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玄篡夺了东晋的政权，建立了桓楚王朝，彻底打破了自古以来门阀士族与司马皇室共同治理国家的传统局面。各地的平民英雄们受到感召，纷纷行动起来，尤其是江东地区的豪杰们，在京口聚集，秘密策划推翻桓楚政权，意图恢复东晋的统治。

性格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真的有可能凭借一百人的力量颠覆一个已经稳固的政权吗？赌徒出身的刘裕坚信可以做到，于是，一场关乎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博弈拉开了帷幕。

刘裕出身卑微，原本只是京口的一个市井无赖和赌徒；而他的对手桓玄则来自显赫的家族，是东晋士族中的知名人物。尽管北府兵战斗力强，荆楚士兵也十分勇猛，但刘裕一方仅有区区数千人，而桓玄则掌控着江南地区的大军。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刘裕率领部队从京口一路打到建康，再由建康攻向荆州，不仅消灭了桓楚的十万大军，还斩杀了桓玄，并扶持晋朝皇帝重新登基，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震撼人心的历史奇迹。

桓玄带领军队攻入建康，处死了司马元显、司马尚之和张法顺等人，并废除了司马道子的职位。这位昏庸的君主被迫发布诏书，任命桓玄为统领朝廷内外所有军事与政务的大臣，授予他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及录尚书事等重要职务，并赐给他象征最高权力的黄钺。

这样一来，桓玄的地位迅速上升，仿佛成为了又一个曹操。

桓玄家族成员及其亲信被分派至各地担任关键职务：桓伟出任荆州刺史，桓修为徐州与兖州刺史，桓石生就任江州刺史，桓谦则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而卞范之则担任丹阳尹。

东晋的江山几乎完全落入了桓氏家族的手中。

在桓玄执政期间，东晋恢复了高门士族与皇权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得到了士族阶层的广泛支持。名士羊孚曾高度赞扬桓玄：“近年来世事纷乱，我心中忧虑。明公您如同晨曦穿透阴霾，澄清了众多支流，使之归于一源。”

国家的和平也给饱经战火摧残的百姓带来了慰藉，他们同样对桓玄表示支持。

《晋书》记载：“桓玄罢黜奸佞，提拔贤才，京师上下一片欢腾。” 这段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稳定与秩序的渴望。

尽管普天同庆的盛景让桓玄的野心变得模糊不清，但他的欲望却并未因此消减。

桓玄并不满足于仅仅继承父亲的地位成为九州伯，他渴望实现连其父桓温都未曾敢尝试的大业——改朝换代，登上皇位。

为了达成这个隐秘的目标，刘牢之作为北府兵的实际掌控者，自然成为了桓玄的眼中钉。于是，桓玄设计将刘牢之调离北府，任命他为会稽内史，从而剥夺了他的兵权。

察觉到危险逼近的刘牢之，面对儿子刘敬宣提议直接发兵袭击桓玄时，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之中。随后，他私下向刘裕询问意见：“我们前往广陵，联合高雅之共同起兵匡扶社稷，你愿意与我同行吗？”

然而，刘裕的回答直截了当且充满无奈：“将军您拥有数万精锐部队，却选择望风投降。桓玄刚刚取得胜利，声威震天下，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已经倾向于他，广陵还能去得了吗？我只能脱下军装，返回京口老家了。”

事实证明，刘裕的看法十分精准。当刘牢之召集北府将领商讨对抗桓玄的策略时，竟然无人响应支持。

参军刘袭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最不该做的事就是造反，将军过去曾背叛过王兖州（即王恭），后来又背叛了司马郎君（即元显），现在又要背叛桓公，一个人三次反叛，如何能立足于世！”众将领听罢纷纷散去。

见此情形，刘牢之心灰意冷，决定派遣儿子前往京口接回家眷。但由于刘敬宣因故耽搁未能按时归来，刘牢之误以为自己的谋反计划已被揭露，最终在极度懊悔中选择了自缢身亡，一代曾在淝水之战中令前秦皇帝苻坚闻风丧胆的英勇将领，就这样以一种极为窝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刘裕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你觉得他会甘心做一个普通的农民吗？他的好友何无忌曾问他：“我该何去何从？”

刘裕坚定地回应道：“我看刘将军难逃一劫，你可以随我前往京口。如果桓玄能忠于朝廷，我们就继续为他效力；反之，我们便联手对付他。”

刘裕早已洞察桓玄的野心，并预料到桓玄会重用自己。同时，他也明白，一旦桓玄的阴谋败露，自己将有机会崛起。

刘裕有先见之明，决定辞官归隐。

桓玄对残留的北府将领展开了残酷的清洗，高素、刘袭等多位北府老将都被杀害，北府军也因此解散。

桓玄还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御。与此同时，孙恩领导的义军被困在海岛上，面临着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的问题，导致瘟疫肆虐，许多人因此丧生。由于缺乏补给，孙恩的部队处境更加艰难。

最终，孙恩不得不率领剩余的士兵冒险登陆，结果被晋军击败，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孙恩感到极度失望和绝望，选择了投海自尽，追随他的还有他的姬妾以及上百名忠诚的义军将士，他们也纷纷跳海殉主。

尽管孙恩已经牺牲，但他所发起的大规模起义并未因此落幕。另一位义军领袖卢循接过这一重任，继续领导起义军进行抗争。

随后的局势发生了转变，桓玄与卢循以较为平和的态度结束了彼此间的冲突。桓玄对义军进行了安抚，并任命卢循担任永嘉太守一职。考虑到义军急需休养生息，卢循顺势接受了这个安排。三吴一带暂时恢复了平静。

