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曜，东晋第九位皇帝，在位二十四年，在谢安的辅佐下，以八万北府兵击败苻坚率领的前秦数十万大军，赢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保全了东晋王朝的国运和汉人文明的火种。

其后，司马曜削弱以谢氏为首的门阀士族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东晋开国以来唯一政由己出的实权君主。

只可惜司马曜没有把握住来之不易的政治机遇，在掌控大权后，他耽于享乐，沉湎酒色，后与胞弟司马道子争权，形成“主相之争”的局面，致使朝政日趋昏暗。

而司马曜的结局也同样悲惨，仅因与宠姬张贵人酒后戏言，导致后者一怒之下叫来心腹宫人将熟睡中的司马曜用被子捂死，至此，高开低走的一代英主以如此荒唐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公元362年，司马曜出生于东晋皇室，他的祖父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父亲是会稽王司马昱。

司马昱生有七个儿子，但前五个都不幸夭折，仅存司马曜与同胞弟司马道子。

虽然司马曜贵为皇族，但丝毫优越感也没有，因为当时的晋室可谓内外交困。

从外部环境来看，自五胡乱华以来，中原地区战火纷飞，匈奴、羯、鲜卑、氐族均建立民族政权，对江南地区虎视眈眈，东晋面临极大军事压力。

从内部环境来看，江左地区政权长期被士族门阀把持，司马氏政权不过是士族集团推举出来的代言人。

从东晋立国之初，士族便轮流掌控朝政，司马氏形同傀儡，就连开国皇帝司马睿都在士族强臣王敦的威逼下抑郁而终。

公元371年，士族代表、大司马桓温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晋帝司马奕，拥立琅邪王司马昱即帝位。

此时的东晋，士族专权局面已到达极点，桓温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史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而桓温最终的目的是要司马昱禅位给自己，达到倾移晋鼎的目的。

司马昱面对桓温的专权跋扈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很快就病倒了。

372年，自知时日不多的司马昱开始令人起草遗诏，先是册封司马曜为皇太子，并明确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可以说，司马昱临死前也不装了，这种妥协式的遗诏几乎是以一种无奈的哀求告诉桓温，用自己的江山换取其子性命无忧。

然而事情的发展确也出乎司马昱的意料，由于桓温权势过大，导致其他在朝的门阀非常不满，如果桓温攫取皇位，势必打破长期以来士族内部的权力平衡。

只有保住司马氏这一皇帝招牌和缓冲，才能保证各士族群体利益均衡。

为了不让桓温独揽大权，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当着司马昱的面撕掉了这封诏书，司马昱被迫同意将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诸葛亮）、王丞相（王导）故事。

而司马曜在王坦之、谢安的拥护下继承帝位。373年，桓温带兵入建康城，王坦之、谢安等严阵以待。

不过此时的桓温已重病缠身，当看到士族与其对峙后便没做进一步打算，不久桓温病逝，司马曜执政之初的危机有惊无险的度过。

桓温虽死，但门阀政治的格局依然延续，只不过权力由桓氏转移到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手中。

司马曜年龄虽小，但见惯了朝廷政治斗争的尔虞我诈，深知自己实力不够，必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375年，王坦之病逝，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与盘踞在荆州的桓冲分处内外，形成东晋权力结构的平衡。

与此同时，司马曜迎娶太原王氏王濛的孙女王法慧为皇后，其弟琅邪王司马道子也迎娶王坦之的从侄女为王妃。

司马曜此举是在有意抬举已失势的王家，通过与王氏结盟，牵制谢氏势力。

在东晋权力架构重整的同时，中原地区也在经历强烈的政治剧变，前秦领袖苻坚相继灭前凉、代国、前燕等割据政权，完成对中国北方的统一。

至公元373年，苻坚又攻陷东晋西部的益州和梁州（四川盆地、陕西汉中一带），并不断觊觎江左和长江中游地区，此后秦晋交界的江淮一带形势愈发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面对危急形势，司马曜对谢安放权，巩固防务，谢安也不负所望。

一边成功整合以荆州刺史桓冲为首的桓氏家族势力，使其与长江下游的谢氏家族互相照应，共同应对北方威胁。

另一边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兖州和徐州两州刺史，招募刘牢之、何谦等骁将，整合以流民为主的军队，组成赫赫有名的“北府兵”以加强防御。

383年，苻坚统率二十余万大军（对外号称百万），从长安出发，绵延数千里，水陆齐进，大举南下。

战前，苻坚宣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就是著名典故“投鞭断流”的来历。

与前秦庞大的作战规模数量相比，东晋北上迎敌的仅有八万北府兵，宰相谢安坐镇建康指挥，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

双方在淝水爆发决战，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此战既是谢氏家族的成名之战，也是决定东晋命运的关键之战。

