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是东晋初年权臣王敦发动的武装叛乱，这场叛乱是以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等世家大族和以司马睿为代表的晋室皇族为争夺统治权的冲突。

这场动乱的结果是司马氏皇权遭受严重打击，士族集团从此全面压制司马氏皇权。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这场王敦之乱还要追溯至司马家与王家数十年的恩怨情仇说起。

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是司马懿的庶子，279年西晋发动灭吴之战，司马伷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受封琅琊王。

司马伷死后，司马睿的父亲司马觐承袭爵位，290年司马觐病逝，司马睿继承琅琊王爵。

在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垄断社会和政治资源，控制大量土地，建立田庄，豢养私人武装，并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不断推举家族子弟出仕为官，形成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

从东汉中后期到曹魏再到司马氏掌权的西晋，皇室统治集团都采取与世家大族合作的态度。

司马睿家族与琅琊王氏就是这一政治现象的典型体现，琅琊王氏的始祖是西汉时期的博士谏大夫王吉，此后从东汉到魏晋，王氏家族一直出仕从未间断。

王导为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之孙，王导的父亲王裁官至镇军将军司马，王敦则是王导的堂兄。

司马睿家族与王导家族同在琅琊经营，两家互相联姻，强强联合，彼此巩固权势。

而司马睿与王导自少年时就在一起相处交友，司马睿在继承王爵后前往晋都洛阳居住，只有王导前往陪同，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从历史记载看，司马睿资质平庸，遇事缺乏主见，胸无韬略，而王导风姿飘逸，器量非凡，曾有陈留高士张公当着王敦的面说夸赞王导有将相之材。

在两人留居洛阳的日子里，正值八王之乱和胡人内迁，王导敏锐的察觉天下局势将发生重大变革，赋闲洛阳非长远之计，所以王导总是劝说司马睿外放为官。

为此，王导疏通朝野关系，以重金贿赂掌握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王妃，最终在其运作下，司马睿于305年被调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而王导则被司马睿聘为司马，负责军事谋划。

王导之所以辅佐司马睿南下，主要还是基于保全家族利益，因为王导预感中原地区一定有灾难性大乱爆发，而江南受政治波及少，社会稳定，只有南下可以避难。

再者，司马睿世代与琅琊王氏交好，王导优先考虑的拥戴对象必然是琅琊王一系，只有借助琅琊王这一正统血缘，王家才会繁荣不衰。

至于司马睿，虽然能力不出众，但对局势的变化还算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最关键的是信任王导，在南下后，司马睿几乎对王导言听计从。

王导画像

因此司马睿与王导走到一起，最根本的还是利益趋同，但也为日后二人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307年，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出镇建业，王导相随南渡。

此时的北方已处于暴风雨前夜，匈奴人刘渊整合匈奴各部，攻陷并州多个城镇，并伺机南下侵略中原，其余北方各游牧民族虎视眈眈。

对于司马睿来说，北方已不值得留恋，他要做的是在江南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但司马睿既无威望，也无实力。

江南的士族和有头有脸的名流没有一个支持他，最后还是王导出面，成功劝服顾荣、贺循等江左士族头面人物，才稳住江东士族集团。

在当时，王敦担任扬州刺史，掌管江左军政大权，王导为帮助司马睿巩固地位，劝说王敦加入到司马睿阵营。

不久，王导利用江南三月初三祭祀神灵的机会拉上王敦，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极其华丽的规格跟随司马睿的仪仗从大街经过，随行队伍长达一公里，江南士族观看后无不对司马睿刮目相待。

311年匈奴赵汉政权攻破洛阳，俘晋怀帝，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史称永嘉之乱，大批北方士族纷纷逃到江南避难，被称为衣冠南渡。