然而，历经三年的战乱使江东地区变得一片荒芜，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当地人口锐减了一半之多，临海与永嘉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即便是那些身着绫罗绸缎、怀揣金玉珠宝的富贵人家，也被迫关起门来，在饥饿中相互守望直至死亡。

金钱并非万能，在粮食匮乏的情况下，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反而成了废纸。国家面临如此困境，但桓玄却一心只想实现自己的皇帝梦，迫不及待地迫使晋安帝退位禅让。此时的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桓玄手中，而非名义上的皇帝手中。于是，桓楚政权建立，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位以名士身份登基的皇帝。

这位名士桓玄酷爱古玩字画、美竹佳果，甚至对奇珍异宝、豪华园林和宅邸也有浓厚兴趣。成为皇帝后，他能够更轻易地获取财富。

桓玄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不断充实自己的收藏。人们逐渐意识到，由这样一位痴迷于物质享受的名士来治理国家，其结果可能还不如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因为他对于物质的追求过于贪婪。

桓玄性格张扬，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才智，待人接物缺乏谦逊的态度，并且喜欢通过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却常常违背承诺。例如，有一次一位官员在抄写诏书时，不小心将“春蒐”错写成了“春菟”，结果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员都被降职或解雇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本不必如此严厉地处理，但桓玄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和才华。

每当桓玄亲自审问囚犯时，无论罪行轻重，他都会释放许多人。那些敢于拦住皇帝车驾喊冤的人也往往能得到救助。然而，在面对国家内部的重大问题需要改革的时候，桓玄却表现出畏难情绪，不敢采取行动，导致民众对他感到极度失望。

世家大族对桓氏家族独揽大权、打破王与马共治天下的局面非常不满，但他们已经无力反抗。与此同时，普通地主以及荆州军队之外其他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们则看到了晋升的机会，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刘裕身上。

刘裕曾辞去官职回家务农，但没过多久就被桓玄召回任职，职位不变。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局势仍然需要像刘裕这样有能力的人才。

孙恩的继承者卢循频繁派兵攻打周边富庶地区。刘裕率领军队击败了卢循，取得了东阳、永嘉的重大胜利，迫使卢循向南撤退至番禺（今天的广州市）建立新的根据地。战胜孙恩和卢循对于刘裕来说轻而易举。随着刘裕声望日益提高，桓玄对他既重视又忌惮。

在桓玄即将篡位之时，他派遣弟弟桓谦暗中询问刘裕的意见：“楚王您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天下人都心悦诚服。朝廷里多数人都认为应当举行禅让仪式，推举楚王为新皇帝，不知您意下如何？”当桓谦提出这个问题时，刘裕已经在策划推翻桓玄的计划。

此前，刘裕在打败卢循后，战友何无忌建议他在山阴发动起义。刘裕向山阴县令孔靖请教对策，孔靖表示：“山阴距离京城较远，起事难以成功，而且桓玄尚未正式篡位，不如等到他真正称帝后再在京口发动起义。”

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现在听到桓谦的话，刘裕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人生中的机遇珍贵而稀少，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对于像刘裕这样心思缜密的人而言，绝不会让任何一次机会从指缝间溜走。

面对桓玄，他毫不犹豫地怂恿其称帝：“楚王，您是宣武之子，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晋室衰微已久，民心所向早已转移，顺应时运改朝换代，又有何不可？”

桓谦听后异常兴奋，紧紧握住刘裕的手说：“既然你说可以，那肯定就是可行的。”相比之下，桓玄虽然也胸怀大志，但他的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刘裕则更为沉稳，直到自己接近生命的尽头才着手筹备称帝之事；而桓玄则急于求成，在成为楚王仅一年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基为帝。

桓玄深知，仅有家族背景并不足以支撑他登上皇位，必须建立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北伐计划，请求率领大军平定关中和洛阳地区。

然而，桓玄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实现这一目标，只好耍些小聪明，故意让朝廷下诏阻止他的行动，然后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唉，诏命难违啊！”

桓玄做事雷厉风行，要求下属立即执行命令，不容许有任何拖延。每当看到别人办事拖沓，他就忍不住发火：“如果给你哀家梨（一种古代著名水果），难道你会把它蒸着吃吗？”这句比喻用来讽刺那些不懂得珍惜好东西、不懂高效利用资源的人。

在桓玄称帝之后，宫内的传诏官员为了追求速度，甚至在宫门外也不下马，直接骑马冲进宫内，将马匹随意拴在各个部门门口，导致宫廷内外一片混乱，完全没有一个朝廷应有的庄严肃穆。

桓玄的性格中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志大才疏，缺乏自信。每当出征打仗时，他都会提前准备好轻便的小船（轻舸），并在船上装满各种珍贵的服饰、宝物和名人字画。有一次，有人不解地问他：“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桓玄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战场上凶险莫测，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这些轻便的东西容易带走！”

听到这番话，周围的人都忍不住暗自嘲笑。毕竟，在战败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谁还会在意那些字画和珍玩呢？

作为对支持他称帝的回报，桓玄特意接见了刘裕。会面之后，桓玄向司徒王谧称赞道：“昨天见到刘裕，发现他气度不凡，堪称人中豪杰。”此后每次出游或聚会时，桓玄都对刘裕礼遇有加，其待遇之丰厚堪比曹操对待关羽，给予的赏赐极为慷慨。

