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孙传庭败亡后，明廷再也拿不出一支可以用来对付李自成的兵力，所以李自成在陕西一带的用兵基本上都进展顺利。有时在一些地方也遇到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明军将领大都是不愿“降贼” 的缘故，表明自己忠于明廷 ，而不是出于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判断，因而不论抵抗如何剧烈，表现如何忠勇，最后很快都失败了。

因为彼时的李自成早已今非昔比， 已经做大做强了，他麾下兵多将广，可以说势不可挡， 所向披靡，已经在西北占据了绝对的军事主动权。明军据城固守，却孤立无援，一天两天尚可，怎能长期坚守呢？因为力量对比悬殊，在陕西一带的官军主力早被扫荡殆尽，残余的官军力量实在太弱，而且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是困兽犹斗、苟延残喘而已。

明朝诸臣心里也都很清楚，巨舰将沉，大厦将倾，局势已经糜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崇祯帝朱由检对此更是气急败坏，也可称忧心如焚，他命兵部右侍郎余应桂接任三边总督，命御史霍达监军三秦。史载，余应桂接到任命后如遭雷击 ，哭泣不止，到大殿上辞别皇帝时一 把眼泪一把鼻涕对崇祯说：

“不益兵饷，虽去何济”？

确实是，没钱谁替你卖命啊！ 崇祯听罢沉默半晌，才答应拨给他5万两银子充军饷。余应桂虽然率京军离京西去，但他知道大势已去，能征善战的孙传庭都兵败身亡， 自己去不是白给吗？既然无法挽回颓局，不如拖延以观望时机，于是便率军兜兜转转，迁延不进。

崇祯得知余应桂瑟缩不进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将他革职查办，让新任陕西巡抚李化熙接任督师。在兵凶战危、朝不保夕之际，这种任命等于一纸空文，李化熙同样不敢率军前去“送死”。而此时的监军霍达也是无军可监，甚至无处可去。

在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李自成接受了谋士们的建议，决定正式建立国号。牛金星、顾君恩等人对李说，建国号可以使新顺政权洗脱草台班子的嫌疑，更加正规化，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扩大影响， 还可以摧毁明朝君臣的信心和抵抗意志，为将来推翻大明夺取全国政权夯实基础。

据《绥寇纪略》、《平寇志》等史料记载，当李自成准备称帝的前几日，他曾默默向上天祷告：

“某日晴朗，则天与我矣”！

希冀元旦登基称帝哪天是个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天象不仅吉利，还预示着老天护佑自己，给大家造成一个天命在李 、“十八子主神器”以取代腐朽没落的朱明王朝的好印象，同时还能鼓舞士气，增强将士们随自己问鼎天下的信心。

可是天不遂人愿。崇祯十七年元旦这天老天却突然变了脸，凛冽的北风呼啸袭来，天空阴沉沉的，彤云密布，看不见一丝阳光，很快又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天气奇寒， 冰天雪地，老百姓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李自成见自己的登基日天气竟如此糟糕，心里很不是滋味， 焦躁不安之下甚至想下令取消称帝仪式。

牛金星、刘宗敏、田见秀等人见李自成动怒，均感到十分害怕。不取消仪式吧，这鬼天气确实好像不大吉利；取消或改期吧，就会成为笑柄，也会给天下人留下“草寇”成不了大事的印象，更会影响士气，甚至使人心瓦解，这确实是让人感到两难的事啊！正在左右为难之时，一个谋士灵机一动，给李自成献上一副他原创的对联：

“风云有会扶真主，日月无光灭大明”。

李自成看罢立刻转忧为喜，遂不再犹豫，决定按时即位，可事实上李自成并未在西安正式即皇帝位，是否与当时的坏天气有关，虽无法考证，但这也很难说。

史载，崇祯十七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年号“永昌”，以这年（公元1644）为永昌元年，李自成因此改名曰“自晟”，称“顺王”，仍然没有正式称帝。由于这年是旧历“甲申年”，大顺政权就新创并使用“甲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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