在这场兵力悬殊的战争中，晋军诱敌后撤，而后渡河击之，以及隐藏在前秦军中的降将朱序的配合。

秦军士兵本就是强征入伍的，而且由多个民族组成，可谓同床异梦，人心涣散，在朱序的鼓动下纷纷逃窜，晋军乘胜追击，秦军彻底崩溃，最终在谢安的努力下，东晋政权得以度过劫难。

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固，其内部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曜隐忍谢氏和门阀专权已久，终于等来了扭转局势的机会。

在淝水之战未结束时便以胞弟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事，开始分谢安的权，淝水之战结束后，司马曜故意对谢安不加赏赐，还不断加大司马道子的权力。

除此之外，司马曜还大力提拔已失势的太原王氏成员，以此分化士族集团。

不过与贪恋权势的桓温不同，谢安是一个有名士情结的君子，不愿争权夺利，在执政时期也一直以匡扶社稷为己任，从不谋取私利。

对于司马曜的打压，许多士族大臣都看不过去，一次司马曜召桓伊宴饮，谢安坐陪。

席间，桓伊抚筝歌唱怨诗说: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朦》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以谢安比周成王时被管叔、蔡叔散播流言中伤的周公旦）。”

桓伊通过慷慨激昂的歌声，为谢安鸣不平，一旁的谢安为之落泪，泪水沾湿衣襟，司马曜亦面有愧色。

但权力终究是冷酷不讲人情的，司马曜一刻也没有放弃对谢安的压制。

谢安为了大局稳定，决定作出让步，于385年主动请辞出居广陵，几个月后去世。而司马曜成功实现了政由己出，大权独揽。

作为最高统治者而言，牢控权柄的关键在于制衡，只有下面的派系互相牵制、互相斗争，才能保证自己的位子稳固。

司马曜深谙权术之道，他拉拢司马道子的目的就是依托宗室力量制约门阀集团，而且司马道子又是其同胞弟，论信任和亲密程度远强于谢安。

只不过，司马曜也未曾想谢安竟如此豁达，视权力如粪土。谢安去世后，司马道子顺理成章地成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

随着陈郡谢氏的落幕，权力制衡的马车再次失衡，以司马道子为首的宗室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纵使司马曜与司马道子是同胞兄弟，但权力犹如美酒，一旦沾上就爱不释手，使人沉醉，也使人发狂。

司马曜和司马道子都大力简拔寒族出身的人，以对抗门阀士族的势力，同时司马道子又趁机敛权，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其贪婪之程度远甚于士族。

当然，司马曜也没好到哪去，他自以为收回权力就沉湎酒色，不理政事，致使朝政日益昏暗。

与此同时，朝廷政治格局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直以来，门阀士族之所以掌控东晋权柄，是因为每一任皇帝统治期间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头部士族把持政治。

如东晋初的琅琊王氏，之后又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等，以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是最后的士族领袖。

而随着谢氏的落幕，门阀士族势力黯然失色，太原王氏虽继陈郡谢氏而兴，但既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

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曜和司马道子才能维持利益，主要体现在司马曜——王皇后的王恭一系和司马道子——琅邪王妃的王忱、王国宝一系之间的斗争。

当然，司马曜不愿意权力被分享，因此与司马道子的矛盾日益突出，两兄弟为了权力开始进行一系列明争暗斗。

司马道子把司马曜的心腹中书令范甯贬到豫章（今江西南昌）担任太守。司马曜则托以它罪杀司马道子心腹袁悦之于市中。

随后二司马又对长江中下游控制权展开争夺，王忱和王恭分别获得江陵、京口两藩，司马道子和司马曜分别控制长江中游和下游。

392年王忱病死于荆州刺史任上，司马道子欲以王国宝接替，司马曜自然不乐见荆州这块肥肉再次落入司马道子手中。

他迅速采取行动，不经司马道子所控制的吏部铨选，直接下诏任命心腹近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同时还任命亲信门阀郗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而司马道子为了壮大对抗司马曜的势力，升任王国宝为中书令（掌管机要）、中领军（掌管禁军）。

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之间的斗争，史称“主相之争”，透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司马曜稍稍占据上风。

然而好景没持续多久，396年十一月的一天，司马曜醉酒，出言嘲讽宠爱的张贵人年老色衰、不能生育。

张贵人怒火中烧，召来心腹宫女，乘司马曜熟睡之际，用被子将其活活捂死，事后，张贵人谎称司马曜于睡梦中“魇崩”。

当然，这样的把戏根本禁不住查证，只不过司马道子对司马曜之死求之不得，因而不予追究。

不久，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其智力残疾程度堪比“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内外政事都要咨询司马道子，因此司马道子成为东晋的实际掌权者。

只可惜司马家族内斗内行外战外行，司马曜没能利用门阀士族衰败之际重振朝纲，反而陷入更加剧烈的主相之争。

东晋朝廷在持续的内耗下逐渐衰落，最终在司马曜死后的二十多年后被淘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