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年（1745年），川西三瞻土司中的下瞻对（今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属嘉绒藏族）土司班滚因发起‘夹坝’（土司属人组织对过往汉族军民进行拦路抢劫）之事，时任川陕总督庆复（佟国维之子）、四川巡抚纪山、四川提督郑文焕、李质粹于是向乾隆帝上奏，要求‘发兵进剿’。
乾隆帝认为要维护四川通往西藏道路的通畅和安全，必须对控制处于来往道路核心点上的瞻对各土司，（以及大小金川）、以及断然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因此同意出兵进剿瞻对叛乱土司势力。
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四川督抚及绿营将领们于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正式发兵攻剿作乱的瞻对土司。
清军出兵瞻对后，兵分三路进军，南路由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率领，从理塘方向进攻；北路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率领，从甘孜方向进攻；中路由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统领，从沙普隆方向进攻。四川提督李质粹则坐镇中军统领全军调度，而川陕总督庆复也亲自从西安赶赴四川，办理会剿军务事宜。
八月，迫于清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三瞻之中的上瞻对土司首领肯朱亲自前往袁士弼的军营中乞降投诚，首先作乱挑起事端的下瞻对土司首领班滚面对清军的大军压境，为了保存实力，也想要请降，但却是‘诈降’；因此庆复不许班滚投降，一定要击破下瞻对，消灭叛军。
班滚乞降不成后，恼羞成怒，依仗着下瞻对的天险拼死抵抗清军进攻。在乾隆帝的急令下，川陕总督庆复赶赴前线亲自指挥，可在前往李质粹的军营途中，庆复发现了前线将领所报的战况虚假不实，随即便向乾隆帝揭发。
乾隆帝闻讯后大怒，降旨将袁士弼革职留任，宋宗璋姑免处分，李质粹则严行申饬。庆复到了前线大营后重新调整作战计划，而乾隆帝调派的督战钦差大臣班第、努三也相继赶到四川军营中，参与作战部署。
乾隆十一年（1746年）正月，川西进入严冬，冰天雪地之下粮草运输极其艰难，清军与班滚叛军咬牙相持，处境很是狼狈。为了脱难，班滚耍花招让其母赴清军营中乞降；但清军主帅庆复认为班滚一向狡黠多诈，不可轻信，所以未予理睬。
此后，班滚还曾偷偷派人远赴西藏，向达赖、班禅、郡王颇罗鼐求助，请三人出面向乾隆帝求情；因此，这三位西藏最高统治者才出面代其向朝廷求情，请朝廷宽宥班滚，赦免‘犯上作乱’的瞻对土司；但乾隆帝严词拒绝、“不准所请”，断了班滚的念想（这里是重点，傅清就是因为此事才差一点在仕途上又跌了跟头）。
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庆复向乾隆帝上奏：
“瞻对贼酋班滚如郎巢穴，业于四月十三日夜攻克，天兵大获全胜，贼酋惟班滚逃脱。”
而钦差大臣班第、努三、四川提督李质粹等奏称：
“班滚与同母弟恶木劳丁，携眷在丫鲁地方姜错太寨内藏匿，随带领汉土官兵同往查追”。
随后清军乘胜追击，当年四月二十三，庆复向乾隆帝告捷，说已经攻破了下瞻对最后的巢穴姜错太官寨：
“......随传令攻打有奋勇者，即行重赏,各兵奋不顾身，直冲碉门，劈开挖孔，施放地雷，连烧大战碉四座，碉楼四十余座。在碉贼番男妇约计七八百人，尽行烧毙，鸡犬无一遗存。火起之时，各官兵四面围布，于火光中望见碉顶正中悬缢贼番三名，即班滚及伊家口并恶木丁（恶木劳丁），而姜错太等人俱一并烧毙；”
庆复在奏折中，明确告诉乾隆帝——贼首班滚已经在大火中毙命（或自缢）。
乾隆帝看完庆复的奏折后心情甚愉，但还是疑虑班滚或许没有死，于是批复说：
“瞻对一事，业已成功矣；虽未拿获班滚明正典刑，若果系烧毙，亦与正法无异。但据报烧死情形，尚有可疑之处：班滚系众酋头目，危急之际，未必即坐以待毙。其潜逃藏匿，自必有之事。即是烧毙，想其形迹，亦必与众人不同，断无俱成灰烬，不可辨识之理。以上种种可疑，庆复不应遽信为确然；且此贼甚狡猾，尚应留心踪迹。”
