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冀鲁边军区的大赵村显得格外安静。村中的一座简陋民房里，几名高级军官围坐在一张木桌旁，正低声讨论着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房内的气氛紧张而严肃，墙上挂着的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诉说着战场的严峻形势。

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门被猛地推开。一队身披蓑衣的武装分子冲了进来，为首的手枪队长毫不犹豫地掏出短枪，对着正在主持会议的司令员扣动了扳机。谁策划了这场突袭？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邢仁甫的权力巅峰：冀鲁边军区司令员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各地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我军在这一年进行了一系列部队的改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邢仁甫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的司令员。他手下的这支队伍主要负责在冀鲁边区进行游击作战，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打击日伪军，保障根据地的安全和供给线的畅通。

在接受任命后，邢仁甫迅速开展工作，他熟悉冀鲁边区的地形和民情，因此指挥若定，屡屡打击日伪军的进攻，成功地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由于他在作战中的突出表现，这支游击支队很快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和扩编，后来进一步被编入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六支队。

经过三年的抗战与内部整编，八路军冀鲁边区的作战能力大大提升，冀鲁边军区应运而生。在军区成立之初，邢仁甫凭借着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人脉，成功出任了军区司令员。随着权力的集中，邢仁甫的性格和作风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冀鲁边军区，邢仁甫将所有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视冀鲁边区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他在作战和行政事务中越来越独断专行，对下属的意见和建议充耳不闻。他身边的亲信宋魁玲，原本只是他在战争中结识的一名普通女干部，因与邢仁甫关系密切，逐渐成为了他的左右手。在邢仁甫的庇护下，宋魁玲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两人在冀鲁边军区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排挤异己，擅自挪用公款，用于个人挥霍。他们的生活日益奢靡，甚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仍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邢仁甫在军区大院内专门设立了奢华的私人住宅，里面装饰豪华，甚至摆满了从日伪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

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尽管很多人对邢仁甫的行为敢怒不敢言，却没有人敢公开质疑和挑战他。他的作风逐渐在军区内外形成了畏惧的气氛。邢仁甫目中无人，动辄以权力压人，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满或质疑，立即遭到排斥或打击。在他的管理下，冀鲁边军区内的工作作风变得极为腐败，许多官兵对他私底下的行为感到不满，但由于邢仁甫掌握着军区的生杀大权，所有人都只能忍气吞声。

黄骅的到来与内部矛盾

冀鲁边军区成立仅一个月后，黄骅被调任为副司令员。黄骅上任后，迅速投入到军区的各项工作中。作为副司令员，他认真了解军区的现状，走访各个部队，查看兵力部署和后勤情况。同时，他也很快注意到邢仁甫的个人作风和治军方式有不少问题。邢仁甫在军区内外独断专行，生活奢靡，与亲信宋魁玲一起大肆挥霍，甚至挪用公款。面对这样的现象，黄骅感到非常不满。

几次机会下，黄骅试图通过委婉的方式劝导邢仁甫，试图让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并且希望他能在军中树立起更好的榜样。黄骅的用意显而易见，他希望军区内部能够保持严明的纪律，以此来更好地抵御外敌。然而，邢仁甫并不接受这些善意的建议。相反，他对黄骅的规劝感到十分不耐烦，甚至开始怀疑黄骅的动机。

邢仁甫不仅没有改正自己的行为，反而在公开场合对黄骅进行了侮辱。他当着其他干部的面，称黄骅为“南蛮子”，暗示黄骅来自南方，难以理解北方的复杂局势，还贬低他在军中的地位和作用。邢仁甫的言辞充满了挑衅和不尊重，让在场的干部们都感到尴尬和不安。

不仅如此，邢仁甫还在私下里散布各种谣言，声称黄骅意图排挤地方干部，抢夺权力。他刻意挑拨黄骅与其他军中高层之间的关系，试图孤立黄骅，让他在军区内处于被动的局面。

调令的背后：邢仁甫的猜疑

1943年春天，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日益复杂和艰难，党中央为了提升干部的综合素质，决定安排一批在前线工作的高级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上级在此背景下做出了让邢仁甫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决定。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这样的机会是极为宝贵的。然而，当这一消息传达到邢仁甫耳中时，他的反应却与众不同。

