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检察权归属问题，历来是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其争议之烈，既源于检察院法律地位的举足轻重，也因其在不同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宪治体制中的坐标变化而常议常新。在我国，检察权的定性直接关乎检察院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深度，更与“法治中国建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治的未来紧密相连。学者主张，检察体制改革需从法治原则、管理方式、检察官制度及分类管理四方面入手，以回应检察权双重性的特质。实践证明，检察权的定性是人民检察院制度之基，引领着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及职能活动的每一步。 “司法权说”力图将检察权纳入司法权范畴，旨在保障其独立运行，实现对其他权力有效制衡。然而，此观点在逻辑上有所偏颇，它忽视了司法权同样需接受监督的事实，而检察权本身即蕴含监督职能，致使监督与被监督的概念混淆。并且，将独立行使作为检察权归属司法权的依据显得单薄，因为所有权力理应独立行使，这与权力受监督的原则并不相悖。另外，检察权在实践中主要对司法裁判权及行政权进行制衡，对立法权的监督则较为有限，毕竟立法权由全国人大这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尽管“司法权说”存在不足，但它对检察权“独立行使”与“监督”功能的强调仍具有积极意义。 “行政权说”试图通过将检察权归类为行政权来明确检察院的职能，特别是强调公诉职能的核心地位。然而，该‬观点过于狭隘，忽略了公诉只是检察院众多职能中的一项，并不能全面反映其权力性质。将公诉权等同于行政权，不仅忽视了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两头监督”的重要角色——即对侦查和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还未能准确把握公诉权与监督权的层级关系。事实上，公诉权应被视为监督权的一种具体体现，其核心在于服务并强化法律监督的职能。检察院行使公诉权，本质上是对法律实施的一种监督方式，这一点在其能够对刑事判决提起抗诉、对提请起诉意见书进行审查等行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双重性说”主张检察权兼具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这一观点基于实践考量。然而，司法权与行政权作为两种并列的权力类型，“双重性说”实际上将检察院置于既是司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的尴尬境地。若检察权本质上是一种监督权，那么该学说便隐含了监督权与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逻辑混乱或概念模糊。当行政权成为监督或“检察”的对象时，将监督权与被监督权、检察权与被检察权混为一谈或视为等同，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检察权被赋予公诉与监督的双重属性，这不仅与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相悖，与法治社会的目标不相容，而且在实践中也缺乏合理性，全球范围内也未见成功先例。 “法律监督说”以《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关于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为基石，旨在构建一个能够兼容并蓄检察机关多种职能的理论框架。此学说紧密围绕法律规定，对检察院的权力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且展现出对检察机关未来职能发展的深刻预见。然而，该学说在阐述“多种职能”时，对其性质是否同一未作明确区分，可能导致其滑向更为复杂的“双重属性说”或“多重属性说”，从而陷入逻辑上的自我矛盾。此外，“法律监督说”中“法律”一词的具体范畴，以及“监督”行为所处的具体语境——是司法系统内还是系统外，也均未得到清晰界定，为学说留下了待解之谜。 上述‬关于检察院权力性质的学说探讨中，“双重性说”以其模糊甚至缺失的立场显得尤为不足取；“司法权说”与“行政权说”则因错误地将监督权与被监督权混为一谈而位居其次。尽管“法律监督权说”紧密贴合《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明文规定与检察院的根本宗旨，但仍留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有学者尝试将“司法权说”的合理内核融入“法律监督权说”，旨在构建一个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全面的检察院权力归属理论。然而，这种尝试虽看似全面覆盖，实则未能深刻触及宪法层面检察院的核心本质，有流于表面之嫌。那么，究竟应如何准确定性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呢？ 对人民检察院的权力进行重新定性，是深化法治实践的关键一环。从“两法衔接”的细致考察，到“公益诉讼”的深入探索，再到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刻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其监督性质。它不仅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桥梁，更是公益维护的坚强后盾。在此基础上，将检察权明确定义为“司法监察权”，既厘清了其与真正司法权的界限，又强化了法治监督体系。此外，将监察委的职务犯罪调查权纳入检察院的“司法监察权”范畴，不仅体现了法治的普遍性和权威性，更有助于检察机关摆脱重诉讼、轻监督的传统束缚，真正发挥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要作用，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