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短短一行字，却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许久挥之不去。“文生哥，我结婚了。”  1980年，我收到郭琴这封信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这么多年，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我选择留在李家沟，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而这个结果，让我时常在午夜梦回时分，陷入无尽的遐想。如今，我偶尔还会回到李家沟，看看老朋友，看看郭琴，看看村头那棵老槐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谈笑风生，聊着村里的变化，却绝口不提当年那些埋藏在心底的青涩情感。有些感情，注定只能深埋心底，像一颗种子，即使开不出花，也已深深扎根，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69年的秋天，我17岁，风华正茂，却不得不告别父母，踏上开往陕北的知青专列。站台上，母亲哭得泣不成声，父亲强忍着泪水，直到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才默默地转过身去。那时的我，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了迷茫，对“上山下乡”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到达李家沟的第一天，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令人震惊的景象：破败的窑洞，颜色暗沉的被褥，以及村民们艰辛的劳作。这个小山村，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主食只有荞麦饸饹和红薯干。

尽管如此，淳朴的乡亲们还是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郭琴的母亲，一位慈祥的陕北妇女，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炖土豆，热情地招呼我们：“赶紧吃点暖和的，别冻着了。”那一刻，我的内心五味杂陈，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理解了“再教育”的含义。郭琴，就是我来到李家沟后最早认识的人。她比我小两岁，圆圆的脸蛋，黝黑的皮肤，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眼睛明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她是村长的女儿，从小被父亲宠爱，性格直爽，敢说敢做。

“文生哥，你说你家在北京，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穿的，咋还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了？”一次上山打柴的路上，郭琴的一句玩笑话，却让我愣住了，半天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和郭琴渐渐熟悉起来。她经常跑到知青点给我们送菜送水，还带着我一起干农活。她教我掰玉米、赶驴车、挖野菜，我们一起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

1972年的深秋，村里获得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的名额。这个消息无疑给平静的村庄投下了一颗炸弹，大家都渴望能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村长第一个推荐了我，他说：“文生，你是城里娃，文化好，这个名额给你最合适。”我却犹豫了，心里五味杂陈。那天晚上，郭琴端着一碗热水来到我的窑洞，轻声说道：“你要是走了，咱们村就没人能修梯田了。”看着她泛红的眼眶，我的内心百感交集，最终，我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让给了家境贫困的老李。郭琴得知后，只是默默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1973年的春节，我第一次没有回北京过年。腊月二十九那天，郭琴的母亲邀请我去她家吃年夜饭。席间，郭琴的父亲突然提议让我留在村里当他的女婿，我顿时愣住了，郭琴更是羞红了脸，转身跑进了厨房。那顿饭，我吃得心事重重，满脑子都是郭琴娇羞的模样。其实，我也曾动过留在李家沟的念头，但想到父母的期盼，我又不得不将这个念头压在心底。

1974年的夏天，我们修建了一条拦水坝。郭琴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顶着烈日，挥汗如雨。站在坝顶上，她兴奋地朝我挥手：“文生哥，你看，这回咱们的庄稼有水浇了！”我看着她，心里却涌起一阵酸楚。年底，郭琴突然被调到县城的供销社工作。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我甚至来不及和她道别。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1975年冬天，我终于回到了北京。看到父母斑白的鬓角，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1977年，我招工回到了县城，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李家沟。临走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郭琴也来了。她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看着我，眼圈红红的。我上车后，回头望去，看到她早已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她对我的感情，远比我想象的要深沉。只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我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此后，我们联系越来越少，只是偶尔会收到她的来信，信中尽是些村里的琐事。直到1980年，我收到了那封改变一切的信。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如果我当初选择留下，我们又会拥有怎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