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宋宝道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党工作，后因叛徒出卖关押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已被圈定执行枪决，但尚未执行，上海就解放了。事后他进入公安局工作，担任刑侦队指导员。宋宝道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当年在法捕房当看守员时，就跟外国人掌管的捕房打过交道，跟着外国人办过一些案件吗，知道外国人的办案技术，间接地积累了不少刑事侦查经验。
这时的专案组已有七名成员，七个人在分析案情后，宋宝道与榆提篮桥分局副主任贺德祥对于案犯看法恰恰相反，宋宝道认为三女盗很可能是王八妹匪帮成员。
宋宝道持此观点，主要原因原因有两点：第一，三女盗都持枪，据唐文章、谭介锦二苦主陈述，其架势完全就是受过专业训练，对手枪并不生疏，试想，上海滩能玩枪的女人有几个？除了职业军人之外，也就王八妹那伙人了，第二就是，根据从市局政保处获得的最新情报显示，王八妹已于5月8日被国民党方面任命为“国民政府浙江省平湖县县长”。“县府”设在海岛上。
在宋宝道看来，王八妹匪帮一伙对上海的很熟稔，王八妹必然会急于在上海布设密点，而且不止一两个。所以，连续作案两起的三女盗应该是王八妹的部属，赶在上海解放伊始的当儿就急不可待地作案，既是有筹措活动经费意思，也有是趁机制造混乱的情况。
至于说三个女匪徒肤色白皙，可能因为三女盗以前就是王八妹安插在上海滩的“地下人员”，她们长期生活在都市，所以有此肤色，至于那方“巾帼团”的丝帕，应该是出于混淆侦查视线的考虑，案犯故意这么干，就是为了制造混乱、扰乱人心。
宋宝道这个主任与副主任贺德祥意见分歧巨大，衣福根、龚滔是旧警察，不敢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而隶属于宋宝道一方的杨瀛君、许仁俊，祝耀辉都是新警察，他们都敢于充分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贺德祥就明显处于劣势了。最后由组长宋宝道定下了侦查方向：从调查王八妹在上海的密点着手。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宋宝道分析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调查王八妹必然是无功而返。
这次调查王八妹的关系网，宋宝道采取的方式是很特别，先派刑警分赴全上海市三十个分局的看守所，直接向看守所索阅人犯登记材料，并由此判断是否跟浦东方面的土匪强盗有关系，然后再向看守员了解在押人犯中是否有比较有名的匪盗，如有的话，立刻讯问，不问别的，单问是否认识王八妹，是否与其打过交道。经过三天的梳理，专案组手里已经有了一张王八妹在上海滩的关系图。
三天后吗，专案组开会商议分工调查事宜，宋宝道在会上表示，经调查一共有三百二十三名对象需要调查，刚说到这里，分局值班领导打来电话，意思就是市局政保处的指示，要求专案组立刻停止有关王八妹匪帮线索的调查。专案组刑警一听感到奇怪，但上既然要求也只能放弃，宋宝道后来才知道，他们专案组的调查妨碍了政保同志正在进行的对王八妹匪帮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只能另外再想办法。
当下，专案组又重新分析案情，梳理线索，最后总算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个线索，不管案犯是王八妹匪帮成员或者是来自其他方面的什么人，她们作案两起，收获颇丰，堪称一抢一个准。那她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受害者唐文章、谭介锦家中肯定有钱的信息的呢？
这于问题，贺德祥等三刑警也讨论过，而且还指派刑警龚滔去向受害者唐文章做过了解，于是就牵涉到一个人，就是给唐文章治疗梅毒的西医汪某，此人了解唐文章的经济状况，又清楚地知道5月27日傍晚唐文章从其诊所离开后直接回家，会不会是他向无意或有意女盗透露了这个信息，甚至他就是女盗的同伙？
宋宝道听完龚滔陈述之后表示，要认定汪某是同伙关键在于另一个受害者谭介锦的信息被透露是否跟汪某有关，决定次日派员走访谭介锦，另外，还需要再次向唐文章了解其财产、家庭信息可能被泄露的其他渠道。
6月3日，两拨刑警分别走访受害者唐文章、谭介锦。贺德祥、衣福根、龚滔三人跟唐文章谈了将近两小时，但未能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唐文章说关于他的财产情况，别的不说，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明摆着的。还有那口家用保险箱，当初买回来时，搬场公司的工人从车上卸下来，当场就引起围观人群的一阵惊呼，毕竟在上海滩拥有私人保险箱的属于凤毛麟角。
唐文章对警方表示：他个人私交自抗战后就少了，待到老婆死后，那就更少了。再者他所交的朋友都是世家子弟，自身经济条件都很好，人的素质也高，从来不跟黑道匪帮打交道，他个人认为不会跟案子有关系，他认识那些朋友都知道他将重要物品存放于银行保管库，只要他们向女盗露点儿口风，5月27日那天，女盗必定会逼着他交出银行保管箱密码，连夜去银行把东西拿出来。那可就不是损失二十六两黄金和几件首饰的事了。
另一拨刑警，提篮桥分局的杨瀛君、许仁俊、祝耀辉去走访谭介锦。谭介锦性格比较内向，木讷。遭此不幸，加上他平时就凶悍如虎的妻子的河东狮吼，已经吓得病倒了，每日必须服用大量的中西药物。刑警登门时，就不宜作深入交谈。也就不过二十来分钟，刑警就告辞而出。
三刑警商量，总不能得白跑一趟吧，谭介锦既然谈不出什么，那就找他的属下聊聊，三人于是就去了厂部办公室，那里只有会计孙先生一个人在，刑警跟他聊了几句闲话，把话题转到了谭老板遭绑架这件事上，说孙先生你对此有什么高见？孙先生缓缓摇头，嘴里吐出四个字：“不大好说！”
这就是说，他对此是有看法的，只不过有顾虑不便吐露。这下，刑警来了劲，盯着对方追问，还反复表态肯定会保密，总算把他说动，终于说出一个名字来——杜登高。
杜登高就是谭介锦的保镖“和尚阿四”。据孙先生介绍，杜登高自幼父母双亡，流浪要饭为生，十二岁去了少林寺，待了五年，学得一些武功。后来当过兵，负伤后离开军队。之后是怎么混的就不清楚了，只知道抗战胜利后他受雇于谭老板，做起了保镖。据他自己说，老板是从南市一家国术馆当教头的他给聘来的。
刑警问孙先生：“您老认为杜登高这个人怎么样？”
孙先生跟谭介锦是亲戚，按辈分谭介锦该唤其表舅，要不然，谭介锦也不会让他当会计，他在听说谭介锦说起过被劫的详细过程，对女盗报出双枪王八妹的名头之举印象犹为深刻，当下就说：“刚才我说过，这个杜登高的出生地在金山卫，如果我没有记错，双枪王八妹也是金山人氏，出生在金山卫。”
三刑警一怔，立即意识到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于是就问孙先生对杜登高是否有怀疑。后者说，杜登高在谭介锦出事前的两三天里曾经出去过几次，虽然时间不长，每次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过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为此还被老板娘说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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