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虽然早已是夜色深沉，但上海沪宁火车站里依旧是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的乘客们或是在埋头赶路，或是在送亲接友。
突然间，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人群中一阵惊慌，有人应声倒下，有人则仓促逃窜，火车站里霎时乱作一团。
直到第二天，普通大众才从报纸上得知，昨晚火车站遇刺之人居然是位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宋教仁，而伴随着他的被刺身亡，在当时的政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几年以后，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查找到了杀害父亲的主谋并在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之下将其绳之以法，为含冤而死的父亲报了仇。
对于宋教仁这样一位谦谦君子，到底是谁如此残忍地痛下杀手？而虎父无犬子的宋振吕又是怎样为父报仇的呢？
宪政之父
1882年，清光绪八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的一个旧式家庭中，从小便顺理成章地接受着封建思想的教育，上私塾、读五经，所有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有序进行着。
1901年，19岁的宋教仁考上了秀才，倘若不是生活在晚清这个风雨飘摇的社会时代里，他的一生也将如同祖辈一样，或是考取功名后封妻荫子，又或是远离尘嚣而逍遥快乐。
只可惜，在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又有哪一位仁人志士可以做到无动于衷呢？正所谓，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奋起而击。
1903年，在武昌普通中等学堂读书的宋教仁有幸结识了好友黄兴，共同的革命志向让他们一拍即合，继而成为了生死之交，从此并肩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宋教仁等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探寻着救亡图存之路，逐渐萌生了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民众当家作主之新中国的想法。
第二年，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之下，华兴会正式成立，虽然它的存在时间不长，但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它的带动之下，全国多地都建立起了自己的革命团体。
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了更好地传播这些先进思想，他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一手创办了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
也是在这一年，宋教仁在日本与孙中山相识，二人一见如故，遂共谋大事，中国同盟会由此应运而生，为表支持，宋教仁带头入会，并积极投入到同盟会的发展建设之中。
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在此期间，他以“渔父”这一笔名撰写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对于启发广大民众的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几天以后，宋教仁抵达武昌，积极参与到革命政府的建设工作之中。
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宋教仁清楚地意识到为这个政权制定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为此他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亲自起草了一份临时约法草案。
这份约法草案是我国历史上首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故而自问世以后便成为了各省革命党人争先学习的榜样，而宋教仁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宪政之父。
1912年，随着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告退位，清政府被彻底推翻，与此同时，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彻底结束，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惨遭暗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则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而这一年也被称为了民国元年。
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任何一场变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实则暗潮汹涌，在多方势力的角逐之下，中华民国的发展也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变数。
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一个多月以后，在多方势力的逼迫之下，孙中山正式提出辞呈，由袁世凯上台当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生生窃取了。
面对袁世凯日渐强大的权势，临时参议院于3月8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但结果却是收效甚微。
在此种情势下之下，宋教仁毅然辞去了农林总长之职，重新回到同盟会主持工作，为同盟会改组做着各项准备。
1912年8月25日，在孙中山、黄兴等人支持下，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正式成立，他自己当选为理事，继而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此时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政党，也是宋教仁心中最具理想和希望的政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为了能在将来的国会选举中为国民党争取多数席位，他奔走于各地，四处讲演，不遗余力地做着各项宣传推广工作。
在宋教仁极富感染力的演讲之中，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认识了解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政党，大家都把他当成了精神偶像，一时间，长江流域一带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
眼见着宋教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水涨船高，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安，本就是窃位而上的人自然会担心自己的位子是否稳固，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地拉拢宋教仁，以期将他收为己用。
对于袁世凯强行抛出的橄榄枝，洁身自好的宋教仁当然是嗤之以鼻，他不仅一再力拒了袁世凯对他的职务任免，还在公开场合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了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袁世凯对他怀恨在心。
1913年3月，随着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这一大大激发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他意气风发地登上位于杭州的南高峰，写下了直抒心声的《登南高峰》。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在宋教仁的眼中，灿烂中国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打开，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滚滚潮水尚在涌动之时，那手挽强弓之人却被罪恶之手夺取了生命。
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宋教仁不幸遇刺，虽被紧急送往医院，但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只留下了那坚守一生的宪政理想和那尚未完成的民主事业。
为父报仇
得知宋教仁遇刺噩耗，国民党内部上下俱是哀痛不已，孙中山连夜从日本赶回上海，亲自主持了宋教仁的葬礼，并亲手写下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为了落叶归根，宋教仁的灵柩被移送至湖南会馆，临行之日，多数千民众前来自发送行，一路之上，灵车所到之处，前来拜祭的人络绎不绝，甚至一度造成了交通堵塞。
毫无疑问，宋教仁遇刺一事引起了巨大关注，可以说是举国哗然，无论是政界要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对这一事件议论纷纷，大家痛心疾首的同时，最为关心的便是谁是凶手？
据目击者称，当晚行刺宋教仁的不止一人，似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在各方势力的联合努力下，真凶很快浮出水面，而伴随着直接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的先后被捕，这一民国第一大血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宋教仁的几位至交好友却并不这样认为，特别是黄兴，他在悲伤之余，对这一案件提出了诸多质疑，在他看来，这并非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而是有些人因忌惮宋教仁的影响力而处心积虑策划的一场阴谋，应、武两人不过是杀手，真正的凶手其实是洪述祖。
于黄兴而言，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大胆猜测，却不想这份言论竟被一个孩子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他便是宋教仁唯一的儿子——宋振吕。
宋教仁自去世以后，无数人为之痛惜不已，但是外人的难过终归是会归于平淡，只有萦绕在家人们心尖上的痛才是最为刻骨铭心的，毕竟他才年仅31岁，上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下有尚未成年的儿子，他的英年早逝为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伤痛。
宋教仁的妻子方氏，是一位朴素善良的农村妇女，丈夫去世以后，悲痛不已的她只能默默哭泣，心中虽有万般恨，但却无可奈何。
母亲的伤痛，宋振吕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虽然那时的他才只有13岁，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他明白自己的童年已经结束了，从此以后，他要勇敢地撑起这个家，并立志终有一天要为父亲报仇雪恨。
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帮助下，宋振吕和他的母亲从老家桃源搬到了上海，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寻找着机会替父报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的一天， 宋振吕在上海街头意外邂逅真凶洪述祖，虽然他此时早已改名换姓，但宋振吕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他，立即冲上前去死死地抓住了他。
接下来，宋振吕等人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多方审查核实以后，洪述祖对当年策划行刺宋教仁一案供认不违，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了绞刑。
完成了复仇使命之后的宋振吕选择了海外求学，沿着父亲的足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革命征程。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宋教仁：民主憲政先行者》
人民日报：《为国捐躯的民主先行者:一代英烈宋教仁》
中国新闻网：《“宋教仁遇刺”成千古之谜:幕后真凶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