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古典学界认为希腊罗马传统宗教的衰弱是基督教压迫的结果，对此，彼得·布朗曾总结了“异教终结”的传统观点：“从爱德华·吉本到布克哈特再到现代的历史学家，在大多数学者的历史叙事中，一旦遭遇到基督教态度坚决的压迫，异教的终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戴希曼和英国学者加斯·佛登认为罗马帝国晚期的神庙遭遇了各种形式的暴力，它们的衰弱主要源于帝国当局的反异教法令和基督教系统的破坏运动。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考察罗马帝国晚期异教的命运，他们试图逐步将政府和基督教对异教“压迫”的实际影响最小化，认为基督教崛起并成为国教后，在皇帝的法令下，异教仪式被禁，神庙遭到的破坏、关闭和转为教堂其实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只是异教衰弱的原因之一。
其实异教早在基督教崛起之前已经出现衰退的迹象。比如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埃及的一些神庙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一些神庙在罗马帝国早期就已转为了世俗之用。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拓宽研究视野，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中出发，考察异教的衰弱进程。本文试图结合文献和考古证据，从神庙和献祭仪式的视角来考察异教的衰弱进程。
总的来说，当时异教自身的衰弱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神庙修建活动的衰退，二是异教献祭仪式的衰弱，其中神庙建设活动的衰退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新建神庙数量的下降，第二个是新建神庙规模的缩小。
从公元３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修建新神庙的步伐大大放缓，而新建神庙中大部分是皇帝崇拜神庙。３世纪开始非洲的神庙建设就已经出现衰弱迹象，相关铭文显示，在３世纪末和４世纪初，虽然原来的一些神庙仍旧得到了维护和修葺，但几乎没有新建神庙的证据。
有记录的只有两座，一座是公元２８３—２８４年修建的维列昆达的神圣卡鲁斯神庙，这是献给卡鲁斯的皇帝崇拜神庙，另一座神庙位于提格尼卡，修建于四帝共治时期，但无法确定该神庙具体献给哪位神祇。小亚地区的神庙建设活动相较前几个世纪也显得不值一提，无论是皇帝还是当地精英似乎不再热衷于为神庙及其相关仪式提供资金。
目前已知的神庙中只有米利都的狄俄尼索斯神庙和爱奥尼亚沿海狄迪马的阿波罗神庙修建于３世纪，当时得到修复的神庙也只有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同一时期罗马城的新建神庙也是屈指可数，虽然原有的旧神庙继续得到了维护，但根据文献记载，整个３世纪罗马城新建的神庙只有微不足道的３座。
塞维鲁·亚历山大时期的罗马城新建了２座神庙，分别是朱庇特·瑞度克斯神庙和苏利亚女神庙，原来的复仇者朱庇特神庙和平原伊西斯神庙也得到了修复。奥勒里安也修建了一座新神庙。他在击败芝诺比娅后收复了帕尔米拉，公元２７３年，胜利归来的他在罗马兴建了一座神庙献给无敌太阳神。
４世纪罗马城的新神庙可能也寥寥无几，有记录的只有一座。４世纪初，马克森提乌斯将他夭折的儿子封神，并于公元３０９年在神圣大道之旁为其修建了神圣罗慕路斯神庙。可见公元３—４世纪罗马帝国的新建神庙数量寥寥可数。学者们对其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传统异教的逐步衰弱是其一。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等待着基督教的到来。”萨奥尔这样说道，他认为神庙这方面的变化反映了罗马帝国公共工程模式的变化，当时新建公共建筑数量的下降是一种普遍趋势。不过从比例上来说，神庙建设活动的衰退程度显然要比新建公共建筑数量的总体下降趋势更为严重。
北非地区铭文所提供的证据为我们充分展现了这一情况，当时涉及公共工程的铭文数量相较于前两个世纪呈下降趋势，而在所有建筑活动的铭文中，涉及神庙的铭文所占比例明显下降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也有着相似的趋势，因此当时各个地区的神庙建设都存在着衰退的情况，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异教本身无可挽回地衰弱了。