桓玄的妻子刘氏具有识人之明，她观察后对桓玄说：“我看刘裕走路像龙行虎步，眼神与众不同，恐怕不会甘居人下，应当尽早除掉他。”

然而，桓玄却持有不同看法：“我正打算平定中原，除了刘裕无人能托付如此重任。等到关陇地区安定之后，再做其他打算也不迟。”

不能否认桓玄的想法没有道理，他自己军事能力有限，确实需要一位名将辅佐。北伐不能总是停留在口号上，一次两次可以，但如果多次未能实现，百姓就会失去信心，从而轻视他。

为了拉拢刘裕，桓玄不仅下诏书对他进行褒奖，还大肆赞扬：

“刘裕以寡敌众，屡次击败敌人，甚至在海上穷追不舍，歼灭了敌军的八成。诸位将领奋力作战，许多人受了重伤。从元帅到普通士兵，都应该根据他们的功勋予以嘉奖。”

这使得连士兵们也因此受益，刘裕的威名也因此更加显赫。

刘裕可不是关云长那样的人物，他更像是曹操的角色，桓玄你别妄图拉拢他。

刘裕精心策划，借口旧伤复发需要休养，与何无忌一同乘船返回京口老家，秘密策划复兴晋室的大业。尽管北府兵已被桓玄解散，但刘裕等人四处联络旧部，积极筹备。

自魏晋以来，高门士族享有世代相传的荣耀，年纪轻轻就能步入仕途；而庶族寒门则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即使军功赫赫，也无法成为一方大员；即便文采出众，最多也只能担任郡府的小吏，想做高官简直难如登天。

左思在《咏史》诗中写道：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几句诗深刻地揭示了寒门与士族之间的矛盾，以及有才之士被压抑的现象。

东晋孝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司马道子父子为了抗衡士族军阀，逐渐提拔了一些低等士族和庶族寒门。然而，桓玄建立桓楚后，将这些人刚刚看到的一丝希望彻底扑灭。

刘裕发起的“倒桓”武装政变，实质上是低阶士族与庶族地主对门阀士族的一次权力争夺。他一声令下，众多心怀不满的寒门学子和军官纷纷响应，聚集在其周围。

这场由刘裕主导的军事变革意义非凡，它不仅为江南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还给传统的士族阶层注入了英勇无畏的气息。

尽管桓温智勇双全且足智多谋，但他在北伐过程中屡屡受挫。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缺乏高昂的战斗热情。毕竟，在战场上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无论是功名还是财富都无法获得，谁还会愿意冒险冲锋呢？

王猛虽才华横溢，但在被桓温任命为高官督护后，仍觉得在东晋朝廷中难以施展抱负，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实现理想的舞台。

淝水之战的胜利主要归因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纷争以及苻坚对军事策略的欠缺，这一胜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谢安激动得折断了木屐，这反映出他内心的不安与不自信。

然而，这种幸运又能持续多久呢？如果没有刘裕激发起中下层士人和平民的战斗意志，实现从东向西长达千里的远征并取得胜利，南朝又怎能抵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及其麾下的几十万精锐铁骑的南侵？又怎能让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甚至“汉人”这个称谓能否延续至今都成了未知数。

刘裕出身草根，他曾对被桓玄罢黜的寒门才子、青州主簿孟昶说过：“民间应当会有英雄崛起，你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

孟昶回应道：“当今之世，英雄非君莫属！”

当刘裕决定举事时，首先想到的人除了孟昶之外，还有刘毅。

刘毅字希乐，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其家族虽有官职但属于低级士族。刘毅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并未致力于积累财富，而是担任了青州刺史桓弘的中兵参军，平时与刘裕、何无忌关系密切，居住在京口。刘裕派遣何无忌前往刘毅处探听他的态度。

何无忌乃是刘牢之的外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者自然相聚。

与刘裕、刘毅相似，何无忌胸怀大志，忠诚坦率且刚直不阿，面对不如意之事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他曾担任司马元显世子东海王司马彦章的国中尉。

桓玄杀害了司马彦章后，何无忌毅然前往刑场痛哭哀悼。他多次劝说刘裕举兵反抗，并成为刘裕发动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

三人同居京口，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了解甚深。有一次，何无忌问刘毅：“如今桓氏势力庞大，恐怕难以对付吧？”

刘毅却不以为然地回答：“世间自有强弱之分，一旦失去民心，强者也会变得脆弱，我们缺少的只是一个贤明的领袖。”

何无忌沉思片刻后反问道：“难道民间就没有英雄豪杰吗？”刘毅则坚定地回应：“据我所见，唯有刘裕堪当此任。”

心有灵犀一点就通。首批起事的共有二十七人，这些人大多是中低级别的军官。

经过精心策划，刘裕决定在三个关键地点——京口、广陵和历阳同时发动起义。

具体安排如下：刘裕与何无忌在京口击杀桓修并举兵；刘毅前往江北，联合刘道规和孟昶，在广陵刺杀桓弘后起义；豫州左军府参军诸葛长民则在历阳杀死刺史刁逵并占领该城；王元德、辛扈兴以及童厚之则留在京都建康作为内应。

计划敲定后，大家各自行动。发动这样的军事政变无疑充满了危险，这不仅关乎个人性命，也牵连到全家的安全，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正义感是无法做到的。

