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李贝空出身不错，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大夫，而且属于名医。在这种情况下，李贝空自然也就继承祖业做了一名郎中，十七岁开始独立行医，在他二十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上海的公共租界的“西医医士速成学校”培训，三年后又去日本留学，专攻西医。回国后重新行医，就给自己打出广告就是：“学贯中西二道，西中双术齐施”。虽然牌子叫的挺响，但由于个人能力不行，所以生意并不好。
不久，抗战爆发，李贝空就关闭了医馆当了军医，在部队一直待到抗战胜利，退役的时候已经是中校军衔了。他回到上海后，通过朋友做了几笔投机生意，十足赚了一票，然后以此为资金，做起了西药进出口生意大大地赚了一笔，不久后又娶了个富家女做老婆，身价顿时不菲。
可不过一年多以后，其妻就因车祸瘫痪。家庭遭此一劫，以往的生活轨迹发生了逆转，李贝空没有抛弃妻子，而是请了佣人、保姆各一照料病妻，自己在外面结交了几个女人，这不过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罢了，而那天他在“第聂伯旅馆”幽会的张凤琴就是其中之一。哪知，跟张凤琴开房间幽会后却意外遇到抢劫，不但损失了手表、戒指等财物，还被迫开出了三千万元的支票。以当时的物价，三千万元可以在市区购置一幢两上两下的普通民居，如果不买房，开一家布店或米行也绰绰有余。所以，李贝空可谓是损失是颇惨重的。但值得庆幸的事，女匪没有拿走提货单！
这张提货单上所列的商品，如果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大约可值上百两黄金。那是什么商品呢？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本文开头已经交代过，那个时代，由于战争的原因，盘尼西林十分紧俏，而李贝空则属于上海滩极少数有渠道从海外直接购得盘尼西林的西药掮客之一。这张提货单上的盘尼西林，就是他在上海解放前两天委托一位逃离大陆的朋友在香港代购的。先前李贝空遭抢劫时，最担心的就是女盗把提货单拿走，没想到对方拿出单子只扫溜了一眼，就扔在一边了。这也是他那么爽快地按照女盗的意思开具三千万元支票的原因，当时他只想她们三位赶快离开。
宋宝道听完李贝空陈述之后，就问他：“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有什么仇家？”
在李贝空表示否认之后，宋宝道就问他，你平常还去妓院吗？”
李贝空的神情有点儿尴尬：“这个……曾经有过。”而且还是瞒着妻子。（1952年上海才彻底取缔妓院）
这里必须提一句，宋宝道的思路已经触及了破案的核心，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事后专案组开案情分析会，都一致认定巾帼团”行为实在是过于猖獗，在十二天内连续作案三起，无疑是挑战警方的威信，而其成功的原因除了胆大妄为、精心策划之外，关键在于三人是如何跟能够掌握受害者的财产情况的，又是如何掌控受害人的和行动轨迹的。还有就是三个受害者互不相识，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她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这三个人的准确信息的？
开会讨论到这里，于是再往下推论，三个受害人各自有亲朋好友、人际关系，如果把他们的每个关系划一条延伸出去的直线，要是这些直线互不接触，“巾帼团”方面就不可能获取三人的相关信息。而眼下发生的案件证明“巾帼团”也确实获得了三个受害人的相关信息，这也只能有一种解释：唐文章、谭介锦和李贝空肯定有某个相同的社会关系，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社会关系跟另外二位也相识，“巾帼团”方面呢，恰恰跟那个社会关系熟识，于是就顺利获取了那三人的信息——包括财产情况和行动轨迹。
理清了这一点，专案组认为女盗特地制作了“巾帼团”的人造丝帕作为她们这个犯罪团伙的旗号，作案目标绝对不会仅限于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三人，而是应该有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她们的作案目标。因此，警方必须迅速侦破该系列案，否则，还不知“巾帼团”会作下什么样的惊天大案，于是专案组立刻作出决定，分头走访三个苦主，详细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
就在刑警预备就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的时候，警方从“大众盒厂”一个工人那里获得一条重要信息：这个员工偶然在马路上看见那天抢劫盒厂老板谭介锦的三个女盗中的一个！
因为当时谭介锦那天在三角地菜场遭遇女盗，被迫就范，乖乖随着她们返回家中，命保镖“和尚阿四”把那口家用保险箱搬上了车。事后，刑警曾向路人、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盒厂员工了解情况，可是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可二次调查的时候，却发现了重要信息。
具体来说就是，“大众盒厂”的女工陈引娣当时就在三角地菜场买菜，距谭介锦上当受骗的现场也就十几米，目睹了谭老板菩萨心肠做好事让那三个女人上车前往医院的一幕。不过，陈引娣当时看过也就算了，没往心里去，但因为当时调查的时候，她请假在家也就错过了问询。
等再上班听见几个女工在议论老板遭劫之事，这才知道那天她见到的那三个美貌女子原来是强盗，还是双枪王八妹身边的卫士这下，就引发了陈引娣对该案的关注，原本早已遗忘的一幕又重新出现在眼前。她把那三个女强盗的面孔一个个在脑子里过滤，隐约觉得其中有一位似曾相识。但又拿不准，也就没有向警方报告。
可巧的是，6月7日早晨，陈引娣坐车往提篮桥区的“大众盒厂”上班途中，经过四川中路时，在电车上注意到有个身穿天蓝色镶白边连衣裙的女子从人行道上走过，面容酷似那三个女强盗中的一个。陈引娣顾不上上班了，中途下车想瞅个明白。下车后在距离那个女子五六十米远距离的时候，那个女子又上了一辆电车就不见了。
直到这个时候，陈引娣才决定把此事向公安局报告。因为根据她的观察，该女子手里提着一只买菜用的竹篮子的称，据此可以认定她应是住在附近的。 接到陈引娣的报告后，专案组正副组长宋宝道、贺德祥交换了意见，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当下便决定全体出动，到四川中路那边去调查。在四川中路派出所的配合下，经过一天多的走访，终于查到了那个穿天蓝色连衣裙提“杭州篮”的女子。也因为此事，上海公安局把陈引娣招募到公安局当了刑警。
经查，此女名叫车文艳，二十七岁，浦东南汇县惠南镇人氏，九年前嫁到上海，是个有三个子女的全职太太。老公是赵黎明是国民党海军上海枪械修造所的工程师，已经到了台湾。既然赵黎明在枪械修造所上班，是很容易搞到手枪的，难道“巾帼团”女盗使用的左轮、勃朗宁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搞到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先对车文艳秘密监视，并调出她在原国民党警察局户口档案中留下的照片，请三个受害人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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