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汝州知府苏辙被降职为左朝议大夫，改为袁州知府。批评他的文告中说：“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初，老奸之人掌握了国家的权柄，苏辙被任命为谏官，让他可以肆意地诋毁前朝皇帝，反过来把如同父亲的国君当作仇人，根本没有君臣之间的那种情义。”这份诏书，是由中书舍人林希草拟的。“老奸”一词，是暗中斥责高太后。不仅如此，从司马光到吕大防、吕公著、刘挚等几十个人的诏令，都是林希负责草拟的，他都竭力丑化与贬低他们。有一天，他写完诏令，将笔扔在地上说：“我的名节全被败坏光了！”

这是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宋哲宗与他的祖母，曾经垂帘听政多年的高太后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反映了夹在这中间的文人们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宋哲宗赵煦即位的时候只有10岁，还是个诸事半懂不懂的娃娃，因此，由他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决定国家大事。对于这些，宋哲宗是很不开心的。加之高太后对宋哲宗的生母朱氏（原为宋神宗的侍妾）的打压也有些狠，一直没有给她应有的名分——太后，而仅仅乎只将她尊为太妃，所以，在高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以后，他的不满情绪彻底爆发了：在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的同时，他甚至一度想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当然，具体操作这些诏令的林希，也因此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而他在为宋哲宗写完诏书之后，将笔扔在地上，感叹了一声“坏尽名节矣！”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生动反映。

林希是福州福清西门（今福建福清）人，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曾任宝文阁直学士、成都知府、资政殿学士、同知枢密院事等职，著有《两朝宝训》、《林氏野史》、《林子中奏议集》等书。作为文人出身的朝廷命官，他跟曾巩以及苏轼、苏辙两兄弟都有很深的交情。然而，眼下贬斥苏轼、苏辙等人的诏令，恰恰就是他林希起草的！甚至于贬斥司马光、刘挚等人的诏令，同样如此。这让人不免有些疑惑：此类背叛朋友、落井下石的事儿，林希为什么能够做出来？这与常理的距离是不是的有些大？

不过，如果我们站在林希的角度，那么，这一切又未必不能理解：旧时候的读书人“十年寒窗无人问”，能够熬到科举高中进士，容易吗？又好不容易一步步地攀爬到了皇帝的近臣，为其草拟诏令与文告的中书舍人的位置上，能够随随便便忤逆皇帝的旨意，哪怕是以身体患病不再能够坚持工作，请求“致仕”或者“外放”之类吗？假如这样，是不是前面的努力也就前功尽弃了？不能，那自然就只有委屈自己也委屈昔日的朋友了！所以，哪怕是皇帝让他严厉批判昔日的好友，他至多也就是闭上眼睛默念一句：“对不起了苏轼苏辙兄弟，我也是实在无奈呀！”然后就是搜肠刮肚，努力将苏氏兄弟批倒批臭，让皇上开心了！

所以，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如林和靖（林逋）那样的恬淡好古，不趋名利的文人当然有，但更多的还是难以挣脱名利的羁绊，甚至于为了名利而不惜背叛自己、也背叛师友的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我们说不好，或许它们都有。所以，林希掷笔于地，慨然长叹“坏尽名节矣”，才会久久地萦绕于我们耳边很难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