孟昶的夫人周氏出身于富裕之家。孟昶打算变卖家财以资助军需，他对周氏说：“桓公瞧不起我，令我一生困顿，我决定投奔义军。你与我分开吧，若我能功成名就，定来迎接你。”

然而，周氏坚决不同意：“双亲健在，你想成就一番事业，我作为女子虽无力劝阻，但若失败，我会留在家中侍奉父母、抚养孩子，并不会返回娘家。”

孟昶沉默良久，未发一言。周氏聪慧过人，瞬间领悟了他的心思：“看你这模样，不是真心与我商量，无非是想取我家产。”于是她将所有财物都给了孟昶，还去妹妹家借来了绛色布料，“昨晚梦见不祥之兆，需要些绛布来化解。”

实际上，周氏用这些布料秘密地为士兵们缝制了军服，连家人都未曾察觉。

与此同时，何无忌正躲在屏风后撰写讨逆书，他的母亲刘氏悄悄站在板凳上透过屏风顶部窥视。刘氏是刘牢之的姐姐，一直渴望为弟复仇。当她发现儿子意欲起事时，泪流满面地抚摸着何无忌的头说：“即便我不及东海吕母（东汉末年女英雄，为报子仇率众反抗王莽），但你能为父报仇，我也死而无憾。”

一旦下定决心赴死，人的力量将无比强大，哪怕只有二十七个人。

在公元404年二月，刘裕以狩猎为借口，与何无忌聚集了一百多人。次日清晨，京口城门大开，何无忌身着传诏服饰，假称自己是朝廷使者，带领众人冲入府衙，成功袭杀了桓修，并占领了京口城。

当桓修和司马刁弘率领大军前来救援时，义军仅有一百余人，双方力量悬殊。然而，刘裕登上城楼，运用恐吓与威胁的策略，上演了一场空城计。

成就大事的关键素质之一便是沉着冷静。刘裕神色自若，向城下的敌军喊话：“江州刺史郭昶之已遵照皇帝旨意，在浔阳重建大晋王朝，我们受密诏讨伐逆贼，桓玄的人头已被悬挂在大航之上。诸位难道不是大晋的臣子吗？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由于晋安帝退位后居住在浔阳，因此刘裕提到江州刺史郭昶之复兴晋国之事。

刁弘被刘裕的言辞所震慑，信以为真，随即撤兵离去。与此同时，刘毅与孟昶等人在广陵击败并杀死了桓弘，随后带领部队从江北赶来汇合。

众人一致推举刘裕为首领发起起义，这时刘裕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问何无忌：“我们现在急需一名主簿，需要一位文官来处理事务，去哪里找呢？”

何无忌立刻回答说：“没有人比刘道民更适合了！”刘裕听后会心一笑。

刘道民是刘穆之的昵称。刘穆之在刘宋王朝中享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刘宋的第一重臣，就如同刘裕身边的“诸葛亮”。沈约所著的《宋书》将他记录于“列传第二”，排在所有大臣之首。

刘穆之同样出身于京口楚地，自幼喜爱阅读《书》与《传》，学识渊博。他曾担任过琅琊内史江敳府中的主簿一职。据他自己讲述，曾经梦到与刘裕一同在汪洋大海上泛舟，突然遭遇狂风，船只眼看就要倾覆，然而低头一看，发现船的两侧有两条白色的蛟龙相伴而行。随后他们抵达了一座山峰前，只见山峦挺拔秀丽，林木茂盛，让他感到心旷神怡。

当然，这个梦境的真实性如同刘邦斩白蛇的故事一样难以考证，毕竟无人能进入刘穆之的梦中验证真假。不过这足以证明他与刘裕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两人不熟识，这样的梦境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

实际上，刘穆之仅仅比刘裕年长三岁，二人同处京口，一起成长，彼此了解深厚。

与刘裕交好的人，家庭背景往往并不显赫，但他们一定有着独特的性格魅力。以刘穆之为例，他的家境贫寒，然而他天生福泽深厚，娶了一位贤良的妻子——济阳江氏的江嗣之女。

济阳江氏是一个显赫的士族门第，尽管刘穆之的妻子来自这一家族的旁支，但即便如此，她的出身也远胜于刘穆之的家庭。正因为她是士族成员，才能与身为寒门子弟的刘穆之结为连理。

妻子条件优越，丈夫有时难免会显得有些惧内。幸运的是，江氏不仅不仗势欺人，反而以其温柔贤淑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刘穆之有个小毛病，那就是嗜好饮酒和美食，且脸皮颇厚，经常到岳父家中蹭吃蹭喝，因此在亲戚间并不受欢迎，时常遭受冷言冷语。

然而，刘穆之对此毫不在意。尽管江氏聪明有见识，曾试图阻止他前往岳父家，但刘穆之并未听从她的劝告。

有一次，江家举办聚会，并事先告知不让刘穆之参加。毕竟，在那样的场合下，有身份的人欢聚一堂，而像刘穆之这样的穷亲戚出现确实不太合适。

可是刘穆之偏偏去了，吃饱喝足后，他还要求带走一些槟榔。江氏的兄弟们嘲讽道：“槟榔是用来助消化的，你总是挨饿，要它有什么用？”这件事让刘穆之终生难忘。

为了避免丈夫与娘家的关系恶化，江氏常常剪下自己的头发换取钱财购买酒食，然后谎称是哥哥送来的。自那以后，她不再当着刘穆之的面梳头洗发。

后来，刘穆之飞黄腾达，特意邀请江家兄弟前来赴宴。席间，江氏含泪为兄弟求情，刘穆之不解地问：“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过节，你为何担忧？”