这些批复奏折的话，表明乾隆帝对于庆复所奏的“班滚烧毙”一事持怀疑态度；但由于乾隆帝没有收到班滚下落的实据，而庆复急于班师以获取‘平叛战功’，前线清军又疲惫不堪不愿再战，所以‘瞻对之役’便在乾隆帝姑息了追踪下瞻对土司班滚下落、发谕旨对庆复以下的诸将士‘论功行赏中’，草草地收场了。
但乾隆帝还有是担心的——班滚一向与西藏僧俗贵族关系密切，若他假死而逃入了西藏境内的话，那以后瞻对的形势就更复杂了。因此，即使‘瞻对之役’已经宣告结束，但乾隆帝还是告诫庆复要在瞻对地方布置留守军队，继续搜寻班滚的家口，剿灭叛乱余党，招抚因战事而逃散的人员，稳定四川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
“惟是留兵撤后，班滚势穷前往藏匿，万一之防减不可少，巴里塘为通藏要路，瞻对欲通声息，舍此亦不能飞跃。”
而因为‘瞻对之役’结束后朝廷姑息了追究班滚下落之事，清军主力又很快撤退、瞻对当地也没有进行‘改土归流’，这种‘息事宁人、以和为贵’的软弱态度不但未能震慑降服邻近的土司川西其他地方土司势力，而且还使诸土司（尤其是大小金川土司）越来越膨胀和猖狂，更加地藐视中枢朝廷。
而大小金川土司无视朝廷权威的肆无忌惮和嚣张行事，又造成了比‘瞻对叛乱’更为严重、对西南局势更具负面影响力的糟糕后果——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大小金川之役’爆发。
因为大小金川之役的爆发，当初庆复、纪山、李质粹等人谎称班滚已死的谎言终于被揭穿；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庆复被乾隆帝赐自尽，乾隆十五年（1750年），李质粹被斩首弃市，乾隆十六年（1751年），纪山因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与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狼狈为奸，隐瞒西藏各种乱事而不报，也被乾隆帝赐死。
回到之前的叙事内容中——当四川清军费尽力气平定下瞻对土司班滚的叛乱、而班滚等人下落不明（出逃）后，得知消息恶西藏最高统治者：达赖、班禅、郡王颇罗鼐一起联名写了一封藏文奏折，递交给身为驻藏大臣的傅清，请傅清转奏给乾隆帝。
而经过仔细的翻译解读后，傅清大概齐是明白了，这三位老兄在奏疏向乾隆帝表达‘忠心、体谅之意’，说清军大兵围困瞻对、用兵日久、官兵十分辛苦，朝廷耗费也很庞大；而为了瞻对这些区区化外不懂礼教之人，要花费朝廷如此巨大的钱粮、军力，实在是很不值得。
因此三人请求乾隆帝只治罪瞻对发起叛乱之人即可，但请乾隆帝宽宏大量饶恕他们的性命，藏方还可以专门派人前往对瞻对，对地方上的普通民众加以晓谕，让他们早日归附王化。
当时，傅清还牢记当初自己在天津时吃过的亏，不想轻易就涉入不太熟悉的西藏地方政务纠集中，于是回复说：
“尔等奏请之事，我不便转奏。”但达赖、班禅、颇罗鼐三人没有罢休，在一个月后又来向傅清求情，请求转交奏疏；这一次傅清还是驳回所请，并进一步解释说：“既然班滚又并未乞求尔等，尔等反请求圣恩、竞向遣人劝说，此事殊不合理，我不可替尔等具奏上疏。”
但颇罗鼐还是不愿放弃，在两个月后又来找傅清。这一次，颇罗鼐搬出了雍正帝在位时的旧例——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地方势力首领罗布藏丹津聚众叛乱，当时西藏首席噶伦、贝子康济鼐，以及达赖和班禅就曾共同上奏雍正帝，为罗布藏丹津乞求赦免。而接到奏疏后的雍正帝业曾经降谕给康济鼐说：
“尔总理西藏事务，如有应奏之事，准尔即行奏报。”
所以，颇罗鼐以西藏地方曾经的先例为理由，再次请傅清代为转奏‘为班滚求情、赦免瞻对民众’之事；因为这一次颇罗鼐搬出了雍正帝的‘圣谕’，所以傅清犹豫再三后，最终还是同意了转奏西藏三大统治者集体为瞻对求情、为班滚乞命的奏折，并在奏折之后附上了自己的相关应对措施（两次拒绝转奏求情）。
而乾隆帝在接到达赖、班禅、颇罗鼐转由傅清递交的奏疏并阅读后，反应非常平淡，只仅仅回复说：
“大军已经平定瞻对，班滚等人下落不明，但不久应该就可以擒获，不用你们派人去瞻对了。”
乾隆帝的政治水平确实很高，一接到这三个人一起给班滚求情的奏疏，就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不一般；达赖、班禅、颇罗鼐之间一定是先互相通过信息，然后约好了替班滚说好话，班滚已经失踪，说不定已经到了西藏，被他们中间某一个人藏匿起来了也说不定，怎么能让瞻对和西藏建立联系呢。
