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西北农民军十几年反复起事、攻伐，明王朝早就有之的各种内在矛盾愈发激化，已处在积重难返、坐以待毙的垂死状态。

面对天下这种烽烟四起、日益崩溃的颓局，以勤政著称的崇祯帝朱由检左支右绌，甚至夙兴夜寐处置紧急军务，但对于大明千疮百孔的糜烂之局，他却越来越表现得力不从心。

为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也算尽了全力， 绞尽脑汁、呕心沥血了。他接二连三地更换内阁首辅，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柱石之臣来拯救岌岌可危的大明江山社稷，挽救明廷之危亡，结果却使本已衰朽不堪的政局变得愈发败坏。

崇祯帝自作英明，察察为政，对文武大臣动辄加以诛戮，结果却是赏罚不公，人人自危。局势危殆，他却感到外廷诸臣不可信任，于是就变本加厉地宠信、重用宦官，其后果是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当李自成率数十万农民军逼近京师时，这些备受倚重的宦官皆率先投降，成了“降贼”的带头人。危急时刻遭众叛亲离的崇祯帝发出无可奈何的悲鸣：

“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处处皆亡国之相”。《明史·思宗本纪》

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内阁被废，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再次入内组阁，短短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任首辅，平均起来每人任期不到一年。首辅执掌中枢大权，这样频繁更换，屁股都没坐热就去位， 当然做不到久任责成，所以这几位首辅都表现得唯唯诺诺、庸碌无为。

温体仁去职后，由张继发接替，没多久就遭罢职，以后陆续由孔贞运、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继为首辅。在这四年中，李自成农民军由弱变强，力量日益壮大，所占领的地盘也越来越多，所统辖的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清军不断内侵，明廷时战时和，举棋不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时，而朝野却党争不断，内斗愈演愈烈，趁机发难，使朝政日益败坏。

当初，朱由检意外做了皇帝后，首先铲除了为祸剧烈的大宦官、“九千岁”魏忠贤，随后又撤回派往各地监军、镇守的内臣（太监）。（铁马冰河wu作品）这些举措给天下臣民带来了一丝希望和憧憬，大明百姓苦苦企盼国家能得到大治，以为崇祯帝可以改变前朝重用内监的积弊，政治会变得清明起来，国家中兴会大有希望。 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由希望变成失望。人们看到，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流贼”逐渐强大和天下局势越来越崩溃，崇祯帝随之又变本加厉地开始重用太监。

崇祯开始加重东厂权势，威慑、打杀天下臣民；派内监出任监军、镇守，节制、统领天下兵马，使将帅们怨气冲天，有志难伸；他甚至还命宦官统辖户部、工部，监理全国财政。由于遭到朝臣的一再反对，崇祯重用内臣的状况有过几次变化，但总的趋势不变，太监的权势越来越大，干预的范围越来越广。（铁马冰河wu作品）其结果是，文武大臣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不敢或无力作为，使天下崩溃的局面更加破败不堪，农民军的力量也更加强大，明王朝以更快的速度滑向深渊。

崇祯在位十七年，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说辛苦也确实辛苦。他不喜奢靡，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一心扑在繁杂的政务上，原本想有所作为，复兴明朝大业，但实践证明，他并非是一个中兴之君。

崇祯和历朝历代的诸多帝王一样，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他刚愎自用，却自以为英明。另一方面，他戾狠猜忌，多少忠臣良将因小过而死在他的屠刀下。他自缢煤山的头两日，即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还在殿上忧虑国事， 愤愤地以手指沾水在御案上写道：

“文臣个个可杀！密示内侍，随即抹去”。《明史》

实际上把亡国的责任一股脑全推给臣下，自己依然“伟光正”毫无过错。与此矛盾的是，他又数次下“罪己诏”，把天下一切兵燹祸乱和灾异都算在自己头上，说：“皆朕之罪也”，并下令减膳食撤女乐，自称修省。他还虚伪地说“寇亦吾赤子也” 。李自成、张献忠等剧寇都成了大明之子、良民，多大罪皆可宽宥。他这样做的确使不少文武大臣迷惑，就连其死敌李自成竟也由衷地说：“君非甚暗（皇帝还不算昏庸）”。他沽名钓誉，最终断送了大明江山。

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后，立刻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向帝都北京扑来，准备给摇摇欲坠的明帝国以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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