待到酒足饭饱之际，刘穆之吩咐厨师用金盘端上满满一斛（约十斗）的槟榔，大约重三四十斤，仿佛是在说：尽情享用吧！这段故事既展现了刘穆之的性格特点，也反映了夫妻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刘穆之性格豁达，能屈能伸，豪放不羁，喜爱款待宾客，不喜欢独自用餐，每次进餐都需要宽敞的餐桌，并且早餐也要准备足够十个人食用的食物。

刘穆之曾对刘裕坦言：“我出身贫寒，过去维持生计十分不易。自从追随您之后，尽管内心一直秉持节俭的原则，但日常开销还是显得相对较多。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我对您问心无愧。”

刘穆之成为刘宋的重要功臣并非因为他食量大，而是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当刘裕掌控建康后，大小事务全权交由他处理。

刘穆之负责朝廷内部政务管理以及外部军事供给，决策迅速，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没有积压。各地官员和访客纷至沓来，各类请求与诉讼纷繁复杂，内外事务咨询不断，文书堆积如山。

他能够一边查阅文件，一边撰写回复信件，同时倾听下属汇报并立即回应问题，四件事情同步进行而毫无差错，一切应对自如、处置得宜，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在难得的闲暇时刻，他还亲自抄写书籍，查阅古籍资料以校正错误。

人们常说一心不可二用，而刘穆之却能做到一心四用，堪称奇才。

当刘裕在京口发起起义时，刘穆之正在家中潜心读书。那天清晨，他刚起身，便听到外面喧闹声震耳欲聋，人们在街头奔走相告。他急忙赶到街上查看情况，恰好遇到了刘裕派来的信使。

信使传达道：“刘将军请您一同参与起义！”

刘穆之凝视着信使，久久未语。起义其实就是在造反，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丢掉性命。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刘穆之与那些无所畏惧的赌徒和混混们不同，他行事谨慎，不会轻易涉足如此危险之事。

然而，在那个门阀林立、平民难以出头的时代，即使是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也难以找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可以通过创业经商成为亿万富翁而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可；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主要途径便是入仕为官。刘穆之怀才不遇，心中满是不甘，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决定追随刘裕。他回到家后，将自己长衫裁剪成士兵所穿的裤褶，以示决心。当他去见刘裕时，刘裕表面上看起来像个粗犷的赌徒兼勇士，但实际上心思细腻，说话含蓄。

之前，虽然刘裕有意重用刘穆之，却先向何无忌询问意见，当得知何无忌的看法后，才表示自己也认识刘穆之。

这次见面也是如此，尽管刘穆之已穿上军装表明心意，但刘裕并未直接说明意图，而是问道：“我刚刚举起大义之旗，前方困难重重，急需一名管理军务的人才，你觉得谁合适呢？”

刘穆之毫不犹豫地回答：“如今贵府初建，军吏一职至关重要，仓促之间恐怕无人能胜任此职胜过我。”

刘裕听罢，欣然笑道：“你能屈尊相助，大事必成！”

​在京口城聚集了两千多名义军，刘裕带领着一千七百名士兵向建康进发，并同时发布檄文声讨桓玄。这篇檄文言辞激昂、气势磅礴，使得京口、广陵、历阳、石头城、浔阳以及益州等地几乎同时起兵响应，仿佛天下都已归心，大局似乎已定。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浔阳和益州两地的义军对此次起义毫不知情，而石头城的王元德、辛扈兴和童厚之三人已被害，历阳的诸葛长民也被捕。唯有广陵的刘毅成功抵达京口与刘裕会合。

尽管形势严峻，义军似乎孤立无援，但只要刘裕在，一切皆有可能。他不仅拥有一千多名忠勇的义士，即便独自一人也能驱散数千敌军。因此，义军的成功并非遥不可及。

有人认为刘裕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敢于冒险，善于把握时机。就像赌徒一样，成功的赌徒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押注精准。刘邦也是如此，若非秦末天下大乱，他未必敢起兵反秦。相比之下，刘裕更为果决，尽管桓楚的统治并未像秦末那样动荡不安，但其根基同样脆弱。

当檄文传至建康时，桓玄惊恐万分，忧心忡忡，不知所措。他的官员们试图安慰他：“陛下不必太过担忧，刘裕等人兵力薄弱，根本无法成事。”

然而，桓玄却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他焦虑地说道：“你们哪里知道，刘裕堪称一代豪杰；刘毅虽家贫如洗，但在赌博中一掷百万；何无忌则酷似其舅刘牢之。这三人联手共举大事，怎能说不会成功！”

桓谦请求与刘裕决战，但桓玄却表示反对：“不行，他们既然敢造反，那一定是被形势所迫，已经成了亡命之徒，士气正旺。我们的荆州水军难以匹敌，万一失败，局势将无法挽回。你应率领大军驻扎在覆舟山上，以逸待劳。等敌人长途跋涉二百里后，锐气尽失时突然遭遇我军，必然会惊慌失措。我们只需按兵不动，不主动交战，他们自然会溃散，这才是上策。”

然而，桓谦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堂堂桓楚的大军怎会被一群乌合之众吓倒？他坚持要出击。最终，桓玄只好任命桓谦为征讨大都督，并派遣吴甫之和皇甫敷两位大将带领两万人马向京口进发。