王导趁机利用影响和人脉，将这些北方士族招揽至司马睿幕府，同时将各方势力整合，形成以北方士族为骨干，南方士族为配合的政治格局。

也正是在王导王敦兄弟的鼎力支持下，司马睿才能在江东立足。

可以说，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司马睿与王导处于亲密无间的蜜月期，但随着江东局势的稳固，司马睿与王氏家族的关系出现微妙变化。

318年，司马睿即皇帝位，建立东晋。王导作为首功之臣领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位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领中书监，总理朝政。

受百官朝贺时，王导被司马睿邀请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三次才作罢。

王敦任征南大将军，拜大将军，加侍中、荆州刺史，而其余王氏子弟皆位居要职，形成王导内掌朝政，王敦外握兵权的局面，以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不过君主专制是封建王朝最本质的特征，这也注定司马睿与王导之间决裂。

因为司马睿作为东晋名义上的领袖，却没有一个领袖应有的权力。

台下的群臣表面是朝贺自己，但无一不是唯王导马首是瞻，而且王敦渐见专擅，还私自擢用罢黜地方官员将军，这都让司马睿很不爽。

在权力面前，所谓的友情，所谓的世交统统抛却脑后。

为了减弱王氏家族的影响力，司马睿重用中等士族如刘隗、刁协等，并逐渐疏远王导。

同时还任命东吴旧族戴渊都督兖、豫，释放扬州地区沦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由名将祖逖统领镇守豫州，宗室司马承则任湘州刺史。

司马睿名义上是抵御北方的后赵政权，但其实是在防备王敦。

司马睿的这一系列行为被王氏家族认为是过河拆桥，王导碍于地位情面，表现相对低调，但王敦则没有那么多顾忌，屡次上疏报不平申辩。

不过司马睿铁了心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王氏家族与司马睿的矛盾逐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321年，东晋朝廷两个最强强大的支柱祖逖和周访病逝，王敦认为再无人可以在军事上掣肘自己，遂于322年初以讨伐奸臣刘隗的名义在武昌起兵东攻建康。

司马睿听闻非常愤怒，他被王氏家族操纵了一辈子，这口气无论如何不能再忍了，准备与王敦硬刚。

当即下诏定其为“大逆”，表示要亲率六军与其决战，并急调刘隗、戴渊入卫建康。

司马睿以为自己一声令下，群臣必一呼百应，将士枕戈待旦，但现实却给了他一盆冷水。

平日恭顺的士族根本不听召唤，北方士族代表温峤甚至事出有因，不算过分。

被寄予厚望的江东豪族领袖、镇守襄阳的梁州刺史甘卓首鼠两端，在朝廷和王敦之间持观望态度。

同宗室司马承倒是硬气回应，在长沙举兵声讨王敦，但被王敦分兵围困，堵在家门口打不出来，司马睿布置的沿途防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此时的司马睿终于意识到王氏家族的强大力量，强大到足以号令江左士族违背皇权的地步。

渐渐的，司马睿的态度逐渐由之前的气愤变为害怕。

兴致冲冲的刘隗与戴渊赶回建康，迫不及待的叫上刁协入宫请求司马睿诛杀留在京中的王氏族人，却被司马睿所拒绝，与此同时，王导率宗族子弟二十多人每日至台城请罪。

当然，与其说王导请罪倒不如说是在给司马睿一个台阶下。

明眼人谁都能看出来，王导是唯一一个能保住司马睿性命和东晋政权的人。

如果司马睿为了泄愤，敢动王导一根汗毛，那么自己的下场一定比那些被胡人蹂躏的西晋皇室还惨。

刘隗看出了司马睿意欲妥协，也开始给自己找退路。当年三月，王敦杀到建康，司马睿亲自披甲出镇城郊，准备迎战。

他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戴渊为骠骑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建康诸军事，但是结果想想也知道，所谓的防御只是做做样子。