而傅清身为驻藏大臣，居然政治觉悟这么低，不但没看出这里面的问题，还毫无警惕性地替他们转奏这样的奏折；尽管傅清在附件中称前两次的求情均已被自己驳回，但这么重要的事情，应当在第一次发生时就马上汇报，而不是一次都没汇报，这要是其中出了差池，那就是（平定瞻对）前功尽弃的事情。
因此，乾隆帝对傅清在西藏两年以来的办差成绩非常不满，便直接下旨申饬他，责备他到底在西藏整天都在忙什么，该上奏汇报的要事迟迟不上奏，不该上奏的乱七八糟事情随便上奏；这一次要是班滚真的逃到西藏、而因为这件事又被惊动跑到别处了，朕就将傅清你即刻正法，决不宽恕！
当乾隆帝在雷霆震怒之中批复的奏章被送回拉萨后，傅清阅毕惶恐万分，立马写请罪疏认错：
“臣临来之时，皇上饬付之事，岂敢不随时随地留意；而臣自去岁抵达藏地，即留心密访诸事；惟臣死期来临，错记了圣谕，以为此并非急事，且容返回京师述职后再行奏报；总是臣糊涂、甚为愚昧所致，惟有仰望皇上金座顿首叩谢，此外委实不可免罪。”
当年傅清临行前进宫陛辞时，自己是怎么详细叮嘱交托、一一告诫的，他竟然全忘记到后脑勺了？这简直太荒唐、也太缺乏和自己的默契交流了；因此，接到傅清请罪疏后的乾隆帝，一边看一边怒气冲冲地朱批回复：
“将此尔何以未奏闻？伊等信息岂向尔显露耶？朕悠然可知已乞求彼等，犹如尔之糊涂无用的东西，至今不知吧？此系何言，此等情节何以未一并奏报耶，愈为不堪入目矣。俟返回后，再说罢，谅尔能往何处！”
写到最后的乾隆帝几乎都快哭笑不得了——这个糊涂蛋子居然以为朕当初交待给他办的事情‘并非急事’，还打算将来任满回京后再行汇报，那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可这又能怎么办，傅清这个性格，自己之前不是不知道（天津的事情就是明证）；而他整整两年没上奏，朕居然竟然也整整等了他两年，那朕不也是糊涂蛋了么？
算了，看在皇后（还有心腹傅恒）的面子上，还是给个这个糊涂大舅哥一个改正机会吧，等他回京后再视情况而定，反正他也跑不掉（就是不知道傅清收到乾隆帝这第二次朱批回复后，是一副怎样的愁眉苦脸样子。）
但傅清在西藏的办差生涯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到达拉萨后，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很快便于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二十六，向乾隆帝递上了‘奏请嗣后驻藏大臣等与绿营兵弁一体更换’的奏折。
之前朝廷派往西藏的除了办事大臣等官外，还需派兵驻防，而驻军规定是每三年更换一批，由四川官兵中替换。驻藏官员换班的时间却与军队不大相同，尤其是驻藏大臣级别的，没有明确规定好的任期，而驻藏的司官、笔帖式是两年一换，然后留任三个月以带新人。
但傅清到任后，发现驻藏官员的公务“可随到随办，无庸交代娴习”，日常很是悠闲。所以，傅清便递交了之前所说的‘奏请嗣后驻藏大臣等与绿营兵弁一体更换’奏折，向乾隆帝提议今后所有驻藏大臣、司官、笔帖式的任期，完全可以与驻藏士兵一样，都是三年一到就一起更换。
这样，每一次去西藏换班的官员和换防的官兵可以一起入藏，而期满离藏的官员们正好又可以与换防来的官兵们同路返回；而朝廷就不用另外派兵去护送那些官员进出西藏，可以说节约了大量的‘公帑’。
对傅清的这个建议乾隆帝很赞同，于是在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十二下旨正式采纳傅清的建议，让驻藏大臣、司官、笔帖式与驻藏官兵们都三年一换，做到了同步就任、离任（换防）。
另外，傅清自从抵藏之后，就十分留意当地藏人的日常生计（当初在天津也是这样），随后他就发现藏地人民日常生活中烧柴取暖十分困难，花费极高。为了改善藏人的生活水平，傅清经过四处走访后，向乾隆帝奏报，说西藏境内有不少山似乎产煤，若是能开采出煤，那对藏地烧火取暖就大有帮助，请朝廷派人来勘探，最终解决藏人生计问题（这确实是关心底层疾苦的好建议）。
不得不说乾隆帝和傅清是真的说不到一起去——乾隆帝要的是准噶尔的动向、藏地贵族日常的动态、云南到西藏的交通道路情况，而不是藏人烧煤取暖的问题；所以，在看到傅清一番苦心了解到事情、又奏请在藏地勘探挖煤奏疏后，乾隆帝对此不置可否、只是淡淡地回复傅清：
“此非尔职内之事也，朕全不知如何批复矣，拟告知尔弟（傅恒）。”（让你弟弟来管你吧！）
那么，傅清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还有些什么事情是让乾隆帝不满意、需要申饬责问的，以及什么事办得还称心、需要嘉许的；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