在京口附近的江乘，刘裕和他的义士们与吴甫之的军队相遇了。吴甫之是桓玄麾下的猛将，手下士兵皆为楚军精锐。

战场上，刘裕手持长刀，高声冲锋，势如破竹，亲手斩杀了吴甫之，楚军大败而逃。刘裕随后率军追击至罗落桥，又遇到了皇甫敷。

刘裕与檀凭之各自率领一部分兵力奋力作战，檀凭之战死，他的部队也溃败了。然而，刘裕并未因此退缩，反而更加勇猛，最终再斩皇甫敷。这一千多人竟然击败了两万敌军，打得楚军四处逃窜。

随着二将接连阵亡，桓谦不得不转攻为守，亲自率军驻扎在覆舟山东北方向的东陵，同时派卞范之驻扎在覆舟山的西侧，合计两万兵力，凭借地势坚守。

刘裕命令部队饱餐一顿后，仿效了西楚霸王项羽的破釜沉舟之策。不同于项羽只带三天的粮食，刘裕则更加决绝，他下令抛弃所有剩余的粮食，让军队轻装前进至覆舟山东侧，并派遣老弱士兵登高插旗，制造出大量疑兵的假象。

义军被分成多个小队，刘裕与刘毅等将领各自带领队伍集中力量攻击桓谦的部队。刘裕冲锋在前，士兵们无不奋勇杀敌，以一敌百，喊杀声震天动地。由于桓谦的士兵大多是京口人，他们平日里对刘裕敬畏有加，因此斗志全无。

此时东北风劲吹，刘裕趁机纵火进攻，“火焰冲天，呐喊声震动整个京城”，最终桓谦惨败而逃。

侦察骑兵向皇宫报告，称刘裕的部队遍布山野，难以计数。

桓玄无意继续战斗，决定弃城逃走。

这正是桓玄不如刘裕之处，在胜负未定之时便轻易放弃。太尉参军胡藩在南掖门拉住了桓玄马匹的缰绳，大声劝阻道：“现在还有八百名羽林射手，都是忠心耿耿的荆州勇士，足以再战一场。如果现在离开，日后想要回来恐怕就难了。”

然而，桓玄沉默不语，只是用马鞭指向天空，暗示这是天意。随后，他带着自己的子侄们乘船顺江而下，开始了逃亡之旅。

义军攻入建康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刘裕从一名普通的军官迅速崛起成为国家的重要权臣。他深知治国与打仗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代理人——王谧。

王谧出身于琅琊王氏家族，是著名宰相王导的孙子，在东晋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当桓玄篡夺皇位时，正是王谧亲手献上了晋朝的玉玺和册书，并被任命为新政权中的中书令、司徒等要职。

事实上，王谧与刘裕早有交情。在刘裕还是平民且生活困苦的时候，他曾与当地的豪强刁逵赌博，不幸输掉了三万钱。由于无力偿还赌债，刘裕被刁逵绑在马桩上受尽了侮辱。

恰在此时，王谧前来拜访刁逵，见到刘裕后深感其非凡气质，不仅替他还清了债务，还劝说刁逵释放了刘裕，并预言道：“你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代英雄。”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曾经背叛晋朝的人，义军内部充满了愤怒。在一次朝廷会议上，刘毅公开质问王谧：“玉玺现在何处？”这让王谧感到极度恐慌。但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刘裕并未因此而责怪王谧，反而处处保护他，让他继续掌控朝廷大权。

难道刘裕只是为了报答当年的一饭之恩吗？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么简单。王谧实际上成为了刘裕手中的傀儡，帮助他管理朝廷事务。

当时，刘裕刚刚进入京城，根基尚浅，如果直接掌权可能会引起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因此，选择一位听话且有影响力的代理人显得尤为重要。等到自己的势力逐渐稳固之后，再做其他打算。

对于那些轻视刘裕或不支持义军行动的世家大族，刘裕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例如，太原王氏的王绥以及京口地区的豪强刁逵都被彻底铲除。特别是刁家，他们家财万贯，拥有大量的田产和奴仆，甚至控制着周边的自然资源。刘裕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进行了一次“劫富济贫”的行动，允许百姓随意取走家中财物，直到几天后仍有剩余未被搬走。

在世间，许多人惧怕死亡，官员们更是随风而动。朝廷对义军将士进行封赏，任命刘裕为徐州刺史，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琊内史，孟昶为丹阳尹，刘道规为义昌太守。

乘胜追击敌人是明智之举，刘裕没有给桓玄任何喘息的机会。刘毅等将领继续沿着长江追击桓玄的残部。

桓玄仓皇逃离，一整天都没能进食，身边的侍卫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糙米饭，但他却难以下咽。这让人想起袁术临终前渴望喝蜜水的情景，贵族子弟即便落魄也保持着某种尊严。

桓玄的小儿子桓昇紧紧依偎着他，轻抚他的胸膛以示安慰，桓玄悲痛万分。

尽管处境艰难，但桓玄头脑依然清醒，并且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他强迫居住在浔阳城过着退隐生活的傀儡皇帝司马德宗西行至荆州，同时留下龙骧将军何澹之等人驻守湓口防线，抵御追兵。

刘毅率领何无忌、刘道规等军队紧追不舍，抵达桑落洲。楚国主将何澹之迅速带领水军迎战，将兵力部署于左右两翼，意图包围并歼灭敌军。

两军战舰列阵相对，何无忌远远看到何澹之通常乘坐的战船旗帜招展，仪仗威严，便对众将说：“敌方主帅肯定不在中军，这是想诱骗我们，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攻打他们的中军。”

