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斯大林曾故意要求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缺席1950年6月27日的安理会会议，致使安理会号召联合国成员国出兵韩国的决议得以顺利通过。当时，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美国拖入朝鲜战争泥潭中，从而减轻苏联在东欧方面的军事压力。
在达成这一目的后，斯大林命马立克回到安理会会议中，向安理会提出“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决议草案，要求美国立即从台湾海峡撤军。9月16日，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要求派遣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关于苏联决议草案的讨论，安理会遂在9月29日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相关讨论。
1950年底，中共代表伍修权（左）参加联合国会议
1950年11月24日，也就是麦克阿瑟发动圣诞节前凯旋攻势之时，中国代表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抵达美国纽约。28日联合国军和志愿军在清川江边和长津湖畔激战的同时，伍修权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美军对台湾的这种行为是侵略，要求美军撤离台湾、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
得知伍修权的声明内容后，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联合国军不打算放弃在朝鲜的使命，美国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虽然事后美方表示所谓的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不过是杜鲁门总统在愤怒之下的一时失言，并不能代表美国官方的立场。然而，这却引起了美国的西欧盟国的恐慌。
西欧国家担心，一旦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苏联也将对西欧实施核打击。面对盟友们的恐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当天成立了一个“危害控制小组”，代表白宫发布声明，表示杜鲁门总统的谈话并不能代表美国国策，且美国不会随便使用原子弹。
但是，英国首相艾德礼仍然对杜鲁门的言论感到恐慌，决定亲自飞往华盛顿举行美英两国首脑会面，商讨下一步对策。12月4—8日，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进行了会谈。在抵达华盛顿前，艾德礼首相首先在伦敦与到访的法国总理普莱文进行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
1950年12月6日，杜鲁门与艾德礼首相会谈
因此，艾德礼在与杜鲁门会谈时，代表的是英、法两国的共同意见。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双方联合公报中，杜鲁门总统同意做到“未经与英国磋商决不使用核武器”。双方也一致认为：联合国军已无法守住朝鲜，应该按照过去朝鲜与韩国的边界三八线为界结束战争。
以印度为首的十三个亚非拉国家（印度、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作出了响应。12月11日，十三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停火提案，提出应大体上沿三八线划分北韩及韩国边界，并在边界上建立一条约32公里宽的非军事区。
此外，该提案禁止交战双方再向朝鲜半岛增兵，并要求双方以一对一的原则进行战俘交换；双方沿三八线停火后，应举行一场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大国会议，同时解决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的问题、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问题。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一停火提案。14日，在美国支持下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这一停火提案。
亚非国家在当时一直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伙伴和基本盘，按理说亚非国家的提案中国是会考虑的，印度代表在转交中国这一提案的时候也认为中国一定会考虑停战。但中国对亚非国家提出的“和平倡议”还真的不能接受，因为美国当时根本没有停战的行动，或者说美国不想在战场遭受溃败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就在联合国通过十三国提案两天后的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而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也在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整顿部队，随时准备进行反击。
针对联合国通过的十三国停火提案，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停火条件。1950年12月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很显然，美国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我们拒绝接受十三国停火协议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1950年10月24日至1951年1月8日的战线
