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神庙修建活动的停滞外，罗马帝国传统的异教献祭仪式也逐渐衰弱了。尤利安个人已经体验到了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异教自身的变化，有一个例子能生动地说明当时传统的献祭仪式所经历的变化。

尤利安在安条克时准备向阿波罗进行献祭，但是神庙祭司并没有按传统提供牛羊等大型牲畜作为祭品，仅仅奉献了一只鹅。尤利安对此有着详细的描述：……但是当我进入神庙，我看不到贡香，没有蛋糕，更没有献祭之用的动物。

我愣了一会儿，还以为自己仍在神庙之外，以为你为了向我这个大祭司表示敬意，所以你还在等待我的信号。但是当我开始询问，为了荣耀阿波罗，城市打算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上献祭什么动物，祭司这样回答道：“我从家里带了一只鹅过来作为献给神的贡品，但是城市这次没有做什么准备。”

可见当时就连安条克的异教民众也不认可这种血腥的仪式，在尤利安宗教政策重点针对的东部地区，民众对血祭的反应普遍比较冷淡，这其中包括小亚、叙利亚和希腊。而在过往，传统上公开的献祭仪式比较隆重，祭司会精心挑选大型牲畜作为祭品，并提前几个月做好准备。

尤利安在安条克所遇到的情况也许反映了血祭的民众基础已然不再，就连尤利安原本的支持者阿米阿努斯·马赛林努斯也因此批判了他，马赛林努斯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奢侈的血祭仪式的厌恶：

他用了过多祭品的血去浸湿祭坛，有时候一次性要献祭上百头公牛，以及无数的其他动物，还有在陆上和海里被猎杀的白鸟，以至于几乎每天他的士兵都在贪婪地吃着大量的肉……利巴尼乌斯的演说中也体现了类似观念，他认为尤利安每天进行的献祭仪式不符合传统，明显过于奢侈了。

卡梅隆的《罗马最后的异教徒》涉及了帝国晚期献祭仪式的衰弱。卡梅隆认为一些异教仪式，比如曾经占主导的公共献祭仪式，在被政府禁止之前就已经衰弱了，这是异教自身演变的结果：在完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能得到证实，但我怀疑在４世纪８０年代（也许更早），西部和东部的公共仪式就已经不包含常规的动物祭品了……

古代世界公开的献祭活动曾是各类崇拜的标志性仪式，但是这一仪式逐渐衰弱了。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前，异教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反对这种血腥仪式的声音，他们追求更高级的、纯洁的、精神性质的仪式。

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对宗教仪式有新的观点，波菲利就质疑了传统献祭仪式，他认为献祭是一种低级的仪式。波菲利厌恶血祭以及随后进行的无节制的宴会，他提倡崇拜的智力性和精神性，强调用精神的方式去荣耀和崇拜神灵，认为最高神灵理应得到信徒精神上的祭品。他甚至还声称远离肉食才能保持灵魂的纯洁性。

一些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也持有类似的观念，他们同样认为血腥的动物献祭是最低级的崇拜方式，只是用来抚慰恶魔的低级仪式，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执行这类仪式。提阿纳的波罗尼乌斯在实践中就只进行无血的宗教仪式，他甚至拒绝出现在献祭现场，并批评了雅典人对献祭的喜爱。

这一点与基督教类似，基督徒厌恶异教的献祭仪式，强调信仰的个人性和精神性，这可能也对当时的异教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元３世纪以来，异教仪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动物献祭不再是最主要的仪式，而焚香、点亮油灯和吟诵赞美诗等私下的崇拜行为在异教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

考古发现和铭文都证明了当时油灯在祈愿中的重要性，焚香也比以前更为流行，这些来自东方的异国情调的芳香更能凸显仪式的庄严性，在成本上也要比奢侈浪费的动物献祭要低，是比较受人推崇的精神化崇拜仪式。而歌颂神灵的赞美诗也是很好的精神献祭，爱奥尼亚沿海狄迪马和克拉罗斯的铭文证实了当时流行神灵赞美诗。

狄迪马的一份阿波罗神谕中，阿波罗自己也表达了对赞美诗的喜爱。最重要的是，这些崇拜活动并不局限于神庙和神龛等崇拜中心，人们在私下也能通过这些方式表达自己对神的崇敬。尤利安皇帝则受扬布利库斯和撒鲁斯提乌等哲学家的影响，依然十分重视传统的献祭仪式。