众将疑惑不解：“既然何澹之不在旗舰上，我们攻打中军又有什么意义？”

何无忌解释道：“我军人数较少，敌军人数众多，若正面交锋难以取胜。既然何澹之不在旗舰上，那么中军的力量必然薄弱，我们集中精锐力量攻击那里，一定能攻克。一旦夺得旗舰，敌军士气必然受挫，而我军则会士气大振，定能击败敌军！”

晋军战船猛攻楚军中军，成功夺取旗舰，四处高呼：“何澹之被俘虏了！”楚军顿时陷入混乱，溃不成军。晋军随后攻克湓口，占领浔阳。

桓玄收到浔阳沦陷的消息后，迅速集结了荆州的两万多兵力，并任命苻宏（前秦天王苻坚之子，国家灭亡后归顺桓玄）作为先锋，准备了大量的战船，挟持皇帝向东进发，目标是夺回江州。与此同时，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和孟怀玉率领部队从浔阳向西挺进，在峥嵘洲与桓玄的军队相遇。

古代长江宽阔，沙洲密布，而如今这些沙洲大多已与岸边相连形成了边滩。当双方舰队相遇时，晋军的数量不足一万，而桓玄麾下的楚军则多达数万，且拥有高大的楼船和众多舰艇。面对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晋军将领们心生畏惧，提议撤回到浔阳进行防守。

然而，刘道规却对众将怒喝道：“虽然敌众我寡，但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而不敢前进，只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即使退回浔阳，我们又能坚守多久？桓玄虽在外表上显得豪迈，内心实则胆怯，再加上他的军队屡遭挫败，士气低落。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将领的勇气和智慧，而不是士兵的数量！”

在狭路相逢之时，胜利往往属于那些拥有无畏勇气和坚定信念的人。刘道规带领他的船队勇往直前，而刘毅等将领也各自指挥部队迎击敌人。

桓玄依然保持着旧习，安排了一艘小船在大船旁边，以备不时之需。楚军看到主将如此胆怯，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刘毅则借着风势点燃了火焰，士兵们奋勇向前，楚军因此溃不成军。

桓玄见势不妙，焚烧了自己的辎重物资，并挟持了晋安帝乘上一艘小船，在夜色的掩护下仓皇逃窜，最终返回江陵。然而，他仍觉得不够安全，打算继续逃往汉中。

城内人心惶惶，士兵们也开始叛乱。桓玄带着一百多名亲信和心腹骑马向西逃亡，刚到城门，队伍内部便发生了自相残杀。桓玄险些丧命，侥幸逃脱后抵达江边，登上了船只，此时身边只剩下寥寥数名随从。

在这群随从中有一位名叫毛修之的屯骑校尉，但他并非真心保护桓玄，而是益州刺史毛璩派来的卧底，实际上是一名“特工”。

毛修之诱使桓玄前往蜀地，声称可以去汉中发展势力。然而，蜀道艰险，远比登天还难。实际上，他的目标是益州，那里或许能成为另一个刘备的发迹之地。

桓玄轻信了毛修之的话，决定向蜀地进军。当他的船队行至枚回洲时，遭遇了益州伏兵的突袭。蜀军战舰上的箭矢如雨点般射来，侍卫丁仙期、万盖等人舍身保护桓玄，最终都被射成了刺猬。

蜀将冯迁跃上桓玄的船只，手持利刃逼近桓玄。桓玄急忙展示头上的玉导饰物，并大声呵斥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弑君？”

冯迁毫无惧色，厉声回应：“我杀的就是篡位之贼！”说罢，手起刀落，桓玄的人头便滚落在地。

晋军随后将桓玄的首级送往建康，并悬挂在大桁示众。

桓玄于公元402年十二月自立为帝，但在公元404年五月即被斩杀枭首，仅做了短短一年零六个月的皇帝。他不仅自己丧命，家族也几乎灭绝，这一事件警示着那些有野心却缺乏才能的人，不要轻易妄图篡权夺位。

​桓玄去世后，刘毅等将领继续在荆州进行战斗，逐步消灭了桓氏家族的残余势力，并最终促使晋安帝返回建康重新登基。

参与京口起义的将领们得到了朝廷的封赏：刘裕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兼任徐、青、兖三州刺史，镇守京口；何无忌负责江州；刘毅执掌豫州；诸葛长民督管淮北地区；孟昶则在中央担任吏部尚书。

尽管东晋表面上仍然是司马氏的天下，且朝廷的最高职位依然由琅琊王氏的王谧担任，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刘裕及其麾下北府军将领们掌控了实权。

权力斗争向来是官场中永恒的主题。一旦踏入名利场，便难以自拔。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甚至是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都可能成为争夺权力和利益的对手。

借助刘穆之的一条妙计，刘裕成功地从地方走向中央，成为了晋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朝廷中的傀儡大臣王谧去世后，尚书左丞皮沈前往京口拜访刘裕。他首先与刘裕的重要谋士、车骑将军府主簿刘穆之会面，传达了朝廷对两个重要职位的讨论结果，并征求其意见。

王谧留下的两个关键职位分别是扬州刺史和录尚书事。扬州管辖京都建康，而录尚书事则负责管理国家政务，这两个职位都极为重要。

朝中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由中领军谢混接任，另一种则是提议让刘裕在京口远程兼任扬州刺史一职，同时将政务交由孟昶处理。