早在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与到访的金日成会面时，表示联合国军如“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就可以进行停战谈判。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胜利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的答复是：“由于朝鲜局势出现了对美国人不利的转折，现在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因此“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
12月18日，中国志愿军党委发布了要求各部越过三八线、发动第三次战役的命令。随着一切准备妥当，1950年12月31日的黄昏时分，三八线上的临津江畔风雪交加，气温为零下20摄氏度。16时40分，在临津江北岸，隐蔽了多日的志愿军重炮部队突然开火，拉开了第三次战役的序幕。
由于志愿军的炮击是突然开始的，南岸的联合国军炮兵一时没有准备，遭到了火力压制。二十多分钟后炮击停止，志愿步兵越过冰封的临津江，向南岸士气低落的联合国军发起了猛攻。在整条战线上，超过30万中朝联军跨过三八线，进入了三八线以南的韩国。
李奇微在接手美军后认为志愿军的攻势过于猛烈，联合国军无法守住三七线，应依次向后面布置的三条防线撤退，并寻找机会发起反击。这样通过反复的撤退、防御和反击，联合国军就能不断消耗志愿军的有生力量。在每次进行撤退时，联合国军也要利用志愿军不能白天作战的弱点，在白天以步坦协同部队发动反冲击，配合炮火尽可能消灭敌人。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下，美第8集团军在1950年最后一天的黄昏迎来了超过30万中朝联军的新年攻势进攻，志愿军投入了第13兵团的六个军（第38、39、40、42、50、66军）；至于经过两个月休整和补充恢复了实力的朝鲜军，也投入了三个军团（第1、第2、第5军团）共7.5万余人的兵力。
中朝联军的进攻重点方向位于被称为“西线”的战线西侧，其矛头对准了汉城，为此投入了四个志愿军（第38、39、40、50军）和一个朝鲜军（第1军团）。经过一夜的战斗，联合国军设在三八线的临津江防线被突破，战斗力较弱的韩军大量溃退。
1月3日，联合国军放弃汉城，并破坏了相关军事设施及可利用的民用设施。在离开他的指挥所前，李奇微把一件破烂睡衣钉在墙壁上，上面写下了“第８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这句话。
在联合国军撤离汉城时，有一半居民跟随联合国军渡过了汉城以南冰封的汉江向南逃难，还有大批民众在仁川港登上了联合国军的舰船，向后方转移。1月4日，中朝联军占领汉城，这是汉城的第二次被占领。
1月6日，美第8集团军退至三七线。第二天，李奇微命令西线的一支团级部队向北侦察，发现前线已不见中朝联军的踪影，李奇微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志愿军的攻势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
1月7日0时，彭德怀与朝鲜大将金雄下令前线各部停止进攻，结束第三次战役转入休整，等到春季再发起新的攻势。根据志愿军党委在1月8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第13兵团经过三个战役，共伤亡约近三万人，冻伤、逃、病约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已经付出了5万—5.5万人的损失。其中，就算战斗力强悍的第38军，其兵力也从原有的4.5万—5万人下降到3.4万余人。此时，第13兵团已是强弩之末，陷入了再不休整、补充就难以继续作战的窘境。
但是，对于彭德怀停止进攻的行为，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和朝鲜首脑金日成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1月9日，扎哈罗夫称：“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随后，金日成在与彭德怀进行的会谈中，也与彭德怀进行了争执。
1月11日，苏联驻朝鲜大使祖瓦耶夫在听取了金日成的汇报后，向斯大林表示：“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但斯大林有点理智，1月13日，他致电祖瓦耶夫表示彭德怀暂停进攻的决策是正确的。在斯大林的一锤定音下，彭德怀停止进攻的行为得到了保障。金日成随后也向彭德怀表示，部队进行两个月的休整是正确的。
但斯大林仅仅只是同意中朝联军暂停进攻，却并没有任何进行停火的打算。此时，国际社会仍在商量停火协议，具体内容为：一是朝鲜战争立即停火；二是停火后所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并采取措施确保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三是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尽管联合国通过了和平解决朝鲜及远东问题的建议，但是美国却不买账。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除非“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因军事原因被驱逐，否则绝不会自动撤军。由于美国拒绝自动撤军，那么和谈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拒绝“先停火后谈判”。
归根结底，谈判的目的是为解决朝鲜问题争取战略利益，如果只是为了停战而停战，那根本就没有出兵朝鲜的必要。此时的美国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在战场上无法战胜的对手，他们对于扭转战争形势还抱有虚妄的幻想。
所以靠所谓国际社会和亚非拉13国停战提案取得和平本来就是不具备现实条件的，如果双方真的有心思在1951年就实现停火，还用得着后面打得天昏地暗吗？朝鲜战争的停战是鲜血浇筑的，绝非靠国际调停就能实现。
1951年2月1日，一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提案提交联合国大会通过，该提案“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既直接援助与协助侵略朝鲜之人，并与联合国在朝鲜之军队作战，该政府已在朝鲜从事侵略”
联合国大会决议是没有法定强制执行力的文件，说啥都没执行力，顶多有个道义高度。但这个逻辑非常荒谬：联合国指认不出“侵略朝鲜之人”，却将“协助侵略之人”戴上侵略的帽子！堪称联合国历史的一个奇怪而又荒谬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