独秀等前辈的讲课,参加集会和讨论,与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马列学说研究会,共同朝着一样的梦想之路而努力。
那年10月,青年团在北平成立,这对青年男女是第一批团员,也都是李大钊的得意门生。他们跟在李大钊的身后,积极宣传马列思想,组织发动革命活动,向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21年,在前往苏联参加国际会议时,青年意外落入敌人手中,被关入监狱。敌人向青年施以严刑拷打,企图问出组织的机密。但青年大义凛然,坚强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只言片语。
为了自救,青年利用聪明才智,将自己及同伴的消息,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成功送了出去。在李大钊等人设法营救下,青年重获自由。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天,青年第一眼就看到焦急等在附近的姑娘,他赶忙跑过去,问姑娘怎么来了?
姑娘看着遍体鳞伤,瘦了大半的青年,心疼地失声痛哭。
青年拉住姑娘的手,安慰她:“都过去了,咱们可是有志之士,不能轻易流泪,咱们一起回学校吧!”
其后月余的时间里,姑娘亲自照顾青年,为他熬药煮饭,洗衣收拾,让青年非常感动。
某个平凡的日子,青年小心翼翼牵住正准备喊他吃饭的姑娘的双手,向她求婚。
不料,双眸含泪的姑娘拒绝了青年,她说现在革命正是紧要关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如再等一段时间吧?
青年能说什么?青年只好答应姑娘。
2个月后,忙碌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青年与姑娘在李大钊等同志的见证下,正式结为夫妻。他们搬入景山附近一座老房里,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参与革命活动。
1924年,由于叛徒叛变,李大钊等人的信息被曝光在敌人面前,所有人深陷危机中。姑娘接到组织通知后,当机立断做出回湖南的决定,她和身患重病的丈夫去往长沙,在母校校长徐特立的邀请下,到母校任职。青年则由于身体原因,一个人住在岳麓山下蔡锷的墓庐中。
1925年,青年的身体状况好了大半,他回到已怀有身孕的妻子身边,主动接过妻子负责的革命工作、家务等事情,减轻妻子的负担。
可姑娘看着青年越来越消瘦的身体,非常担忧地劝说青年再多休养一段时间吧!
青年笑着贴了贴姑娘高高挺起的腹部,说他这是在为他们的孩子而努力。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青年就在组织的召唤下,不得不辞别姑娘,独自赶回北平。临行前,夫妇二人点灯夜话,丈夫交代妻子一定要保重身体,妻子双眸湿润着点头,也再三叮咛丈夫,务必按时吃药。
特殊的时代背景,注定这对夫妻必须“舍小家,为大家”,即便对彼此再不舍,再担忧,为了相同的理想,他们还是忍痛告别对方,走上各自的奋斗道路。
他们就是中共组织首位女同志缪伯英与中共创始人之一何孟雄。
如前文所言,缪伯英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缪芸可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非常重视对缪伯英的教导。缪伯英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培养,以长沙地区第一的好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入读理化专业,一个人去到北平深造。
那个时候的北平城内,依旧弥漫着“五四运动”带来的各种新思想浪潮,缪伯英深受影响,思想有了很大提升。
而何孟雄,同样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只不过,他的父亲不如缪芸可,仅是一名乡村教师。青少年时代的何孟雄特别聪明好学,对一切新事物充满兴趣,阅读很多屈原、康梁名作,养成极具正义感的性格。
考上中学后,何孟雄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参加杨昌济组织的哲学小组,与毛主席、蔡和森等人亲密往来,立下“谋求华夏彻底改造”的伟大志向!
为了更好实现自己的理想,何孟雄辞别亲属,远赴北平攻读法语。他常在周末去到杨昌济家中,与毛主席等人谈论天下大事,探索救国真理。
考上北大后,何孟雄还曾参与“五四运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与成长。
可以说,何孟雄与缪伯英就是一对天作之合的革命伉俪,一生都在为彼此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在二人分别后的夏天,缪伯英生下两人第一个孩子,她按照丈夫的叮嘱,给儿子取名“重九”。1927年,由于种种缘故,缪伯英不得不离开长沙,听从组织安排,去往武汉和丈夫团聚。
她以某中学主任的身份,协助蔡畅开展妇女工作。
只是,如此平静美好的生活并不长久,局势的又一次变化,迫使何孟雄夫妇带着儿子回到上海工作,他们时常变换不同名字和身份,只为更好给组织尽力。
危机常伴二人左右,以至于何孟雄不得不提前和照顾小重九的族兄约定,如果他们夫妇二人连续2个晚上没有回家,那么族兄就立刻带着重九离开,避免不必要牺牲。
族兄深受触动,也成为中共组织一员。
1929年,生下女儿小英的缪伯英身体情况一日不如一日,最终由于病重,被送入医院治疗。何孟雄看着憔悴的妻子,泪如雨下,又无能为力。
同年,缪伯英怀着对家国的担忧,对丈夫和儿女的担忧,永远闭上双眼。
缪伯英的去世让何孟雄深受打击,可他知道,自己不能长久沉沦在失去妻子的哀痛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还要继续为他和妻子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何孟雄擦干眼泪,安葬妻子,将年纪稍长的重九送回故土,拜托亲属照顾;刚刚1岁的小英则由组织安排给某个同志的母亲抚养。
如此过了一年,又因为各种缘故,重九再次回到上海,与妹妹一起寄居何孟雄族兄的家中,由族兄的妻子照料。
1931年,因遭到出卖,何孟雄、林育南等人惨遭敌人抓捕,族兄的妻子和重九、小英也被关入监牢。
同年,何孟雄等同志英勇就义,重九和小英在年余后得到自由,被送到孤儿院里。上海沦陷后,孤儿院解散,年纪不大的重九与小英从此失散在战乱中,直到今日,依然下落不明。
参考资料:
《中共最早的女党员——缪伯英》
《何孟雄缪伯英的爱情和革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