廷议的方案看起来合情合理，谢混出身于陈郡谢氏家族，是谢安的孙子、谢琰的儿子，因此由他接替王谧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

如果刘裕愿意担任扬州刺史，可以采取兼职的形式，毕竟他是武将，那么朝廷事务则可交由孟昶打理。无论选择哪种方案，核心意图都是不让刘裕亲自入京辅政。

听完皮沈的话后，刘穆之沉默不语，借口去洗手间离开，途中派人给刘裕送去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皮沈来了，他的建议不可采纳。”

刘裕接见了皮沈，并听取了他的两条建议后，让皮沈先在外面等候，随即召见了刘穆之进行咨询。

刘穆之分析道：“晋朝政治腐败已久，桓玄篡位，天命已改。刘公您复兴皇室，功勋卓著，地位显赫。然而，以当前的局势来看，您若一味谦让，只担任一个边疆将领，显然是不合适的。刘毅、孟昶等人与您一样，都是平民出身，通过共同努力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和财富。尽管最初大家共同策划起义，并推举您为盟主，但并非所有人都真心支持这一决定。

鉴于当前各方势力旗鼓相当，未来势必会出现互相兼并的局面。扬州作为国家的核心地区，绝不能让它落入他人之手。当初任命王谧担任刺史仅是临时措施，如果现在将这个职位授予其他人，将会使我们受制于人，失去控制权后将难以挽回局面。如此一来，未来的风险难以估量。鉴于目前朝廷内部的讨论，应当给予回应。不过，直接表明‘我不同意，应该由我来做’这样的态度显得过于强硬且不够谦逊，容易引起反感。

因此，可以这样回应：‘扬州作为国家的根本重地，宰相的地位至关重要，这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人选必须慎重考虑。既然这是重大决策，不宜在远距离上仓促决定，我会尽快前往京都，与诸位共同商议此事。’只要刘公抵达京城，他们便不敢轻易越过您另立他人。”

刘穆之深谋远虑，一眼看穿了刘毅的野心。刘裕试图拉拢琅琊王氏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而刘毅则转向陈郡谢氏，意图在朝廷中建立自己的派系。此次廷议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使谢混无法成为扬州刺史，也绝不让刘裕在京师掌握大权。

刘穆之的一番话坚定了刘裕的决心，让他更加坚决地清除异己，追求伟大的事业。最终，刘裕成功入京，并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兼录尚书事，从而真正掌控了东晋的政局。

出身寒门的刘裕凭借着击败桓玄的功绩登上了东晋权力的巅峰，开始扮演起终结皇权的角色。然而，他深知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提升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没有足够的威信，政令和军令将难以顺利执行。

刘裕的威名源于内战，但目前卢循已退守广州并向朝廷称臣，暂时没有借口对其进行讨伐。于是，刘裕将目光投向了境外。在他看来，谯纵不过是个小角色，不值得兴师动众去对付。北方有三大强国：北魏、后秦和南燕。

其中，南燕是由后燕范阳王慕容德在山东地区建立的国家。至于北魏，地处遥远的塞外，因此刘裕需要决定是先攻打后秦还是南燕。

在东晋内部发生军阀混战之际，后秦的皇帝姚兴抓住机会，占领了东晋位于河南的领土。面对这种情况，刘裕尝试与后秦进行和谈，提出希望对方能归还南乡等地。

尽管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反对，姚兴还是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为自己的以土地换取和平的战略作出解释：“善行无分国界。刘裕出身于社会底层，却凭借自身努力崛起，击败桓玄，复兴晋室，在内整顿朝政，在外拓展疆土。我又怎能因舍不得这几座城池而破坏他的大义之举呢？”

于是，后秦将包括南乡、顺阳、新野以及舞阴在内的十二个郡割让给了东晋。姚兴的智慧确实令人钦佩，这使得后秦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日益强盛。

然而，他的宽容却无意间埋下了隐患，他并未预料到刘裕的雄心壮志远不止于此，刘裕的目标岂止是桓玄一人？

正当刘裕苦于找不到收复失地的理由时，南燕发生了政权更迭，老皇帝慕容德去世，由金刀太子慕容超继位。

慕容超不仅向姚兴称臣，还将南燕的宫廷乐队作为礼物送给了后秦。失去乐队后的慕容超打算重新组建一支乐队，便派遣军队劫掠东晋边境地区的百姓。

在对待音乐方面，慕容超与刘裕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朝廷官员由于宫廷内音乐设施不够完善而提出重新修缮的请求时，刘裕表示：“当前有更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且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有限。”官员们则认为：“如果你对其感兴趣，自然就能理解其中的道理。”然而，刘裕却回答道：“正因为我明白一旦了解就可能爱上它，所以我才不去接触。”

老子曾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过度沉迷于声色之乐会使人失去理智。慕容超正是被对音乐的贪婪欲望蒙蔽了双眼，导致曾经辉煌一时的慕容家族几乎走向覆灭。

公元409年2月，南燕骑兵大肆劫掠东晋边境，掳走了2500名东晋青年男女，并将他们送往太乐学习音乐舞蹈。

慕容超轻率地挑起了边疆争端，这一举动为刘裕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刘裕向世人宣告，一个由他主导的新时代即将开启，他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统一。于是，他发动了首次北伐战争，目标直指南燕国。尽管桓温等东晋将领多次尝试北伐但大多未能成功，那么刘裕能否取得比桓温更大的军事成就呢？而慕容超又是谁？为何被称为金刀太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