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后，摆在陈毅头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解决大上海500万人的吃穿问题，毕竟国民党解决了4年，甚至老蒋专门派太子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虎、力求扭转上海物价的行动都失败了。

刚刚进入上海的共产党哪里来的信心，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呈直线上涨的上海物价？毕竟上海刚刚解放时，整个城市库存的大米和煤炭只够市民用半个月的！没想到这看起来像一道无解的数学题，却被陈毅他们顺利解决。

1949年5月，陈毅还在丹阳城的时候，就和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人研究了上海解放后将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把所有问题总括为“两白一黑”。所谓的两白就是大米和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当他们把问题确定后，立刻向中央请示，希望华北、东北能够给予物资援助，中央立刻回复并进行了协调。所以，当解放军战士在外围作战时，大米、面粉、棉花和煤炭正坐着火车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来。

解放上海以后，这些四面八方调集过来的物资立刻便派上了用场。当时的过渡机关上海军管会采取了平价售粮救济百姓的方式，保证老百姓基本的生活需要

1949年6月，军管会发布公告，从救济对象、每人的救济数量、购买粮食的价格都做了规定，迅速稳定了人们恐慌的心理。但是调粮只能救一时之急，解决通货膨胀才是治本之策。

“上海人苦金圆券久矣”！要恢复上海的经济生活秩序，第一步还是得废国民党旧币，改用人民币。

当年在上海的青年军官对金圆券带来的问题有着生动的观察和描述。金圆券时时贬值，所以上海餐馆里卖酒，按照碗的高度计算价格，第一碗酒的价格和碗等齐，第二碗的酒钱就是第一碗的一倍了；坐火车的人，去的时候花了8万要了一杯茶，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涨到了10万；一斤米的钱比米还重，银行数钱不算张数算捆数！

上海的经济生活一团糟。

解放上海前，上海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曾山提出，为了解决上海金圆券问题，必须把金圆券全部“包”下来，即无偿用人民币兑换老百姓手中废纸一般的金圆券。这相当于替人背黑锅了！面对这样的情形，曾山说，“如果我们连这样的责任都不敢承担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949年5月27日，40辆装着4亿人民币的美国卡车陆陆续续到达市区，并在部队的押运下送往外滩上中国银行大楼里的地下金库。这批人民币到的非常及时，31号开始便进行了金圆券兑换工作，仅仅七天——也就是在6月6日，就完成了所有金圆券的兑换工作，胜利完成了第一步。

当时在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继续用银元在标价，这就无形之中给老百姓“提了一个醒”：人民币会不会也像金圆券那样最后成了一张废纸？于是，许多老百姓刚兑完人民币就开始改兑银元。

上海的银元“黄牛”们利用百姓的恐慌心理，开始不断进行投机作业。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站在南京路一带，见人就抖揣着银元的衣服问“要大头吗？”不几天，人民币和银元的比值开始狂跌，前一天还是1银元：720元人民币，第二天就变成了1:1100元。

在这种情势之下，党的财经专家陈云一面赶紧将调来的10万银元投入市场，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市场给“吃掉了”！最后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必须要取缔上海金融投机中心——证券交易所，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6月9日晚上，上海军管会和市公安局等部门进行了联合部署，第二天一早，200多个警察便进入了指定位置，把证券大楼围住，随后10点钟的时候，10辆装有1个营兵力的卡车也抵达了现场。经过将近12个小时的“战斗”，一举完成了查封证券大楼这场歼灭战。

银元之战后，人民币基本上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通货膨胀的乌云也渐渐散去。而物价整整飞奔了10年的上海，也就真的像在一夜之间恢复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