王导不会与王敦真正刀兵相见，王导出兵的目的无非是起到一个缓冲，希望王敦别太过分就行。

至于其他守将就更别提了，谁都不愿意成为司马睿与王敦争权的牺牲品，周札没开打就投降了，刁协和刘隗兵败后回宫与司马睿诀别。

二人都不愿意成为清君侧的对象，刘隗领家属逃回北方至后赵石勒，刁协因年老而不能骑马，再加上刻薄寡恩，很多随从全都弃他而去，后来刁协行到江乘时被杀。

按说，清君侧的目的已经达到，但王敦偏偏不走，攻破建康城后放纵士兵大肆烧杀掠夺。

此时的司马睿已经彻底投降，当即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以求安抚其心，甚至哀求只要罢兵，自己愿回琅琊终老。

但无论如何委曲求全，也换不来王敦的同情，王敦先是把司马睿软禁起来，而后大举更置百官及军镇长官，全部换上自己的族人亲信。

一个月后王敦回到武昌，继续遥控朝政，而司马睿悲愤交加，不久就病倒了。

至于王导，在王敦之乱的一个多月里，他从未阻止，始终冷眼旁观，这场动乱表面是王敦的独角戏，实际上却是王氏兄弟的双簧。

323年初，司马睿忧郁病死，临终前任命王导为辅政大臣。

至此窝囊了一辈子的司马睿仍然以窝囊的方式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对王导的任命更像是乞求他保护自己子孙的性命。

司马睿死后，年仅二十四岁的太子司马绍继位，司马绍虽然年轻，但文韬武略和理政能力比他父亲强太多。

在他当太子时期，就以孝悌贤良、礼贤下士、英明果断著称，而且最关键的是与庾亮、温峤、桓彝等南北士族关系都不错。

王敦在打进建康后曾意图废黜司马绍，但遭到绝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才作罢。

从这里不难看出，王敦对东晋皇位是有觊觎之心的，废黜司马绍的目的就是解除对自身的威胁，为下一步篡位做铺垫。

果不其然，司马绍上台不久，王敦就起兵叛乱。

不过在王敦起兵前夕，其侄子王允之就将消息透露给在朝中任廷尉的父亲王舒和辅政大臣王导，王导第一时间向司马绍汇报，并积极准备迎战。

王导与王敦最大的区别就是对权力的态度，王导的利益出发点是维护王氏家族的地位，但从未染指过皇权。

即便是王敦第一次作乱，王导也只是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已，所以在王导身上还是有士族的政治操守和底线的。

但王敦不同，首先王敦与司马睿家族没有太多交情，而且长期在军队任职，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君臣道义和价值观的羁绊。

王导和王敦的政治分歧注定分道扬镳。此时王敦集团继续为篡位作准备，捕杀处死很多与他作对的江东士族。

而王敦的行径引起了南北方士族的共同反对，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但危机时刻，王敦旧病突发，再加上年事已高，病情愈来愈严重，直到卧床不起。

很快，王敦病重的消息传回建康。司马绍将计就计，假称王敦已死，王导也配合带领子弟为王敦发丧。

于是司马绍下诏讨伐王敦的党羽，江东子弟兵都以为王敦已死，士气增强。

而王敦病情加重，无奈只能命他的哥哥王含为元帅，并效仿第一次叛乱，以诛杀奸臣温峤为名号向建康进兵。

只不过王含指挥作战能力和王敦相差太远，所以频频战败。而王敦知道王含兵败后，试图起身领军反攻，但因病重不能起身而作罢。

与第一次叛乱不同，这一次所有士族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首先司马绍确实贤明，与各个士族的关系搞得都不错，其次王敦作乱想要江山易主，在士族眼里就是独吞政治果实，这是万万不可容忍的。

不久王敦在众叛亲离中抑郁病逝，司马绍发起反攻，诛除王敦各党羽，至此王敦之乱宣告结束。

只可惜，王敦之乱并未换来司马氏的振兴，仅仅两年后司马绍病逝，南北士族纷迅速填补王敦败亡之后政治上的空白。

以庾亮为首的颍川庾氏崛起为新的执政士族，东晋政治依然是主弱臣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