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懂《道德经》的，就把老子神化，说他是神人，是太上老君；有的说中国没有那么高级的文明，于是说他是印度人；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就说老子到过雅典，接受了古希腊先哲的启迪；还有的人仇视老子思想，直接说老子是夷狄人。

说老子是神人，是太上老君的，多是宗教人士或者有宗教倾向的人，这不足为奇。因为神秘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出于对先哲的膜拜，对老子思想的不理解，神化也在所难免。

说老子是夷狄的是坚持儒家道统，一般是以“华夷之辩”思维而贬斥老子的宋儒，比如“宋初三先生”石介、徂徕先生。

本文重点剖析“印度说”、“古希腊说”和“夷狄说”

说老子是印度人的，出自法国。

雷慕沙认为老子来过西方，“希伯来宗教影响了老子”

法国是西方世界第二个翻译《道德经》的国家（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随着西欧各国的逐渐兴起，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就此展开，欧洲列强的霸权地位就此建立，他们认为这种扩张的成功是因为西方文明优越性所致，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文化侵入成为西方人的必要工具，他们开始广泛接触世界各地文化，西方各国开启了由传教士为先锋的大规模文化输出，同时引进别国文化，《道德经》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被收现引进法国的。

19世纪—20世纪的“东学西渐”浪潮，使《道德经》在法国广泛传播，由耶稣会传教士波迪翻译的《道德经》法译本出版。这是法语世界首个《道德经》法文全译本，也是《道德经》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建汉语与满语语言文学教席，学院制汉学（区别于宗教汉学）诞生。雷慕沙是法兰西学院汉语与满语语言文学教席的首任教授，1823年，他在论文《论老子生平及其观点》中翻译了《道德经》的部分章节，他说能做《道德经》全译本的人还没出生。

雷慕沙的文章尽管只是对《道德经》做了部分章节的解读，但作为西方世界的第一个汉语教授，是他开启了法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读工作，法国作为中国文化向欧洲传播的桥头堡，雷慕沙师生功不可没。

尽管雷慕自幼沙痴迷于中国文化（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医诊治方面的内容），但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土壤，在他的潜意识里，欧洲之外的文化一定是受欧洲文化影响的结果。

因此他在《论老子生平及其观点》一书中大胆揣测，老子去过古希腊，并且老子的思想影响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

然而，雷慕沙提出老子思想对古希腊的影响，其意并不在中国文化影响了欧洲文化，而是老子可能到过古希腊，掌握了古希腊文化。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文化不具有民主、自由思想，所以，“希伯来宗教影响了老子”，使他的思想跟古希腊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

鲍狄埃最初认为老子思想从中印嫁接文化，后来认为印度文化在老子之道的门口

雷慕沙“希伯来宗教影响了老子”的观点受到了汉学家的质疑，而反对强烈的恰是他的学生儒莲和鲍狄埃的质疑，鲍狄埃在相继出版的七种不同版本的《老子》译注中，始终跟他老师的“西方思想影响了老子”唱反调。

鲍狄埃在起初的译本里，跟他老师一样，也不认为老子思想是原生态的中国思想，而是跟佛教源一样，属于萌芽于古印度的中印嫁接文化。

他列举的证据之一就是：老子所谓的“玄之又玄”，来源于印度古老宗教的“黑神”，而在古印度教中，黑神的地位远比“道”高。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鲍狄埃打通了思想认识上的死结，终于明白：“玄”只是老子之道的属性之一，它跟“道”“大”等一样，合在一起才是宇宙源头之大体。并且老子说“玄之又玄”，那只是众妙出入的门户，“门户”怎么能替代“大道”呢？老子之道层级更高。

所以，鲍狄埃的结论是：老师所说的“希伯来宗教影响了老子”是不对的，也没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而是中国原创。相反，佛教文化才是中印嫁接文化，因为是佛教来到中国，找到了合适生存的文化土壤。

1842年，雷慕沙的学生儒莲的《老子道德经：道路与道德之书》出版，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全译本，也是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广、再版次数最多的译本。

“老子是胡人”，所以要实行文化隔离，中国尊儒学，夷狄尊佛老

宋代是个名副其实的“偏科生”，从宋太祖定下“崇文抑武” 的国策后，历代皇帝皆奉行不悖，结果武备不行，文科出众，武将可以问罪，文士不可上刑。

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政策后，东汉以后儒学地位下降，魏晋玄学首先由经学家发起，此后“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唐代时，韩愈等学者强烈反佛，主张抑道（反对佛教提道教），但在崇尚道家思想的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影响不大。

正如朱熹所说：韩退之“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

就是说韩愈在道统方面也知道大体，只是用心于做诗文上，无心于“经纶实务”，故思想是肤浅，不足道的。“二程”不待见韩愈，就因为他对于思想学术只是浅尝辄止。

到了宋代，局面就大不同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就是对儒风兴盛的写照。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中外史学界，很多人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

在宋代以后的文人笔下，宋代被奉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文人辈出，人尽其才，科举制度完善，政治清平，经济繁华，科技发达，天下安居乐业，生活其乐融融。

宋代文人士大夫不仅研究儒学，开放的学术风气，使很多人喜爱老庄、佛陀，赞成的则歌之颂之誉之，反对者则贬之斥之侮之，被誉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石介，是“贬之斥之侮之的代表。

石介说：“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

石介将“佛老”与“正统”“夷夏”“中国”诸观念并举，“佛老”与“圣人”对称的，他把老子跟佛氏一样称为“夷狄”。

因此，他建议排斥“自胡来入我中国”，致使“仁义废而礼教坏”的老子思想，然后实行文化隔离，独尊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