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和莫斯科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协定，苏联百万红军和太平洋舰队在4000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进入东北。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行动，使善于谋势的毛泽东马上意识到抗战胜利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

同日，他在延安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并不失时机向人民军队发出了大反攻的号召。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吉林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边境之李运昌部，即向辽宁、吉林进发。

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日本精锐之师关东军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后，伪满皇帝溥仪宣读所谓退位诏书后下台了。

关东军的瓦解，日伪政权的下台，蒋介石在东北无一兵一卒，苏联红军临时接管了东北。

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未来东北的主人。

当时，国民党正在和苏联谈判，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态度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但是，毛泽东凭着自己对战后世界格局的科学分析，做出两点预测。

第一，苏联红军在东北滞留的时间决不会太长，他们是要回国的；第二，出于远东安全的考虑，苏联绝不会希望与自己接壤的东北完全由国民党控制，或者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对同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多少会给些方便。

应当说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发展的局面。8月17日—20日，毛泽东先后向有关解放区党委发出指示，集中东北籍的所有干部和准备9个团的兵力，随时待命。

一周后，情况有了一点小变化，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布了。为了换取在东北地区某些特权，苏联公开许诺蒋介石，苏军撤军后把东北交给他而不是共产党。

斯大林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的作风，毛泽东早有领教，此时他内心不能只是愤懑，而是需要冷静的思考，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当务之急是找到在此前提下共产党在东北发展的可行办法。

复杂的、有时是难以捉摸的国际环境，增加了中国共产党人决策时的难度，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都找了过来，一起开了个政治局碰头会商讨对策。

分析的结果是：苏联由于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必然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因此，我党能否派部队进入东北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还是没问题的。毛泽东把手一挥，果断地做出决定：部队待命，干部先行。

事不宜迟。会议之后，毛泽东立即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方毅所率军队仍须进到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

简短的培训之后，一支由林枫率领的1500余人的干部团向东北地区进发了……

9月14日，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又悄然成立。

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神经中枢关注东北态势的时候，蒋介石也没闲着，内战内行的他对夺取东北的重要意义也是非常清楚的。

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控制东北，抢占东北”。早在1945年7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还在与苏联政府就中苏条约举行谈判时就拟议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

日本投降后，远在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一时无法调往东北地区。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几条“应急”措施。

一方面，他赶忙以中华民国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名义，向各级政府、各部队、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部队、日本侵华部队、南京伪政府发出一道命令。

一方面令其军队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受降接收，积极推进，勿稍疏懈。

一方面给朱德下达命令是：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一律不准擅自行动。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又以“承认外蒙古独立”；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大连为一自由港”，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空军”等条件换取了苏军必须把东北全境交给蒋介石的许诺。

另一方面，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紧急运兵到东北，实行“军事接收”。8月30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公布划分原东三省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和哈尔滨、大连两市，任命了九省主席和两市市长。

这是“行政接收”的官员。10月，蒋介石国民党又把伪满冀东讨伐队姜鹏飞部改编为第十四军，空运长春、哈尔滨一带“接收”。

10月18日，杜聿明被正式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这是“军事接收”的主帅。随后不久

杜聿门便亲自指挥由秦皇岛登陆的蒋军十三军石觉部，五十二军赵公武部共7万人，向中共从日本关东军手里夺回的山海关，发起大举进攻。一时炮声隆隆，弹雨横飞，揭开了东北内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