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似乎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上给出的解释是：“读书人，多指会做诗文的读书人，”这样看起来似乎也还行。但禁不住被滥用，所以“文人”的地位也就一落再落，终于被逼得换了另一种说法——“写文章的”。

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于迎春所著的《汉代文人的历史》一书中，“文人”的名声显然是得到了恰当的维护与彰显，既不必再如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时的“累累若丧家之狗”，更不是元代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臭老九”。大体而言，经历了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之后，到了第二个统一的封建帝国，汉代文人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相对的确立与相当的认可。汉之后的大一统时代，文人的地位除去元代，亦相去不远。

《汉书·艺文志》上记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古代文人，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文人”的概念还是相当宽泛的，不仅仅是写诗著文，还担负着更重要的职责，甚至是到了能够助“王者”阶层“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程度。而汉代的文人，正如于迎春在《汉代文人的历史》中所论证的，他们乃是“士”阶层当中擅于艺术性地使用文字的写作者，是偏重在写作上的士或士大夫。可见，至少是在汉代，“文人”不仅仅可以写诗著文，还以入仕从政为要，他们的文学与人生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汉代文人的历史》中认为，“他们不是将文学用作达成其政治目标、实现其政治的工具，就是把它作为政治之后、之外的人生补偿和安慰”。这其实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文化综合一体这样一种独特传统”的体现。

概念的脉络梳理与内涵明晰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汉代文人的历史》整体八章的篇幅，居然一开始就用了三章，来事无巨细地梳理了“文人”与“文”的概念、“立言与文言”以及“文人”到底为何这些方面。本来没觉得这些还需要展开来讲，毕竟本来也不是多么复杂的概念；但读来顿时耳目一新，觉得不说清楚还真的不行，否则解释不了汉代文人的那些人和事。事情的发展都是有传承的，必定有“一”，然后才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个中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具体到汉代，汉赋显然是最主要、最典型的文学形式，贾谊、扬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莫不以汉赋出名出彩，譬如贾谊有《吊屈原赋》，司马相如有《上林赋》《长门赋》《子虚赋》，扬雄有《河东赋》，张衡有《二京赋》《归田赋》等，也莫不体现了汉代文人文学与政治、人生际遇密切联系的特点——后代其实也大致如此，哪里会有单纯的文学样式呢？汉代也是五言诗的发端，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也是精品迭出、不输后来——这同时也是诗歌成为重要的自我表达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就是这样的过程中，写意也好、写实也罢，汉代文人的整体面貌和形象就更加栩栩如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