四帝共治时期公共工程的优先顺序更能说明神庙的处境。戴克里先力图恢复帝国的荣光，他自诩为朱比特，马克西米安则自称为赫拉克勒斯，但在他们治下，帝国各大城市并没有为这两位神灵修建宏伟的神庙，戴克里先只是在各地的行宫中修建了小型的神庙。
按照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马克西米安在与波斯作战时，戴克里先则驻守在安条克，他在城市里修建了一座行宫，在城市近郊的达芙妮则修建了一座体育场，并在其内部修建了一座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和一座尼米西斯宙斯神庙，另外还修建了一座赫卡特的地下神庙。
这些神庙规模都比较小，只是附属性质的建筑，马拉拉斯在叙述戴克里先的行宫时才顺便提及。这一时期帝国公共工程的重点在其他建筑上，四帝共治时期皇帝们选择优先在大城市里修建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场。
罗马、米兰、尼科米底亚和安条克在这一时期都兴建了新的大型公共浴场，罗马的戴克里先大浴场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占地面积１２万平方米，中央大厅的面积达到了２８０米×１６０米，超过了赛维鲁王朝时期的卡拉卡拉大浴场。可见虽然戴克里先自诩为帝国的拯救者，力图恢复罗马帝国和异教诸神往日的荣光，但他对修建新神庙的热情并不高。
公元３—４世纪的异教皇帝似乎都对兴建新神庙失去了兴趣，甚至后来力图振兴和改革异教的背教者尤利安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尤利安发布法令逐步将基督徒从政府和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还打算模仿基督教会，为异教建立一个具有相似等级制度的“教会”，但他的关注点并不是神庙。
虽然他重新开放了一些被基督徒皇帝勒令关闭的神庙，但并没有修建新神庙。按照利巴尼乌斯的说法，尤利安只在自己的宫殿中修建了小型神庙，“因为皇帝他不可能每天离开皇宫前往神庙，而与诸神的持续交流又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人们在皇宫的中心为他这位统治者兴建了一座神庙……”
尤利安时期新建神庙的缺乏也许与他在位不到两年多少有些关系，毕竟神庙作为大型工程营建周期较长，两年不到的时间不足以让他的宗教政策在神庙建设上出现成果，但是时间短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现象。他振兴异教的重心在于宗教冲突严重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小亚、希腊和叙利亚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缺乏新建神庙的情况还是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尤利安时期其实有不少新建的公共建筑。尤利安还打算重建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最后因为突然出现的大火不了了之。他同样修复了罗马元老院的胜利女神祭坛，并将其重新安置到了元老院，但是他似乎对修建新神庙缺乏热情。
总之，从３世纪开始，原先由神庙主导的古典城市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早期的神庙将城市中心位置让于广场和大型会堂等政治建筑，到了帝国中晚期则让位于皇宫和公共浴场。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宏伟皇宫以及达尔马提亚行省的庞大行宫体现了这种转变，后者位于萨罗纳附近，是戴克里先退位后的居所。
考古学证据显示从公元４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城市的神庙和广场都已经丧失了其原来的中心地位，在很多城市中，大型浴场似乎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相关文献也证实了罗马帝国中晚期公共浴场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皇帝瓦勒里安喜欢住在公共浴场建筑群中。太基的伽尔基利阿纳浴场举行了宗教会议。
愈来愈多的浴场成了城市的中心，也取代广场成了陈列雕像的重要场所。在北非提姆加德城的浴场遗址中，考古学家在一系列雕像的基座上发现了当时献给瓦勒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父子的铭文。
君士坦丁堡的宙克西帕斯浴场也陈列着从各处收集而来的大量雕像。因此，罗马帝国城市公共空间发生了变化，帝国晚期公共浴场突出的地位也许与神庙修建活动的衰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