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北京。
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一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中，斯诺无疑是与其友谊最深的一位朋友。
1936年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来到延安，对他和红军战士进行采访，《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外界宣传了真实客观的边区。“一个个冉冉升起即将照耀中国的红星”，客观上消弭了西方对国共意识形态分歧的担忧，增强了支援中国抗战的热情。
彼时的1960年，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床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方面更是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有一半农作物遭到部分或全部的毁坏，只是实行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饥荒。
于是，斯诺“不怀好意地”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而平时时空里，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
他就是曾经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领袖之一，有过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负责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等种种煊赫职位的张国焘。
长征途中在草地与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草地分裂到延安被贬，陕西黄帝陵脱逃到武汉叛变，后来接受国民党安排请陈独秀出山，接纳同是叛党的老部下何畏、朱德祟进入特务机关，与魏道明、郑学稼办理《创进》周刊，进行反动理论宣传，在香港与顾孟余以“第三势力”名号，创办《中国之声》杂志，直到最后加拿大撰写《我的回忆》，最终寂寥去世。
张国焘的一生，呈现出硬币截然相反的两面，落差之大，改变之深，到底是天生性格使然？还是后天环境逼迫？令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但对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还有西路军惨败，甚至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西安事变，往往在网络里被简单贴上“权斗”、“阴谋”、“站队”的标签。
其实读的史书越多，越觉得没有所谓的规律性，很多时候，历史的偶然性代替了必然性，人性代替了算计，而历史的魅力，往往也藏于这些细节之中。
没有天生的伟大光荣正确，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史那些伟大或卑劣的瞬间，有时更多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本书更是印证和加强了我的这个看法。
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我们首先梳理一下，红一和红四的组织架构和主要负责人（长征途中队伍变化大，减员改编时常有，这里主要列举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编制情况）。
以后发生的派系变化、力量对比乃至事业成败，都离不开这些人去推动。
红一方面军：（总部）总司令员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一军团（2个师、6个团）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团（4个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
五军团（3个团）总指挥董振堂，政治委员肖劲光
九军团（3个团）总指挥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红四方面军：（总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总参谋长倪志亮；总政治部主任刘士奇
第四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
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
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
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
曾今两支亲如兄弟、和则两利的部队，为什么会陷入分裂，使自己分别陷入险地？人们为什么会一方面斥责张国焘，另一方面又为四方面军、西路军鸣不平呢？
会师的偶然性
长征途中红一、红四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认为，毛泽东决定翻越夹金山是一次冒险，“他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
1984年，身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懋功）后，他们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也给当时的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现在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尽管双方各自知道对方的存在，会师也是组织的应有之义。但由于红一从中央苏区转移，红四从通南巴根据地转移，双方都在匆忙的行军途中，对方情况了解不多，也没有对会师的具体时间、地点乃至会师后的安排做出提前布置。
这就使得张国焘完全没有意识到，从他到达的那时起，中央领导人对他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他们感觉，张国焘不像是一个朝拜者，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
索尔兹伯里写道:“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泽东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一向高瞻远瞩的毛，心中产生某种担忧。当看到旁边的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显然他希望遏制这种苗头。
而在聚会讨论时，毛泽东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高论(这是毛泽东在饭桌上常见的话题)。博古这位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中央领导向来之间的坦诚，却让张国焘错误的感觉到了某种机会。
这也从侧面反应出，当时双方并未提前怀有戒备，互相留给了对方些许“破绽”，但由于互相缺乏更深一步了解，产生了些许形式上的隔阂。
实力对比
聚会后，为了摸中央的底，张国焘特地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故意往多里说:有三万(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态说:我们有八万。
也许就在那时，坐拥八万多人马的张国焘，心里就种下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种子。此时虽然都是退出根据地，进行转移，但张国焘的队伍人数、装备、士气均大大高于中央红军。
我们查找比对一下红一、红四各时期人数对比，以此来揣摩当时张国焘、周恩来此番对话时的复杂心态，已经双方在不同时期的决策考量。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人数为8.6万；
过湘江后，红军损失过半，仅剩3万；
1935年4月渡过金沙江后，剩余2.4万；
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候降至1.8万；
过草地到达哈达铺时1.4万人；
20天后，红军到达陕北，长征结束时约7200人。
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人数8-9万。加上随行的党政机关、医院和工厂职工，总计约10万人。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宁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失败，重新北上后），剩下3.81万人。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留下的部队并最终到达陕北的，人数约在1.2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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