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司马相如自出生到长大的29年时间里，其一直生活在蜀地，深受这里的文化教育熏陶和影响，最终成为了著名文豪。

那么，在他的作品中蜀地文化有哪些体现呢？在其文章中，又为何多次

司马相如不仅在赋作中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同时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上也同样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细读材料发现司马相如对自己的文学作品似乎不是很在意，“时时著书，人又取去”，以至于“家无遗书”，这也是可以理解。

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因辞赋显名，但只是个文学侍从之臣，被皇帝“俳优蓄之”。

应该说司马相如内心是极其郁闷的，故而才会在晚年时常称病，也因此才会对自己的文学作品似乎不在意。

但司马相如少有雄心壮志，仰慕蔺相如之为人，又怎么可能容忍自己默默无闻湮没在历中长河中呢?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希望能够流传后世的，希望自己的心血能够被后世人理解读懂的，他认为《史记》能够流传后世就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

扬雄在《法言》中写道:“或问，'渊、骞之徒恶乎在?’曰'寝。’或曰'渊、骞曷不寝?’曰'攀龙鳞，附凤翼，巽以扬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

如其寝!如其寝!’”“寝”者，《广雅·释诂》:“寝，藏也”，也就是声名湮没不彰的意思。扬雄在《法言》中思考颜渊、闵子骞等孔子弟子为什么能够留名后世，而他们的徒弟籍籍无名。

扬雄洞察到在时间的淘洗过程中，有太多人将被历史淹没，而战胜这种历史无奈的人物少之又少。

因此，扬雄感叹渊、骞“巽以扬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他们能够得孔子师事之，是得天之助，后世人无法赶得上的，可见扬雄也希望能够留名后世。

大文学家、思想家对时间、空间总是有着深刻的体会。《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可见这种对时间的焦虑感由来已久，时间流逝，相伴随的就是人如一粒粒尘埃消逝在历史时空中。

于是古人想出了战胜这种时间短暂的办法，“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通过书面化的语言即文字，来实现生命的永恒。

司马相如作为汉代一流的文学家，他对空间有着细致的体认，在汉赋的书写中依照空间顺序铺排事物，在《上林赋》中，对上林苑空间的描写“左苍梧，右西极”"，“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

伴随着强烈的空间意识，司马相如难道就没有时间意识吗?时间和空间就像横纵坐标，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学家总是拼命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点。

可见他对于身处历史新阶段的认识，他对于茫茫往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的感叹，都可以看出他强烈的时间意识。

司马相如有着深重的历史使命感，他希望汉武帝能够留名后世，不至于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那么他就不希望自己能够留名千古吗?他为什么任人索取自己的文学作品呢?

说明连他自己对赋作都不重视，他认为辞赋根本不足以揄扬大义，他认为能够寻找自己历史坐标的行为是积极参与汉王朝制礼作乐活动。

他独独将《封禅文》慎重地嘱托给妻子，希望交给皇帝，他希望借“封禅”这一活动留名后世，腾声飞实。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他北击匈奴，南伐蛮越，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又将目光投射于西南边地。

唐蒙征发巴蜀吏民开发夜郎道，用法严苛，惊扰蜀地百姓，于是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蜀地安抚蜀地百姓。

司马相如于元光四年或者是元光五年创作《喻巴蜀父老檄》，安抚巴蜀父老，助唐蒙略定南夷。

之后，西夷诸君听闻南夷与汉相通，得到很多财货，于是主动称臣纳贡。

然后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司马相如作为中郎将出使巴蜀，略定西夷。然而当司马相如完成出使任务后，却面临家乡父老与当权大臣的质疑。

司马相如是蜀地人，他在蜀地度过了三十年的时光。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 150年)司马相如离开家乡蜀地，大约是在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司马相如作为大汉王朝的使者又一次回到这里，此时司马相如大约四十八岁。

之后元光六年，司马相如作为俸禄两千石的中郎将重新出使西南，此时的司马相如大约五十岁。

司马相如在将近知天命之年又回到自己生长地，他熟悉这里的政治、风俗、文化、民众心理等，同时他多年的宦游生涯以及在中央王朝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十分理解中央王朝的文化心理。

当汉武帝强力开通西南的政治活动遭到蜀地百姓阻挠时，司马相如是怎样安抚蜀地百姓，并敦促蜀地百姓积极配合，促进中央政策的实施呢?

司马相如安抚蜀地百姓西南并无战争忧患，西南少数民族慕义向化，“延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开通西南道乃是为了“为善者受赏”“，然后指出“发军兴制”“的一系列行为都不是汉武帝的指示，而是唐蒙妄作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汉武帝的形象。

然后司马相如将边郡之士的急国家之难与蜀地百姓的逃亡相比较,指责蜀地百姓不能急国家之急，“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

可见司马相如在整篇檄文中所最终指责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唐蒙，二是蜀地三老、孝悌。司马相如在行文中没有正面指责蜀地百姓，只是在对比中指出蜀地百姓“逃亡抵诛……耻及父母，为天下笑

蜀地处于西南一隅，相对而言开发较晚，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较弱，而且这里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人民生活舒适，故而百姓柔弱放荡。

忧，俗不愁苦”，故而面对繁重徭役，自然不免要反抗。联系《喻巴蜀父老檄》中，司马相如对唐蒙惊扰蜀中百姓的指责，可见司马相如深知蜀地民风，民众心理，出于安抚蜀地百姓的目的，指责唐蒙。

汉武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国家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且伴随着汉王朝积极开拓四夷的行动，士人都有一种投身建功立业的热情。

董仲舒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提出大一统理论和君权神授学说，为汉王朝加强全国控制，提供思想武器。

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文化观念自然与蜀地民风产生冲突，司马相如在这个冲突中起到了调和引导作用。

一方面司马相如站在中央文化的立场，支持汉武帝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文化政策，同时司马相如又深切了解蜀地民风民俗，故而面对蜀地“轻佚淫逸”“未能笃信道德”的社会风俗，司马相如能够采取蜀人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引导。

《喻巴蜀父老檄》写道:“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於后世，传土地於子孙。”司马相如以利诱的方式引导蜀人“急国家之难”，阐述为国尽忠将会带来的一系列好处。

而后，批评蜀人“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又从家教化的角度训诫蜀中子弟。

司马相如深知蜀人“轻佚淫逸”，故而以利相诱，同时他又是站在中央文化立场上安抚蜀地百姓，希望蜀人能够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因此他以儒家教化的观点指责蜀中父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