对于血祭传统的逐渐衰弱，尤利安曾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告诉我，卡帕多西亚还有哪些是真正的希腊人？据知，有些人拒绝献祭，另一些人尽管愿意，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去献祭。”利巴尼乌斯也抱怨安条克的异教民众都把钱都花在了城市的赛马表演而非阿波罗的节日庆典上。

这些情况真实反映了传统的异教仪式正在经历的变化，也许与神庙的衰弱有着密切的关系。最迟从３世纪开始，传统异教的献祭仪式的确逐渐衰弱了。对于其中的原因，布拉德伯里指出这更多是源于祭司威望的下降和罗马城市中传统“公益捐助”模式的变化，这一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原本就已经出现的异教仪式上的变化，让献祭的衰弱成为现实。

总的来说，神庙原先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市政府的宗教资金、公共资金和市民捐助，传统节日中的大多数献祭仪式由公共资金提供支持，但宗教资金只限于包括神庙修建和维护等特定支出，公共资金又不足以应付庞大的献祭仪式和宗教游行等费用。

因此富裕市民的捐助就成了城市宗教生活资金的重要来源，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祭司阶层自身来承担，祭司职位因此是由那些富裕市民来担当，他们在承担财政义务的同时也享有部分特权。

但３世纪危机无论对城市经济还是上层市民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相关仪式因此也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支柱，资金上的缩水导致异教仪式和节日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减少，奢侈的献祭仪式因此衰弱了，而更迎合帝国政府的皇帝崇拜以及更受普通民众喜好的节日戏剧和赛马表演得以保留，这些活动比传统的献祭更具吸引力，民众生活也因此逐步世俗化了。

综上所述，可见异教自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血祭仪式衰弱了，异教徒的崇拜活动也转移到了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焚香、吟诵赞美诗和点灯祈愿等活动。根据阿尔勒的恺撒略乌斯的记述，异教徒会在草地上向神祇献上些物品，或者在水池旁点亮陶制油灯，或是向泉水投掷硬币抑或是为某棵圣树系上丝带，斯巴达和科林斯当地的一些圣地就出土了信徒留下的大量陶制油灯。

虽然这些活动后来也被法令所禁止，但是法令在现实中的执行力度又是另一回事了，这类私下的供奉和崇拜活动通常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被禁止。城市神庙和公共献祭仪式缓慢衰弱的现象有迹可循，特别是西部的少数城市为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西部地区神庙被破坏的现象较少，神庙保存率相对较高。

虽然帝国政府的法令要求关闭所有神庙，但是考古证据显示一些城市神庙在公元４世纪末仍然在正常运作。罗马大竞技场南部的花神弗洛拉神庙在公元４００年左右得到了修复，而每年４月花神节上围绕神庙的庆典活动仍在继续。

位于奥斯提亚的大母神神庙状况也较好，附近两座修建于公元４世纪的新广场并未占用其领地。甚至到了５—６世纪也是如此，著名的朱比特·卡皮托利努斯神庙在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时期得到了修复，维斯塔神庙于５世纪初得到了修复，罗马广场的农神庙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得到修复，元老院外的密涅瓦雕像则在公元４７２／４７３年得到了修复。

而且这一时期乡村神庙仍然十分活跃，它们和西部的城市神庙是差不多的处境，很少遭到人们的暴力破坏。可见部分地区神庙的衰弱是没有暴力的过程，特别是罗马城所在的意大利本土地区。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这样的结论，从公元３世纪开始，似乎是异教自身仪式上的变化导致了神庙的衰弱，而非基督教和帝国政府的压迫性政策。

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戴希曼和佛登等学者异教终结和神庙转变理论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也许适用于中东地区，但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并非如此。教会对待传统宗教的立场并不总是打压，双方还有共存和交流，很多古代神庙因其出众的艺术价值而被保留下来。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也是确实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冲突是否对当时的宗教和社会变化有根本的影响，在彼得·布朗看来，这些宗教冲突的影响相对于当时庞大的日常社会生活而言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罗马帝国社会的活力、公共生活的节奏、向所有阶层都敞开的公民游戏，以及上层社会所共享的文化，这些都让基督教和异教的区别无足轻重”。

宗教对于古代民众来说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并非仅有的内容。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是一个宗教和文化多元的社会，并非充斥着宗教暴力，以前基督教作家给读者留下了这种负面印象。

当时异教的消亡以及基督教的扩张并不迅速，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各种史料来重新研究古代晚期的宗教变化，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考古证据，异教自身“衰弱”的理论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