他对这份调令表现出了明显的抵触和不满，甚至当场对前来传达命令的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快。他质问下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我调走？冀鲁边区这么大的摊子谁来管？”这些质问让下属们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能默默站在一旁，等待他的进一步指示。

邢仁甫随后开始在军区内外传播他对调令的不满情绪。他认为这是黄骅的阴谋，目的是为了剥夺他在冀鲁边军区的权力，将他“支走”。他认为，黄骅一直对他不满，借此机会将他调离前线，好独揽军区的大权。于是，邢仁甫私下里对许多人说道：“你们看，这不就是黄骅的手段吗？他就是想把我弄走，好自己掌控这里的一切。”

这种言论很快在军区内部传播开来，引发了不少议论。一些人对此表示怀疑，而另一些人则默默接受了邢仁甫的说法。毕竟，邢仁甫在冀鲁边区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许多人不愿轻易得罪他。

惊变：大赵村的突袭

1943年六月，冀鲁边军区的高层干部们齐聚在大赵村，这个位于冀鲁边区腹地的小村庄看似宁静，却因为这场会议而显得格外重要。会议室内，大家围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旁，桌子上铺着一张地图，标注着各个战略要地。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所有参会的人员都深知这次行动对整个抗日战局的重要性。

会议由军区政委王卓如主持，他站在桌旁，正详细讲解攻势的具体部署，指着地图上的标记，一边分析敌情，一边分派任务。坐在桌子正中的副司令员黄骅，也不时插话，与其他与会者讨论具体的作战细节。黄骅的脸上透着一丝疲惫，最近的工作让他几乎没有合过眼，但他依然认真倾听，时不时对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建议。

会议进行得紧张而有序，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讨论中，没有注意到外面天气的变化。突然，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阵寒风夹带着雨水灌了进来。几名身披蓑衣的人迅速闯入，他们的动作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黄骅还没来得及站起身，就听见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枪声。这几名武装分子从怀里掏出短枪，对着屋内的人疯狂扫射。桌上的地图被子弹击穿，瞬间鲜血四溅。会议室内的空气在短短几秒钟内变得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不断回响的枪声和子弹击中木板的钝响。

黄骅首当其冲，几乎是在瞬间中弹倒地，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鲜血迅速蔓延开来。坐在他旁边的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政治部锄奸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等几名军区高层也相继中枪，倒在血泊中。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十几秒钟，现场的惨状让人目不忍视。

突袭结束后，那些武装分子迅速撤离，留下满地的血迹和倒下的干部们。直到枪声停止了好几秒后，门外的警卫员才赶到现场，但为时已晚，黄骅等七名干部已经当场牺牲，还有多人身负重伤。

终为叛徒：邢仁甫的彻底倒台

在冀鲁边军区内，随着高层干部在大赵村的惨剧发生，整个军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安。许多军区内的干部和战士开始对当前的领导层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尤其是对邢仁甫的种种行为更是议论纷纷。

1943年7月，邢仁甫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不再试图挽回在军区内的局势，而是计划彻底逃离这片他曾经视为自己“天下”的土地。

他选择了一个深夜，悄悄安排车辆，将他和宋魁玲以及那几名心腹送出军区。他们沿着偏僻的小路前行，避开了所有的检查哨卡，赶往天津。

抵达天津后，邢仁甫立即与驻扎在那里的日本军队取得了联系。他通过以前的一些关系，成功与日本方面接触，表达了投靠的意愿。日本人对于这样一个曾在八路军中位高权重的人物前来投诚，自然是欣然接受。他们立即安排了接待，并为邢仁甫和他的随从提供了住所和生活保障。

邢仁甫的背叛行为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极为不光彩的一笔。曾经的他，作为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领导着成千上万的抗日战士，为抵御日军侵略作出了不少贡献。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却选择了逃避责任，背叛了自己的战友和信仰，投靠了敌人，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他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好过，此时的邢仁甫，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冀鲁边区呼风唤雨的司令员，而只是日本人手中的一枚棋子，被用来对付他曾经的战友和抗日军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下场也注定了不会好到哪里去。

参考资料：[1]回金田,张卫涛.黄骅,冀鲁大地真英雄[J].中国边防警察杂志,2015(9):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